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
高丽国号是高句丽的简称[5]高丽经阿拉伯人介绍,为西方世界所知。朝鲜半岛国家的外文名,如英文名“Korea”就是高丽罗马拼音“Goryeo”的变形。[6]在一些场合,高丽国号前会冠中国名号,如“有唐高丽国”[a]“有晋高丽国”[b]“有(大)宋高丽国”[c]“有(大)元高丽国”[d]等,但臣事辽、金时则无此习惯,单称高丽国。[4]
历史沿革
早期历史
建国
9世纪以后,新罗国日益腐朽,再加上贵族及农民起义,国家统治机构趋向衰落,地方封建集团乘机扩张势力范围。公元900年,新罗海防军裨将甄萱在完山州(今全罗北道全州)割地自立,建立后百济国。 901年,新罗王族弓裔在铁圆(今江原道铁原)成立以复兴高句丽为目的的后高句丽政权。朝鲜半岛形成新罗、后百济和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后三国”。[1]
918年,王建推翻弓裔,改国号为“高丽”,年号“天授”,次年迁都至松岳(开城)。后百济与新罗两国都纷纷遣使到高丽与其建交。920年,后百济攻打新罗,高丽派兵救援,后百济因此与高丽断交,并于924年和925年两次攻打高丽,双方后相互以亲戚为人质议和。926年,后百济王甄萱的外甥作为人质在高丽病故。甄萱以为他的外甥是被高丽所杀,于是杀死了高丽在后百济的人质,高丽太祖王建的堂弟。927年,高丽联合新罗向后百济发动大战。同年9月,后百济攻陷新罗国都庆州,逼迫新罗景哀王自杀,并立金傅为王(即敬顺王)。931年,高丽太祖王建赴新罗,与金傅商议征讨后百济。934年,高丽太祖大败后百济后,后百济内乱,甄萱的儿子为争夺王位将其囚禁于金山寺。后来,甄萱从金山寺脱逃后归顺高丽。935年,敬顺王主动将新罗江山让给太祖王建,并娶王建长女为妻,成为高丽驸马。936年9月,高丽灭后百济 ,实现朝鲜半岛统一。[1][11]
豪族联合
王建出身于松岳豪族,构成其政权基础的是以今平山、江华和汉江流域一带的军镇势力和西海岸海上豪强势力集团。所以,王建建立高丽政权后,即推行联合地方豪强势力的政策,以巩固其统治基础。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为了稳定人心,王建对归附的原后百济、新罗以及渤海贵族授予高级爵位和官阶,以笼络这些豪强贵族。其次,沿袭新罗王朝的制度和文化,以不触动豪强贵族的利益。太祖建国初,全盘模仿泰封国政治体制和新罗制度,不分文武,官阶由九等级扩大为十六等级。此外,太祖还采取与豪强贵族联姻政策,以稳定和扩大其统治基础。[1]
高丽统一后,如何对待各地分裂割据的豪强贵族势力,成为困扰中央王权最大的问题。王建一方面鼓励地方贵族移居开京,另一方面重建从前的高句丽国都平壤,将其命名为西京,又高丽王室独占。[1]
中央集权
等到王建死后,945年,外戚王规发动叛乱,惠宗死,定宗即位。定宗为了摆脱豪强的牵制,曾一度想迁都西京。直到光宗即位后,光宗推行强化王权的措施,后经过光宗、景宗及成宗等几代的努力,终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些措施主要有:光宗时期,颁布“奴婢按检法”,实行科举制度,制定百官官服;景宗施行“田柴科制”;成宗仿照唐宋实行三省六部制,同时设置十二牧,开始向地方派遣流官,经济上实行《奴婢还贱法》,进一步释放奴婢,并实行劝农政策,以增加农业生产,文化上设立国子监,实行“以儒治国”的方针。[1]
辽丽战争
成宗十二年(993),契丹辽派80万大军攻打高丽,即为辽丽第一次大战。80万契丹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西北部,尽管高丽军队将契丹大军阻挡在清川江,但双方实力悬殊。高丽大将徐熙察觉辽只想让高丽臣服而非为扩张领土而来,于是劝成宗与辽议和。经过谈判,辽将鸭绿江左岸女真之地让给高丽,高丽与宋断交,奉辽为正朔,使用辽的年号统和。[11]
1009年,高丽发生康兆政变。高丽将军康肇杀死高丽穆宗,拥立王询为王,是为显宗。辽圣宗耶律隆绪以为穆宗报仇为由,趁机率40万契丹大军攻打高丽,这就是辽丽第二次大战。辽的入侵遭到高丽顽强抵抗,但最终辽攻克高丽开京,并放火焚烧了开京。不过显宗早已南下。由于后方兴化、龟州、通州和西京的高丽军民仍在奋力反击辽军,耶律隆绪无力南下追杀显宗,于1月11日撤兵。后退之时,高丽趁势反攻,给予契丹沉重打击。[11]
1018年发生了第三次辽丽大战,契丹派10万大军进攻高丽,高丽获胜。双方议和,高丽继续向契丹称臣纳贡。1022年,辽册封显宗为高丽国王,送食邑万户、食实封千户,以及很多礼品。1029年,兴辽国谋求联合高丽攻打契丹。高丽并未响应。1031年,显宗和辽圣宗相继去世。1033到1044年,高丽德宗下令在朝鲜半岛北部修建千里长城。[11]
中期历史
中期繁荣
辽圣宗耶律隆绪去世后,辽国开始逐渐走向衰落。高丽文宗时期,宋辽两国实力相当,两国未发生战乱,辽、宋、高丽三国和平相处,高丽同时与辽和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071年,高丽与宋恢复了高丽契丹战争后中断的外交关系。文宗统治前后,高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出现繁荣复兴的局面。[12]
女真崛起
肃宗时期,女真族被完颜部统一,实力增强,与高丽发生摩擦,并最终入侵高丽。高丽肃宗动员高丽境内所有的士兵上阵抵抗侵略,但却不敌入侵的女真。1107年,尹瓘率领一支1万7千人的重组部队攻打女真并最终取胜,胜利后尹瓘在朝鲜半岛东北部修建了9座城堡。但因不堪女真的反扑与骚扰,1108年,高丽睿宗下令尹瓘撤兵并归还九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金和高丽以兄弟相称,高丽占领保州。不久,金灭辽,高丽向金朝称臣。[11]
