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

我还小的时候，村子里过红白事一般情况下都会请乐队，这个乐队并不是当下的乐队，它往往能追溯到某个地方的文工团，而且往往是现代歌舞加秦腔，我们所处的地方位于黄土高原东部靠近黄河的地方，这里的秦腔也许并没有什么官方记载或者获得某位纪录片导演的青睐，所以难得的是在某些演员身上，仍然能感受到近乎原始的传统秦腔的力量，红白事期间，乐队一般都会唱戏，不怎么大的村庄里距离再远，也能偶尔听到飘进耳朵里的几个字、几段韵，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小孩或者比我们稍微大点的孩子去看这些乐队，并非是因为戏剧，秦腔再怎么生猛干裂对于小孩子来说也是听不明白的东西，红白事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晚上，乐队会搭台表演，我小的时候这个台子搭在小学门口，因为那里有一片空地，除了偏北三棵巨大的椿树，非常适合搭台唱戏，这种时刻，无论红事白事，在全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傍晚之前戏台已经搭好，等乐队把各种器乐搬到戏台后边，台子下已经是挤满了大人小孩，烟雾笼罩，人群后边是各种小吃的摊位，说是各种，其实无非是以大油、大腻为主的吃食和一两家卖小玩意的罢了，按照主家（也就是请乐队来的那家）的要求，乐队在晚上的表演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包括从一开始为时两个小时的必唱戏剧，有《三娘教子》、《张良卖布》、《二进宫》、《上坟》等等等等，没有什么连台本的大戏，也就是一些选段，这一部分的表演主要是为了衬托主家过事的气氛，后半部分会持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小时大概是我们那个村子一次又一次最接近所谓“现代”、“潮流”的时刻，而对于平日里生活了无生机的大人和对未来充满好奇的小青年来说，这样的时刻是珍贵的，其实想想，所谓的现代歌舞，除了新奇的曲子，就是看起来莫名闪耀的大老娘们了，这些乐队中也有一些小伙子，他们可能是第一代黄河中下游沿岸穿上喇叭裤的人，可能是黄河两岸的陕西和山西这些几乎没人知晓的小村庄里唯一能称得上现代的人，唱歌跳舞的时候，他们有着新奇的词汇和动作，他们的笑话不是来自田间地头，而是可能来自遥远的东南沿海甚至是香港，也许他们自己去过，也许他们没去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戏台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除了乐队成员，其他人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收音机里蹦出来的什么大城市、花花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与此同时，很多人在看完这些表演之后，就义无反顾地背上被褥，搭乘拉砖的、或者拉沙子的车，穿过黄河，奔向这些乐队来的地方，奔向乐队讲的笑话来的地方，从我们村东边的沟沿子上，能看到黄河的主河道，这些年河道被拦河大坝赶到了对面的山西，山西在我小的时候，尤其是河津、运城、侯马这几个地方，成为村子里几乎超过一半的主要劳动力输出地，努力搜寻记忆力这些地方的面貌，唯一能记得的一次经历也没什么新奇的，除了沾着煤灰的街道和浓妆艳抹的首饰店老板娘，就是呛鼻子的空气，和那些租住在低矮的成排的小学老教室一样的房间外边，每到傍晚，他们冲洗完毕，就着风或抽烟或喝啤酒，火光明灭（说不定的记得的这个场景并非是山西，可能是离我们较近的韩城，二者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型城市）；

