《新村路》乡村史记的文体探索及其社会意义

                                    谢连波

     余伟文的散文集《新村路》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拜读后最分明的感觉是：这是壮举, 亦是创举。谓之壮举, 伟文以七年时间, 走村进巷, 约以平均两个月的时间写好一篇“村史”, 至今数量足可称一批。在我印象中在从化乃至广州地区（甚至广东）是绝无仅有的, 只有如此痴迷于文学和热爱挖掘整理并保护乡村古老传统文化的他才做到。而谓之创举, 是以“乡村史记”进行文体写作探索。

这探索, 就是跨文体写作。所谓跨文体写作, 指的是在一个作品里, 运用多种体裁手法。伟文说, 他以小说手法写散文, 以散文手法写乡史, 而所谓的乡史又夹杂了更多志体成分。故听说有读者朋友说是“四不像”：不像散文不像小说不像史亦不像志。

      伟文的跨文体写作, 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跨越。初涉文学, 他说: 在我眼里, 文字如泥, 写文章可以搓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状。” 到写乡史时, 升华了：“把口述历史化作从化乡村史记的散文表达。”

      其实, 跨文体写作古已有之。如司马迁的《史记》。它是史传文体, 但包含了散文小说等多种文类质素。细读从化乡村史记, 亦不难发现其中的多种文类质素。且看《新村路》这篇, 此文的选材是典型的散文题材：童年的生活记忆。鲁迅就有极著名的同类作品《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或许伟文是受鲁迅此文的启发写下此文。《新村路》有这样的描述：30年前的新村路如同我的童年般的野性…拍纸牌斗蜗牛弹波子等五花八门的玩意儿是小伙伴们的乐子。然后是具体叙说如何玩。这是散文类质素。以下这段描写又具有小说质素: “小可怜”看着我手中的王牌, 便偷偷对我说:“哥, 咱们到外面比去。”于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瞒着章妈妈偷偷走出三角洋楼。此文是作者书写自己最熟识的生活和最深刻的记忆, 我以为全书中是较好的一篇。

      而史体和志体类质素在其它乡史类散文中显而易见。所谓史, 是后人写的( 所记之人之事均作古) ，作者可对人物和事件作评论。所谓志, 是当代人写的, 对所记人事物不作评论，多作资料供参巧指导用。以此来看,“从乡史” 跨两类文体写作。书中, 史类记述甚多, 多见于所记乡村的祠堂描述和宗族的源流、迁徙和发展 。因各篇都有在此就不举例说明了。而志的质素最明显的是《银林》。有一段落文中写道: 祠堂无名, 最大特色是建成文化室, 房间各处挂滿诗书画条幅, 充滿文化气息。这有赖于叶宅人书法家叶劲儿的大力推动。叶老师12岁自学书法…其家族有“一门五代书法家” 的传奇。而《走马夫》这篇, 又像是传奇故事和神话小说, 而其中又有古老的历史记述和现代史的述说。

       跨文体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流行一时, 也曾留下一些好作品,因其张大文体的自由，使表达更为准确、丰富，激活文学的各种可能性。去年起文坛似乎又重拾此话题。但是，任何打破边界的写作, 都有“时度效” 的限制，一定是出于该文本的内在需要, 才算是成功的写作, 也才能写出佳作美文。

伟文的“从乡史”（专指《新村路》第三卷而言）这一特定题材, 跨文体写作我以为非常合式, 是一种量体裁衣, 非这样写则不能写出乡村的历史原貌、乡村的现实状态和当下乡村的生命质感，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必然选择。完全可以说, 选择写乡史并以跨文体创作是伟文壮举中的创举！

       但必须指出的是, 也有专家并不十分看好跨文体写作的前景。比喻时代前进, 分工也越来越细，校车就已剥离学校独立有专门车队; 美团外卖也剥离饮食店; 书画协会也分离为书法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同样, 文学的几个重要文体的形式和固定，是经过几百年实践产生的，想改变它们不容易, 即便改变了也是转基因的改造，后果不好预料。

       “从化乡村史记”的社会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在当前乡村古文化和优良传统文化在新旧时代交替可能大量流失和洇灭的关键时日, 在中央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深入乡村调查研究，收集大量资料进行文学创作, 既可向我们提供文学佳作，促进当前文学发展，更为我们提供乡村古往今来宏大完整的风貌,为乡村树碑为小人物立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