李资谦之乱
高丽仁宗即位之初,正值高丽外戚当道之时。自高丽文宗中书令李子渊将三个女儿都嫁与文宗为妃后,李氏家族7代,在80多年的时间里,权倾高丽朝野。1122年,李子渊之孙李资谦拥立其外孙睿宗之子王楷为王(即高丽仁宗),并逼迫仁宗娶其三女和四女为后妃。仁宗因为李资谦及其同党拓俊京常年把持朝政而对李资谦记恨已久。1126年,仁宗近臣密谋要诛杀拓俊京的弟弟和儿子,试图以此剪除李资谦势力。结果李资谦和拓俊京先发制人,趁机发动叛乱,火烧王宫,杀死仁宗亲信,逼迫仁宗将王位让给李资谦。但由于高丽大臣们的反对,李资谦并未得逞。之后,李资谦企图投毒杀死仁宗,但由于仁宗王妃的保护,也未成功。此后,李资谦与拓俊京二人之间出现矛盾。于是,仁宗趁机拉拢拓俊京,离间二人,最后,成功铲除李资谦势力,并将李资谦流配至全罗道灵光。数个月后,李资谦病死于流配地。1127年,拓俊京被流配至岩堕岛(现今智岛)。至此,李、拓余党完全被清除。李资谦之乱,标志着高丽贵族官僚政治开始瓦解,成为武臣政治和社会动乱的开始。[1]
妙清之乱
由于李资谦之乱,开京残破,西京的官僚贵族试图趁机掌控朝政。在郑知常的引荐下,西京出身的术僧妙清以风水地理说迷惑仁宗,深得仁宗信任。妙清向仁宗奏言:开京王气已尽,只有迁都西京,称帝建元,才能复兴王室,并使周边三十六国归附,取得与宋朝和大金国对等的地位。妙清还激烈反对李资谦、拓俊京等向金国朝贡的事大外交政策,主张征伐金国。于是,1128年,仁宗在西京平壤的林原驿建造大花宫,以为迁都计。但是,迁都的主张遭到开京的贵族大臣强烈反对。妙清便在西京起兵发动叛乱,自立国号“大为”,年号“天开”。1135年,仁宗命金富轼率军讨伐西京叛军,西京叛军将领赵匡见情形不妙,便派西京官僚尹瞻携妙清和叛军将领柳喦等人的首级往金富轼军营以表示降服。但是,金富轼拒绝其投降,继续率军围攻西京。赵匡等虽然力竭抵抗,但寡不敌众。1136年,西京城被开京官军攻破,赵匡自焚死。妙清之乱旋即平定。[1]
武臣之乱
高丽王朝奉行文治主义,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武官僚待遇差别极大。尤其是毅宗时,文臣骄横跋扈,武臣只能充当文官大臣的扈从,因而激起武官的极大不满。1170年,以郑仲夫为首及李高、李义方等武将调集巡检军在普贤院设伏,发动政变,杀死了韩赖、林宗植、李复基等扈从文臣官僚,并挟持毅宗返回开京王官,大肆诛杀在王宫的文臣贵族。后流放毅宗于巨济岛,拥立毅宗之弟翼阳公皓即位,是为明宗。史称庚寅之乱,又称郑仲夫之乱。[1]
执政以后的郑仲夫一派武臣实行所谓维新政治,废弃对武臣的不平等待遇,并实行武臣专政,而参与政变的武将由初期的争权夺利进而互相诛杀。1172年,权力完全被郑仲夫一派武臣把持。郑仲夫担任参知政事、门下侍中,其族党遍布内外要职,引起了其他武臣集团的嫉恨。1179年,青年将军庆大升诛杀郑仲夫及其党羽,并由百名勇士组成所谓“都房”。不久,庆大升病死,武臣李义旼趁机把持朝政。1196年,将军崔忠献与其胞弟崔忠粹发动政变,杀死李义旼。不久崔氏兄弟自相残杀,崔忠粹为崔忠献所杀。崔忠献对武臣政权建立以来混乱的社会进行收拾,延续了高丽王朝的门阀观念,提举了寺院势力,镇压农民和奴婢的叛乱,维持了政权的稳定。[1]
后期历史
蒙古入侵
1231年,蒙古进攻高丽。蒙古打到了朝鲜半岛中部,洪福源率群众投降,高丽王弟怀安公王降,蒙古军暂时撤出高丽。1232年,高丽王杀死开城驻守的达鲁花赤等72人,从松都(今开城)迁往江华岛,以防卫蒙古的再次入侵。得知此事后,蒙古立即第二次攻高丽。这次蒙古一直打到朝鲜半岛的南端,不过蒙古却无法攻占江华岛,在现在的光州附近败北。之后,双方在数年里经过了多次战争,但蒙古都没有攻下江华岛。直到1259年,高丽世子王倎在汴梁等候北归争夺汗位的忽必烈,忽必烈礼遇王倎,并将其遣回高丽继承王位。忽必烈也借此事改变了元丽之间的关系,确立宗藩关系,高丽最后同意了“永为东藩”、履行国王亲朝、子弟为人质等藩属国“六事”。[1]
蒙元干涉
由于元丽宗藩关系的建立,尤其是元朝推行与高丽联姻的政策,即高丽忠烈王以后,历代国王都必须娶蒙古公主为后,高丽国王同时又是元朝的驸马。在元朝干涉高丽内政的时代,高丽也深受元朝之害。元朝通过设立各种各样的名目,要求高丽进贡大量的金银、苎麻、瓷器以及人参、肉豆蔻、熊皮、虎皮、鹰等一切的名贵物品。随着元朝势力的强大,趋炎附势者也逐渐出现。其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蒙语翻译出身的赵仁规起始的平壤赵氏家族,以及从鹰房(即衙门中饲养鹰的部门)出头的尹秀起始的漆原尹氏家族。这一时期,高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都陷人了一片混乱。频繁的王位更替使得国王的地位变得十分不稳固,也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攀附元朝的势力和大地主家族对土地的肆意掠夺、赋税制度的混乱、国家的财政困难和农民的贫穷化等都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严重。[1]
然而,因为元朝的国力十分强大,高丽又不能拒绝元朝的要求,独立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且,连希望推行这样的政策的政治势力都无法形成。虽然忠宣王、忠肃王、忠穆王为了解决社会的矛盾而相继推行了政治改革,但在元朝影响力如日中天的严峻形势下,这样的政治改革想要达到其原本目的也是不可能的。[1]
反元政策
