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说过，文章合为时而作，意思说作文章应该贴近时事，符合时代需求，这句话和这个解释曾经听过很多人说，最多的是来自各个语文老师，似乎可以解释这句话并将它灌输到学生脑子里，是一件当然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一直怀疑，对很多人说的话我都会怀疑，并不是对说话人本身的怀疑，只是对话本身的怀疑，怀疑是因为不知道，没有评判标准，这种怀疑持续了很久，直到彻底不再需要去写命题作文或者根据材料写作文，直到彻底再不存在一个语文老师去给作文打分并且评价谁谁字写得不好，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什么资格指摘或者评价，因为字写得不好的就是我，作文不知道怎么写，东拼西凑出来的那几百个字几乎没法看，就是没有那个天赋，像诗朗诵，我当时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一个小孩，一个学生，可以用那样的声调那样虚假的感情——如果他们理解什么是感情的话，去“表演”一首诗，这还不算完，他们选的诗，好像有人刻意画了一个圈，只能从圈里选择，现在如果非要排名，除了请一些所谓的大师去学校演讲然后逼着学生在底下听，第二个我最讨厌的活动形式就是诗朗诵，诗朗诵是一种很直白的对诗本身的亵渎，当然这是对于好诗来说，对于他们选的诗，我认为，已经那样了，亵渎就亵渎吧，无伤大雅。
还是回到韩愈那句老话，的确是老话，韩愈要是现在还活着，你敢说他不算老人？文学作品究竟要不要紧跟时事并且对社会产生实际的积极作用？这个话题常说常新，我先说我的观点，不需要，真的不需要，饶了文学作品吧，真的。之前认识一个老板，喜欢发朋友圈，经常在朋友圈发书，印象中有发过《瓦尔登湖》、一本不知名的传记，其实发书倒没什么，不过比较别扭的是，在图片上总喜欢加一些自己的话，这些话的风格在很多卷款跑路或者叮叮当当入狱的成功学大师语录里经常能见到，我不知道他究竟看没看那些他自己发出来的书，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不一定需要理由，但我想给他安上一个理由，无论这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我想即便是他自己，除了平常的生意应酬、锱铢必较、左右周旋，也会想要有那么一会躲开这些，用较俗一点的话说就是，有那么一会他也会想要生活在别处，在瓦尔登湖，为什么不呢，砍柴、买煤、和农夫谈论今年的收成、在夜里担心房顶够不够牢靠、在安静的时候想想自己丢失的猎犬、围着湖水安静地散步，生活在别处，短暂地拒绝从早到晚的一切，短暂地逃离。
大概很早就知道，拒绝或者逃离似乎只会在文学作品里出现，进而通过某种超验的形式，变成想象中的现实，随着时间流逝，随着心智变化，随着物是人非越来越频繁，物理上生活在别处几乎是大部分我们的妄想，文学作品似乎成了唯一的可行的选择，多少人在看完《白鲸》之后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和那个与鲸鱼同归于尽的船长如此相像，又有多少人在看完《在路上》之后好像自己也随着不断出发几乎从不停下充满真挚充满激情充满真实地去生活，书店在衰落，但是我们有《书店日记》，有《雅贼》，武侠江湖早已消失，但是随便看看吧，我们有那么多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就像一个拥有无限场景的游乐场，随走进去的人自己选择喜爱的生活，它的分店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游乐场，夜幕降临的旋转木马也没有它绚烂的千万分之一，这是唯一公平的去处，没有非洲气猴，不需要异样迁徙，甚至更惊喜的是，它们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完美去处，你还想要什么呢？
文学作品只是文学作品，它不是韩愈说的文章，不需要“呈”给某个权威去看，让它做自己不好吗，毕竟，自产生以来，似乎唯一变化最小、受时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影响最小的，最始终如一的，只有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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