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所有收入，除去简单的生活成本，其余的大部分都补贴家用，或置办洋气的电器，或建新宅，或结婚供孩子上学，这里就牵扯到对于“走出去”这个概念的普及，很大一部分还在上学的初中生因为父辈们的山西之旅毅然决然把学校的铺盖一卷，也乘车奔向山西所谓的花花世界，这种辍学并非是个案，通常都是一个人辍学，同他关系好的也都辍学，他们宁愿去隔河相望的山西的煤窑、砖厂、工地或者跟着父辈们去搞装修、铺地板，也不愿意每周周日骑着二八自行车或者走着去十几公里外的另外一个村子去上学，何况还背着整整一周的干粮，还要面对干粮被偷的风险，条件好的拿几块钱，还要担心藏在哪不会被高年级或者校外的混混敲诈了去，这种初中的教育环境一直从我能稍微记事起持续到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供孩子上学”这种不成文的坚持已经蔚然成风，即便是我的父辈，对于让孩子上学这件事也开始重视，这大概从我小学期间偶尔的带回家的奖状开始，也许他们觉得我是个念书的材料，而我们这一支姓许的家族成员里，有开饭店的、有小商贩、有信耶稣的、大部分是务农的、还有一小部分外出务工，上学成事的，几乎没有多少，唯一有比较厉害的，也是多年不回，家里的宅子院墙掉土掉得没有鸟愿意筑巢，院子里杂草一人来高，房屋倒的倒，屋里净是掉到地面蒙上一层土的寿星老土和屋角巨大的野蜂窝，他们在遥远的县城扎了根，因为上过师范在县城当了老师，唯一跟老家同宗的联系就是过年时节拿回来的对联，我们本家倒有一个按辈分是我爷爷辈的人，大概是在我还未出生以前就去了广东，后来特别小的时候可能印象中回来过一次，之后再无消息；可能没人相信，我上初一的时候，还是每周从家里背着馒头去学校，跟同村的朋友骑着车，从我们村到学校是一路上坡路，到学校光是骑车就累得不行，一周去学校拿10块钱，两块钱交给学校门口给我们热馒头的人家，剩下八块钱我还要偷偷交给同村的女同学让她帮我保管，男生宿舍的大通铺经常有丢钱的，并不安全；庆幸的是，我只在那个学校待了一学期，就被转到县城城郊的一所中学，同时跟我一级的许多人都转学到了县城，那个初中班级我不认识所有人，唯一认识的一个还是我们邻村的见过一面的小孩，当时我住在离学校比较远的地方，也没自行车，每天五点半起床，走着去学校，不到一个月，开学刚买的新鞋子从脚底中间断开了，后来有了自行车，有次大雨骑车去学校，校门口的那条一米来深的土沟灌满了雨水，我大概是忘了从哪过去，骑车扎了进去，腰以下湿透不说，鞋子灌满了泥水，直到现在我还想不起来那一天我是怎么过来的，也没跟谁讲，就是偶尔想起来，稍微有些奇怪的感觉；这种奇怪的感觉被贾樟柯的《站台》又一次唤起来，是在他们去到处跑演出的时候主角遇见比自己小很多的表弟，表弟看到他喊他哥，他这才看清，面前这个看起来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小表弟，表弟在小煤窑做工，供妹妹上学，小煤窑老板骂骂咧咧签生死文书，“如遇不测，与煤窑无任何关系，煤窑发500元给其直系亲属，挖煤期间，每天工资10元”，他表弟不识字，拿着生死文书让他念，后来他们要走的时候，他表弟灰头土脸追上来，拿出揉成一团的5块钱给他让捎给在汾阳县城读书的妹妹，要他转告妹妹“一定考上大学出去，再别回这个破村子来了”，主角回到汾阳县城，喊出来表妹，带上自己家人头一次下馆子，拿出10块钱给表妹说，这是你哥让给你捎的10块钱，拿好；山西是块神奇的地方，我记得大学每次坐火车回家火车穿过河北以南的山区，进入山西，车厢里开始弥漫似有似无的焦化厂的味道，车窗外也能看到频繁的运煤铁道，被煤炭熏黑的住宅楼、路面，在火车缓慢穿过山西的这一路上，我会想到那些仍然在这块土地的某些地方的跟我来自同一个村庄的人们，不是想象他们的磨难，而是想到《站台》里崔明亮他们因为汽车坏了在一处土滩停住，他打开汽车的收音机，里边有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在唱着：长长的站台，寂寞的等待，长长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