进入14世纪后,北方的蒙古民族由于受到了汉族的强烈抵抗,其实力也不断地衰退。这样一来,元对高丽的干涉也渐渐变弱,依存于元的一部分家族的势力也衰弱了下去。恭愍王五年(1356年),根据元朝势力衰弱的政局变动和东北亚大陆情势的变化,恭愍王开始进行反元自主改革,包括废除辫发、胡服等蒙古习俗,并从根本上否定元的干涉,对以奇辙为首的权谦、卢疏等高丽亲元势力加以处罚,并废止了其掌管的征东行省理问所的权力。但是,伴随着恭憋王八年(1359年)和十年(1361年)两度的红巾军入侵及倭寇的屡次来犯,高丽遭受到外来军事威胁,无法继续实行自主反元政策。因为高丽必须谋求元的援助,以对付人侵的外来势力。因此,恭愍王一方面派使节对元朝显示出友好的姿态,另一方面也加紧复活征东行省。这样反元自主政策被迫中止。[1]
此后,恭愍王再次尝试了防止外敌人侵、逐步恢复安定的改革,在重用辛盹、削弱武将势力、改革内政的同时,也强化了王权。辛盹设置田民并正都监,采取了开京15日、地方40日之内自发申报从别人那儿掠夺来的土地等强硬措施。这些措施收到了极大欢迎。他重建了最高学府成均馆,积极拉拢支持新进士大夫的势力。恭愍王十九年(1370年)派李成桂和池龙寿攻打辽阳、沈阳地区,并使当地的高丽移民回到本国。但是,恭愍王二十年(1371年),由于辛盹受到反对势力的攻击而被放逐到水原,田民并正都监及改革的运行都失去了原动力。此后,恭愍王在国内外不安定的状况下被崔万生、洪伦等发动政变杀害。[1]
高丽灭亡
恭愍王被暗杀之后,年仅10岁的王禑即位,但实际上,朝政掌握在李仁任及其党羽手中。1388年,崔莹与王禑达成协议,肃清手握权力的林坚味、庆兴邦一派,流放李仁任。这时,李成桂参与了崔莹的肃清行动。后来,李成桂和崔莹发生分歧。当时,崔莹主张出兵明朝辽东,但李成桂等武将们的强烈反对。崔莹无视李成桂的意见,鼓动王禑调集军队强行征伐辽东。时任右军都总使的李成桂,行军至鸭绿江中的威化岛时,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李成桂和左军都总使曹敏修一同从威化岛回师,并占领开京,流放崔莹等大臣,同时将王禑也流放至江华岛。就此,李成桂掌握了高丽的实际政权。[1]
李成桂废除王禑之后,决定拥立其儿子王昌为高丽国王。1388年十一月,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权贵和以王禑、王昌为中心的王室成员试图联合起来将李成桂等逐出政坛。事先侦得此事的李成桂遂发动政变,以王禑、王昌是贱民出身为理由将其废黜,并处死,同时借机大肆剪除旧门阀贵族的政治势力。不久,李成桂拥立神宗的七代孙王瑶为王,也就是恭让王。[1]
恭让王四年(1392年),以赵浚、郑道传等新兴士大夫为代表的改革派,积极策划拥立李成桂为国王,但遭到稳健改革派郑梦周等人的反对。由于未能笼络和说服郑梦周等人,于是,李成桂的儿子李芳远(后来的太宗)就命令部下在开京善竹桥暗杀了郑梦周,并流放了郑梦周一派势力的官员。至此,李成桂新兴武人集团联合新兴士大夫势力彻底击溃了反对势力的阻挠,牢固地掌握了高丽政权。[1]
恭让王四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在新兴士大夫阶层和追随李成桂的武将们的拥立下,终于在开京寿昌宫正式即位,自任国王,并向明朝朝贡,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建议下,改国号为“朝鲜”。至此,李成桂一派的新兴武将势力终于取代了高丽的权贵世族势力,建立了以新兴武将和新兴士大夫势力为核心的朝鲜王朝,高丽王朝共延续了34代、475年而最终灭亡。[1]
疆域
领土变迁
后三国时期,后百济以完山州(今全州)为都城,其实力一度扩张到全罗道和庆尚道北部;后高句丽控制了从铁原清川江流域到公州以北的地域范围;新罗局限于以金城(今庆州)为中心的东南一隅。等到王建统一后三国时,上述地区全都归属于高丽王朝。第一次辽丽战争后,辽将鸭绿江左岸女真之地让给高丽,高丽疆域基本定型。1033到1044年,高丽德宗下令在朝鲜半岛北部修建千里长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高丽趁机占领保州。高丽肃宗时,耽罗正式并入高丽版图(后称济州)。1258年,高丽政变,高丽和州赵晖和青卓叛降蒙古,将和州以北领土献给蒙古。1275年,元朝在济州岛设置耽罗招讨司,将济州岛纳入元朝版图。1290年和1294年,元朝分别归还了东宁府和济州岛。1356年,恭愍王实行反元政策,重新夺回了双城总管府,还占领了定平以南地带,甚至延伸到了摩天岭以北。以此可以推断,在高丽王朝覆灭前,其国土面积大概在19万平方公里。[11][1]
行政区划
高丽的地方行政制度始于成宗二年,中央设十道,派遣十二牧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十二牧作为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直接管辖广州、杨州、忠州、清州、公州、晋州、尚州、全州、罗州、升州、黄州、海州十二州。显宗以后,对全国州县行政体制加以改革,将全国划分为五道、两界。各道设按察使;两界设兵马使,作为军事重镇。在五道、两界范围内设置三京、四都护府、八牧和若干郡、县、镇。三京,即开京(今开城)、西京(今平壤)和东京(今庆州)。不久,又以南京(今首尔)取代东京为三京。四都护府为安南(治全州)、安东(治庆州)、安北(治安州)、安边(治安边),为地方政治、军事的中心。[1]
十二牧 | 1019年以前的诸道 | 1019年之后的诸道 |
扬州牧 | 关内道 | 西海道 |
黄州牧 |
海州牧 |
广州牧 | 杨广道 |
忠州牧 | 中原道 |
清州牧 |
公州牧 | 河南道 |
全州牧 | 江南道 | 全罗道 |
罗州牧 | 海阳道 |
升州牧 |
尚州牧 | 岭南道 | 庆尚道 |
晋州牧 | 山南道 |
岭东道 |
| 朔方道 | 交州道 |
| 东界 |
| 浿西道 | 北界 |
人口
《宋史·列传高丽》中有记载,“男女二百十万口”,由此可知在12世纪,高丽大约有210万人口。[13]
政治
“外王内帝”
高丽太祖王建建立高丽王朝后,于933年,被后唐册封为高丽国王,此后大部分高丽国王均受中原王朝(后唐、后晋、后周、北宋、辽朝、金朝、元朝、明朝)册封。高丽国王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却长期采用类似中原王朝的皇室制度,即“外王内帝”。高丽国王自称“朕”,国王的命令称为“诏”、“制”、“圣旨”;国王的继承人被称为“太子”; 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首都被称为“皇城”、“皇都”,高丽国王被尊称为“陛下”、“皇上”、“海东天子”等,配偶有时亦尊称“皇后”,高丽光宗还有被直接称为“皇帝”的记录,甚至太祖和光宗曾自建年号。[14][15]
地方官制
高丽的地方行政制度始于成宗,其在中央设十道,派遣十二牧担任地方行政长官,道下为州府郡县,县下为村、面以及作为贱民集团居住的地域乡、部曲和所。十二牧作为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直接管辖十二州[e],以将地方州县的行政权力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显宗以后,对全国州县行政体制改革,将全国划分为五道、两界。各道设按察使;两界设兵马役。[1]
中央官制
成宗时期,首次在全国设置“十二牧”[f],从中央派官到地方。随后,成宗又仿效唐朝的政治体制,在中央设立了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和主管财政的三司。其中三省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合称中书门下省,尚书省亦称“尚书都省”。三省长官为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品秩均为从一品,地位仅次虚位三师和三公。尚书令和中书令不常设,多以门下侍中为宰相,加“平章事”衔者亦为宰相。高丽忠烈王时期,将都兵马使改制成“都评议使司”,成员包括佥议府和密直司的高级官员,成为最高权力机关。[2]
蒙元干涉
1275年高丽向蒙元称臣后,元朝开始干涉高丽的内政,元设征东行省,高丽国王兼任行省达鲁花赤。高丽君主从忠烈王开始娶蒙古公主为妻,高丽君主继承人按照约定,必须在元大都(今北京)长大成人后,才可回高丽。[11]此外,中央官制从三省六部制缩小为一府四司。[1]
法律
高丽成宗时期,成宗仿照大唐律法制定了高丽的律法,但是执行并不严格,很多犯罪的人都没有得到应有惩罚。[16]宋朝使节徐兢出使高丽时,也发现了高丽律法中的弊端。他发现高丽司法极少判死刑,只有大逆和不孝会论斩,其他情况通常会得到赦免或减刑,如流放、笞刑及“反缚”等刑罚。[17]蒙元干涉时期,高丽又杂用了元朝的律法。[16]
经济
田柴科制
田柴科制是高丽王朝实行的土地制度。名称来源为向职官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土地--田地和柴地(伐木取用燃料之林地),科则指按职官等级授地,职官被赋予征税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景宗元年(976年),高丽政府颁布《职散官各品田柴科制度》, 根据官吏等级授予一定数量耕地的收租(税)权和烧柴林。 998年,高丽穆宗修改为仅授予前任和现任官员,并且支付的土地面积也有所减少。 1076年,由于土地短缺,土地只提供给现任官员。但是,除了田柴科还有功荫田柴存在,即高级官员拥有的田地和柴地可以永久拥有。军人和地方政府官员如果职位世袭,也可以继承田地,政府还为官员的遗属提供了田地。11世纪,田柴科制由于土地短缺难以维持,导致12世纪贫困且备受歧视的武官起义,进入武臣政权时代。武臣政权时期武臣大肆掠取土地,导致田柴科制完全崩坏,豪族、寺院也通过土地兼并,得到了大量农庄,人民失去土地,又遭剥削导致民变四起。[3][18]
货币
高丽前期,尚未使用钱币,而是以米、布作为一般交换物。肃宗继位后,开始使用钱币。据现存的钱币和史籍中的记载,高丽时期有如下几种钱币:海东通宝、海东重宝、三韩重宝、东国通宝及、东国重宝以及乾元重宝。[19]
手工业
高丽的手工业主要分为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三类。官府工匠,工匠技艺之高,闻名于世。[20]他们主要制作衣类、朝廷用具、武器等。随着官府手工业的发展,开京、平壤等地的民间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民间手工业者有政府固定的户籍,在被称为“所”的作坊里生产及售卖金、银、铜、铁等矿产品,盐、海藻、鱼类等海产品,生姜、织物等农产品以及瓷器、螺钿漆器、纸、墨等制品。家庭手工业者主要是自给自足,很少关联到市场。[1]
高丽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尤其是其陶瓷制造工艺。高丽青瓷来源于中国,在颜色方面,12世纪初,高丽纯色青瓷发展到顶峰,出现了釉色接近翡翠色的“翡色青瓷”。[21]在装饰艺术方面,“象嵌”和铜、铁彩绘以及化妆土装饰技法在高丽青瓷中得到了独到的发展,形成了高丽青瓷独特的装饰风格。[22]
海外贸易
宋朝时期,海商是宋丽两国维持联系的重要角色。高丽向宋朝输出人参、墨、纸、文席、苎布、折扇、瓷器等;宋朝出口到高丽的主要商品有丝绸、瓷器、笔、墨、纸、砚、书 册、 茶叶、粮食等传统手工艺品、文化用品、食用品。[23]
高丽与辽的贸易往来也很活跃。高丽对辽输出的主要商品是金、银、铜等贵金属和棉布、花等工艺品以及文具、药材等;辽对高丽输入是我商品主要是马羊以及绢织物等。[1]
高丽与金主要是以朝贡贸易为主。高丽向金输出银、棉布、绢织物等。[1]
高丽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很少,主要是日本商人单方面的来高丽,且多在靠近日本沿海岸的庆尚道的金州一带进行。日本输入稻米、织物、刀剑、燃料、金属工艺品等,高丽则输出丝织品、麻布、人参、药材、瓷器等。[1]
此外,高丽与阿拉伯国家也进行贸易往来。阿拉伯商人向高丽出售水银、龙齿、香料、药材等产品。高丽则主要以纺织品进行交易。由于当时阿拉伯人将高丽成为“Korea”,并将这个名字传到中东及欧洲,因此这也成为朝韩两国今天的英文名称。[1]
军事
高丽王朝主要实行二军六卫的中央军体制,二军即立鹰扬军和龙虎军,加上六卫即左右卫、神虎卫、兴威卫、金吾卫、千牛卫、监门卫。其中左右卫、神虎卫、兴威卫主要负责开京的防卫和边境的防守,是中央军的核心;金吾卫负责维持京城治安;千牛卫负责军事仪仗、侍从等事务,监门卫则负责管理军籍和宫城外诸城门的守卫等。两军六卫均设立最高指挥官,分设上将军和大将军各一人,每领下辖将军一名、中郎将两名、伍卫20名、队正40名。所谓领是高丽主要军事单位,一般由保胜、精勇、役领、常领、海领、监门卫领构成。上将军和大将军召开军事会议的机关即为重房。两军六卫的军士单独设立军籍,称为军户。军户的地位略高于一般农民,其身份世袭,并承担兵役的义务。兵源不足时也从农民和贱民中招募。此外还有被称为“牵龙”的国王亲兵(宿卫部队)。地方军则分为五道的州县军和两界的州镇军,其中州县军作为民兵预备役部队的性质而存在,州镇军则是常备军。此外,在某些时期还设置了“别武班”和“三别抄”这样的特殊部队。 [1] [24][25]
崔氏政权时期,私兵盛行,官军力量被削弱,真正的精兵都集中于崔氏政权的麾下,号称“都房”。1270年,都房被三别抄消灭,而后三别抄又被丽蒙联军消灭,高丽的原有的军事制度因而遭到严重破坏。恭愍王时外患不断的局面迫使高丽重新整合军事制度,模仿元朝实行翼军制度,在西北面设置西京、安州、义州、江界、泥城五个万户府,下设数个军翼,确立万户、千户、百户、统主的指挥系统,并实行兵农合一。高丽禑王时期,这种翼军体制扩散到全国。[24]
外交
与五代十国
长兴三年(932年),权知国事王建派使臣前来,后唐明宗于是封王建为玄菟州都督,任大义军使,封为高丽国王。王氏三代,在整个五代时常来朝贡,拥立国王必定向中原请求任命,中原常常优待地答复他们。高丽盛产铜、银,后周世宗时,派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到高丽用数千匹丝绸换铜铸钱。[26]
与宋朝
自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王昭曾三次遣使来朝贡。此后,宋朝和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光宗、景宗、成宗都先后被册封为高丽王。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要出兵北伐辽,于是他派监察御史韩国华出使高丽,要求高丽发兵攻辽,高丽国王成宗王治迁延不奉诏,在韩国华的敦促下才勉强出兵,但并未与辽接战。等到淳化四年(993年)冬,高丽受到辽的攻击(第一次辽丽战争)。第二年,王治派使臣元郁到宋朝求援,宋太宗以“蛮夷地区经常发生战争,且北方刚刚进入和平期,不易再动干戈”为由推辞了高丽的求援,因此,宋丽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天圣八年(1030年),高丽王王询遣使来朝,次年使者回到高丽后,再也没有派使者来宋,宋丽中断长达43年。[13]
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王询的孙子高丽王文宗王徽才又开始遣使朝贡宋朝。以前,高丽人往返宋朝都要经过登州,熙宁七年(1074年),高丽使臣金良鉴请求将两国往来口岸从登州转移到明州,以此躲避契丹人,宋神宗同意。此后高丽使者就从明州至杭州、再由大运河而进入宋都开封府。此后宋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绍兴六年(1136年)之后,南宋怀疑高丽和金朝关系密切,故而高丽和南宋不再有官方的往来。虽然正式邦交终结,但两国的商人依然保持着联系。[13]
与辽(契丹)
926年,契丹灭渤海国,太祖王建吸纳了渤海遗民并打算北伐契丹,扩张土地。942年,发生了万夫桥事件,当时契丹送给高丽50匹骆驼,但被王建拒绝,并且高丽将契丹来使放逐到孤岛,所送的骆驼都被饿死在万夫桥下。等到宋朝时期,于993年发生了辽丽第一次战争。80万契丹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西北部,尽管高丽军队将契丹大军阻挡在清川江,但双方实力悬殊,此外,契丹也意识到以武力征服朝鲜半岛的代价较大,于是双方进行谈判。双方协议为:高丽与宋断绝联盟并臣服契丹;鸭绿江以东之地归高丽。1009年,高丽发生军变。康肇杀死高丽穆宗,拥立高丽显宗为王。 契丹趁机以平叛为由,发动40万大军再次入侵高丽。康肇率军奋力抵抗,但最终不敌契丹而战死沙场。显宗逃离皇城,契丹军占领开城。当时,契丹军担心战线拉的太长会受到高丽反击,于是开始撤退。高丽趁势反攻,给予契丹沉重打击。1018年发生了第三次辽丽大战,契丹派10万大军进攻高丽,高丽获胜。双方议和,高丽继续像契丹称臣纳贡,此后多年契丹再未侵略高丽。[11]
与金(女真)
朝鲜半岛东北部的一些女真部落曾为高丽的臣属,向高丽朝贡。高丽授予女真氏族首领武官官职,如将军、宁塞将军、归德将军、柔远将军、怀化将军等;文官官职,如大相、大匡、元甫、正甫、大丞等。1073年,高丽文宗在千里长城东北边外设置归顺、益昌等15个羁縻州,强化对女真的控制及威慑。[11]
后来,完颜部统一了女真,女真逐渐强大,开始向高丽挑衅并最终入侵高丽。面对女真的入侵,高丽肃宗下令让高丽所有军人上阵抵抗侵略,但却不敌入侵的女真。1107年,尹瓘率领一支1万7千人的重组部队攻打女真并最终取胜。胜利后尹瓘在朝鲜半岛东北部修建了9座城堡。1108年,高丽睿宗下令尹瓘撤兵并归还九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金和高丽以兄弟相称,高丽占领保州。不久,金灭辽,高丽向金朝称臣。金朝的崛起阻隔了高丽与宋的关系,加之辽的灭亡,使高丽被孤立,高丽国力也逐渐削弱。[11]
与元(蒙古)
1216年,契丹人耶律金山、元帅六哥等率兵九万入侵高丽,1218年,元太祖铁木真派哈真、札剌领兵一万人征讨占据高丽江东城的反蒙契丹军,并遣使与高丽方面交涉,促成高丽、东夏与蒙古联合攻破江东城,结束契丹遗民之乱。由此,蒙古和高丽建立了兄弟国关系。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高丽王室从开城迁往江华岛,其后蒙古六次进攻高丽,进行掳掠,但仍对江华岛没有办法。直到1259年,高丽世子王倎(即后来的高丽元宗王禃)在汴梁等候北归争夺汗位的忽必烈,忽必烈礼遇王倎,并将其遣回高丽继承王位。忽必烈也借此事改变了元丽之间的关系,高丽最后同意了“永为东藩”、履行国王亲朝、子弟为人质等藩属国“六事”。高丽和元朝不仅是藩属关系,元朝还干涉高丽的内政,元设征东行省,高丽国王兼任行省达鲁花赤。高丽君主从忠烈王开始娶蒙古公主为妻,高丽君主继承人按照约定,必须在元大都(今北京)长大成人后,才可回高丽。[11][27]
与明朝
1368年,明朝建国,同年攻克元大都。明和高丽双方都互相遣使聘问。1369年,高丽对明称臣。1370年,高丽恭愍王获明太祖册封为高丽国王,标志着明丽宗藩关系正式确立。1374年,高丽恭愍王死,高丽与明、元关系发生变化。高丽禑王奉行两端外交,在恢复对元宗藩关系的同时继续向明朝称臣纳贡。但好景不长,明朝在1388年向高丽宣布设立铁岭卫,于是高丽禑王决定出兵北伐辽东,结果高丽发生威化岛回军,李成桂篡国,高丽灭国。[11]
与日本
高丽太祖时期,曾两次提出与日本建交,但都被日本拒绝。两国只有贸易往来,金海府(金州)是当时高丽的通商口岸,日本(主要是对马岛)向高丽“进奉”,也被称为“进奉贸易”。高丽显宗时期,日本曾遭遇女真海盗入侵,高丽水师击溃女真海岛并将俘虏还予日本。高丽文宗时期,高丽请医于日本,但被当时平安朝廷以文牒违规为由拒绝。1223年,“倭寇”开始出现于高丽沿海,高丽曾两次请求日本禁止倭寇。高丽元宗时期,由于蒙古的入侵,高丽向蒙古称臣。在1274年和1281年的两次元日战争中,高丽均参战,使丽日关系高度恶化。1292年,高丽忠烈王应元朝要求派到日本的两名使臣金有成和郭麟被日本扣押,两国彻底断绝往来达七十余年。1350年,倭寇再次侵扰高丽沿海,对高丽造成巨大的威胁和损失,史称“庚寅以来倭寇”。为了解决倭寇问题,恭愍王于1366年遣使日本(北朝),请求禁绝倭寇,得到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诠的接见,成为朝鲜半岛与日本开启交邻关系的起点。[28]
文化
教育
高丽官学由国子监、学堂和乡校构成。[29][30]成宗时期,高丽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备,中央为了管理地方教育,开始向地方十二州派经学博士和义学博士。乡校作为地方教育机构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成宗十一年(992年),高丽将国学改称为国子监。忠烈王时期国子监被改名为“成均馆”。[1]学堂是高丽中期在开京设立的中等教育机构,主要向私学书堂的进修者传授经典、技术、宗教等。[30]
高丽私学兴起于文宗时期(1047-1083年),由高丽重臣崔冲首创。后来,开京又出现了11个由出身官僚文人设立的私学,这十二家私学被称为“十二功道”或“十二公徒”。[1]
文学
高丽早期,僧人均如通过“乡歌”向民众解说佛理,后来出现了一种形式灵活的国语诗歌体裁“长歌”(又称“俗谣”“别曲”)。现存的高丽长歌有《西京别曲》《青山别曲》《双花店》《动动》(咚咚)《处容歌》《满殿春》《履霜曲》《郑石歌》《思母曲》《嘎西里》《井邑词》,共11首。再之后,高丽文人开始尝试融合国语诗歌和汉诗,从而出现了“景几体”歌。在其影响下,高丽文人最终创作出了具有朝鲜民族代表性的正统诗歌体裁“时调”。时调是朝鲜文学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国语诗歌形式,其地位相当于中国诗歌中的近代诗地位。[31]
高丽早期汉文诗歌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等。金富轼与郑知常是高丽最早写七律的人。武臣专政时期,高丽诗坛出现了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汉诗流派“海左七贤”。高丽后期,李奎报与李齐贤并称高丽汉诗双壁。李奎报是朝鲜文学史上为数很少的词人。他在元朝时期创作的诗词在朝鲜文学史上和元朝诗坛、词坛都有着重要的地位。[31]
儒学
高丽前中期以汉唐儒学为主。958年,高丽正式实行科举制度,将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自高丽成宗改国学为国子监后,国子监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文学等儒家学部,且设立专门学习儒学的六斋,分别为:学习《周易》的丽泽斋、学习《尚书》的待聘斋、学习《毛诗》的轻德斋、学习《周礼》的求仁斋、学习《戴礼》的服膺斋以及学习《春秋》的养正斋。[1]
宗教
佛教
高丽太祖王建曾在临终前立十训要,第一条即强调“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将佛教置于国教地位。此后历代国王无一不尊奉佛教,大力扶持,民众生活也深受佛教影响。高丽以高僧为王师和国师,佛教仪式燃灯会和八关会成为高丽每年举行的国家级盛会。佛学思想也空前繁荣,高丽时代名僧辈出,代表者有均如、义天、了世、知讷、慧谌、一然、普愚等。[32]
高丽显王时期,开始雕印《高丽大藏经》,于1029年完成,其内容主要根据宋朝《开宝藏》复刻。1232年,大藏经被蒙古军烧毁,遂用16年时间重雕大藏经。高丽大藏经,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全面的大藏经之一,为韩国第32号国宝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记忆遗产,其保存地海印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33]
艺术
绘画
高丽设有专门掌管绘画的机构“绘画院”,王室、贵族、僧侣都热衷于绘画,出现了诸如李宁、李光弼、慧虚、徐九方等画家。其中李宁在出使北宋时曾得到宋徽宗的高度评价。高丽山水画代表作品主要有李宁的《礼成江图》和《天寿寺南门图》,恭愍王的《狩猎图》,李齐贤的《骑马渡江图》等;高丽的佛教绘画主要代表作包括鲁英的《地藏菩萨图》,慧虚的《杨柳观音图》等;代表性肖像画作品是《安珦肖像画》。宋代绘画评论家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录》中称:“惟高丽国敦尚文雅,渐染华风,至于技巧之精,他国罕比。故有丹青之妙。”元人汤厚所著的《古今画鉴》说:“高丽画观音像甚工。”[29]
音乐
高丽时期的音乐主要分为乡乐、唐乐、雅乐。乡乐是指朝鲜半岛古有的歌乐,唐乐是从中国传来的歌,雅乐是在宗庙祭礼上演奏的歌乐。乡乐是从三国时期到高丽时期一直传唱下来的歌乐,但当时的歌词和乐谱只有一部分记载在朝鲜时代的乐书而被流传下来。《献仙桃》和《五羊仙》是流传至今的唐乐。雅乐是在睿宗十一年(1116年)从宋朝传来的大成乐基础上形成的。[1]
科技
金属活字印刷术
高丽从中国引进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后,研制了金属活字印刷术(高丽称“铸字”),先后用铜活字印刷术印制了《详定古今礼文》(1234年),《南明和尚颂证道歌》(1239-1242年)。[34]1377年,青州牧(今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市)兴德寺印制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并被其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35]
医学
高丽医学创立于高丽中期,结合了唐宋医学和印度及阿拉伯医学。宋医带来的《太平圣恵方》《圣济总录》《证类本草》《神医普救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学典籍得到普及。受宋医的影响,高丽改变了原始的治疗方法,开始以阴阳五行为中心展开医学理论探讨。在本草方面,宋《本草要括》《证类本草》的传入使高丽新药的知识更加丰富。高丽《乡草救急方·方中乡药目草部》记载有180余种药物。[36]
高丽代表性的医学著作有金永锡的《济众立效方》(约1146-1166年)、崔宗俊的《御医撮要方》(1226年)。《乡药救急方》《三和子乡药方》《乡药古方》《东方经验方》《乡药惠民经验方》《乡药简易方》等许多乡药方书的出现,显示高丽自主医学已经过渡到以唐宋医学为基础,适当结合经验医术的阶段。在医学理论方面,高丽医学对《黄帝内经》《甲乙经》《难经》等有了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整理编撰了《黄帝八十一难经注义图序论》,对《难经》各条文进行注解,并对全部理论辅以图表加以解释。[36]
社会
社会身份构造
高丽的居民按照律法分为三个等级:良人、贱民和奴婢。良人又分为贵族和平民。平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良人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并担任官职,并向国家缴税,承担徭役,属于自由民。贱民则与良人完全相反,他们不但没有自由,还可以被转赠及买卖。奴婢归官衙和贵族驱使,没有自由,可被随意买卖与转赠。[1]
此外,还有一个两班的概念。高丽时期,以担任文官和武官分为东西两侧两班朝廷仪制。[1]高丽时期的两班制是在破除统一新罗骨品制的基础上通过荫庇和科举建立起来的。高丽早期社会,两班与王室以及两班之间通过“封闭式”的婚姻关系形成的门阀贵族,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演变为文臣贵族,成为当时的名门巨族——两班家门。这些把持朝政的门阀贵族,为加强其两班的地位,制定了荫叙制度, 规定五品以上的文武两班,其一子可继任官职,军班及乡吏的子孙也可世袭其职位,而且国家还分配一定数额的可以继承的永业田作为经济支撑。[37]
社会风尚
服饰
中国唐、宋冠服制度对高丽的影响只限于当时皇室官僚的服饰着装,如王冠服、祭服、朝服、公服、长吏公服等。一般老百姓继续保持原来传统的服饰。高丽服饰基本结构是以襦、上衣、短衣、袴、裳、裙、袍为主,还有腰带、冠帽、袜、履、靴。上衣是男女共用,到腰部,衣长较短,袖子较窄。裤子按照身份宽度和长度不同。一般老百姓头围黑色布、身穿白色袍。贵族和两班衣服的布料和头巾上有区别,贵人的头巾是系两条布,一般人系四条布。男女结婚之前不带任何头巾,各用“红罗”和“黑绳”把头发绑起即可。结婚后,女的带簪和蒙首,男的带头巾。[1]
饮食
高丽时期开始形成今天朝鲜半岛以米饭和蔬菜为主食的饮食结构。谷物类主要有大米、麦类、栗、豆等,其他的还有黍子、红豆、玉米、高粱、麦子等。当时普遍以水田栽种水稻,但也有旱田栽种稻子的情形。蔬菜方面有大白菜、萝卜、黄瓜、大蒜、茄子等。肉类是较昂贵的食品,主要有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等,其中与种田有关的牛肉最贵。一般人一天吃早晚两顿,身份高级的人中间还多加吃一顿。早期高丽的饮食生活因为受到佛教的影响,再加上肉类昂贵稀少,所以较少食肉。但与元朝频繁接触后,肉食变多,而且肉制品的种类和制作方式也增多。与此相关的是打猎和牧畜业也得到发展。[1]
建筑
高丽时期规模较大且较为豪华的建筑大部分是宫殿和寺院等。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载,民间住宅大部分是草屋,每户一室一栋,非常密集。一般十家中只有一两家才是瓦房。王室或者官僚阶层的家里才像中国一样用椅子和床,一般庶民层大部分使用“土榻”。韩国式土炕是从高句丽时代以来的传统样式,在高丽时代除了南方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都有使用。[1]
高丽时期的佛塔较多,其特点为塔身下面增置别石使石塔层增加,或者塔身由正方形变为多角形,以显示佛塔高峻。现存的高丽时期方形佛塔有玄化寺的七层石塔、益山王宫的五层石塔、金济金山寺的五层石塔等。此外,还有受宋朝影响建造的多角塔,如金山寺六角塔和月精寺的八角塔。[1]
习俗
高丽时期的习俗在新罗的传统之上,又融合了中国的习俗。有些与神的祭祀、占卜、崇拜祖神、农耕仪乐有关,有些与各种形式的游戏有关。年初的民俗节日包括元旦、元正,之后是举行莲灯会等佛教活动的上元节,夏天有佛诞日、端午节,秋天有七夕节、中秋节,冬天有冬至和八关会。[1]
君主
姓名 | 庙号 | 谥号 | 在位时间 |
宝育 | 国祖 | 元德大王 | 追封 |
作帝建 | 懿祖 | 景康大王 | 追封 |
王隆 | 世祖 | 威武大王 | 追封 |
王建 | 太祖 | 应运光烈大定 睿德章孝威穆仁勇神圣大王 | 918─943 |
王贞 | | 文元大王 | 追封 |
王武 | 惠宗(太宗) | 仁德明孝 宣显高平景宪义恭大王 | 943─945 |
王尧 | 定宗 | 至德章敬 正肃令仁简敬庄元文明大王 | 945─949 |
王昭 | 光宗 | 弘道宣烈 平世肃宪懿孝康惠大成大王 | 949─975 |
王伷 | 景宗 | 至仁成穆 明惠顺熙靖孝恭懿献和大王 | 975─981 |
王旭 | 戴宗 | 睿圣和简 恭慎显献宣庆大王 | 追封 |
王治 | 成宗 | 康威章宪 光孝献明襄定文懿大王 | 981─997 |
王诵 | 穆宗(愍宗) | 孝思威惠 克英靖恭宣让大王(宣灵大王) | 997─1009 |
王郁 | 安宗 | 宪景圣德孝懿大王 | 追封 |
王询 | 显宗(世宗) | 大孝德威达思元文大王 | 1010─1031 |
王钦 | 德宗 | 宣孝刚明光庄敬康大王 | 1031─1034 |
王亨 | 靖宗 | 弘孝安懿 康献英烈文敬容惠大王 | 1035─1046 |
王徽 | 文宗 | 章圣刚正 明戴仁孝大王 | 1046─1083 |
王基 | | 靖简大王 | 追封 |
王勋 | 顺宗 | 英明靖宪 宣惠大王 | 1083 |
王运 | 宣宗 | 安成宽仁 显顺思孝大王 | 1083─1094 |
王昱 | 献宗 | 恭殇定比大王 | 1094─1095 |
王颙 | 肃宗 | 文惠康正明孝大王 | 1095─1105 |
王俣 | 睿宗 | 明烈齐顺文孝大王 | 1105─1122 |
王楷 | 仁宗 | 克安恭孝大王 | 1123─1146 |
王晛 | 毅宗 | 刚果庄孝大王 | 1146─1170 |
王晧 | 明宗 | 皇明光孝大王 | 1170─1197 |
王晫 | 神宗 | 敬恭靖孝大王 | 1197─1204 |
王韺 | 熙宗(贞宗) | 仁穆诚孝大王 | 1204─1211 |
王祦 | 康宗 | 浚哲文烈 亶聪明宪贻谋穆清元孝大王 | 1211─1213 |
王㬚 | 高宗 | 忠宪安孝大王 | 1213─1259 |
王禃 | 元宗 | 忠敬顺孝大王 | 1260─1269 1269─1274 |
王淐 | 英宗 | | 1269 |
王昛 | | 忠烈景孝大王 忠烈王 | 1274─1298 1298─1308 |
王璋 | | 忠宣宪孝大王 忠宣王 | 1298 1308─1313 |
王焘 | | 忠肃懿孝大王 忠肃王 | 1313─1330 1332─1339 |
王祯 | | 忠惠献孝大王 忠惠王 | 1330─1332 1340─1343 |
王昕 | | 忠穆显孝大王 忠穆王 | 1344─1348 |
王㫝 | | 忠定王 | 1349─1351 |
王颛 | | 恭愍仁文义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 恭愍王 | 1351─1374 |
王禑 | | | 1374─1388 |
王昌 | | | 1388─1389 |
王瑶 | | 恭让王 | 1389─1392 |
以上内容参考[38] | | | |
史籍记载
(朝)郑麟趾《高丽史》全书[38]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8》[39]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26]
脱脱等《宋史/卷487》[13]
脱脱等《金史/卷135》[40]
脱脱等《辽史·卷115》[41]
宋濂《元史·卷208》[27]
柯劭忞《新元史·卷249》[42]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全书[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