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厂长与市长
王厂长得到一个可靠消息，要换市长了。新任市长目前是邻近城市的市长。
王厂长当厂长后，逐渐明白了一个理儿：他可以不知道自己每天吃多少碗饭，睡几个小时觉，不知道王夫人有几斤几两，不知道宝宝头上有几个漩，但必须了解领导头上有多少根头发，领导的肚脐眼儿有多深，领导的脚板上有不有痣。下属与领导的关系，看上去是领导与被领导，其实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关系，只是领导永远是正确的，先进的，强势的，被领导者永远处于弱势方，永远是“落后就要挨打”，永远得心儿惕惕着。王厂长懂了这些理儿，当然会一只眼睛望着厂里的一千三百号人，另一只眼睛望着市长局长们。
王厂长当然得跟即将上任的新市长玩“知己知彼”的游戏，不了解新任市长的脾性，说不准他王厂长和他身后的一千三百余人，还没来得急想是怎么回事，便被新任市长一个喷嚏所淹死。王厂长有抗湘江河洪水的本事，却没有挡住新任市长喷嚏的本事。王厂长为了知彼，赶忙叫厂办工作人员搜集即将上任的市长的资料。
不多久，新任市长首先在广播、电视、报纸上到任了。
王厂长已经彻底地了解了新任市长：四十多点儿，硕士学历，满脑子进取，一身锐气，做事儿风风火火，与王厂长“愚公箢箕担大山”的风格截然不同，是那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人物。在这位市长前不久工作的那个城市，所有的市属企业，已没有一只铁饭碗了。王厂长意识到不会要太久，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势必要在全厂展开：毫无疑问，王厂长不改革，新任市长将逼着王厂长改革，将会说你王厂长不改革，你下台，让愿意改革的人干。王厂长当然不希望人家逼着他去干什么事儿，人家逼着干，多没有面子，王厂长更不愿意好端端地却被撤了职。也因此，王厂长当然得变被动为主动。王厂长一方面要求厂报宣传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说只有现代管理制度，才是使一个厂走向辉煌的惟一之路；说铁饭碗有百害而无一益，说铁饭碗迟早都要砸，迟砸不如早砸。王厂长希望借此让全厂员工做好心理准备：不久，厂里便要真改真格了。另一方面，王厂长抽调精干人员，在保密状态下，按照现代企业最精干的要求，计算出全厂所有岗位能安置多少员工；同时，又计算出另一套在现代企业幌子下，最大限度地安置员工，全厂可以安置多少人。第一个数字让王厂长大吃一惊，恰好要减去百分之五十的员工。第二个足以哄鬼的数字，则只需减员百分之十四。王厂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付这位号称是改革先锋的市长一阵子了。
王厂长没有公布那两组数字。他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王厂长告诉所有的中层干部，“新市长到任了，不出半年，新市长将逼着我们厂减员，大家做好准备吧”。王厂长说：“我这个抗洪队长当不下去了，得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了，得变成洪水的一部分，流向洞庭湖，流向长江和大海。在座各位，你们原来都是我的抗洪队员，但是，这次洪水不能抗了，大家都得投身到改革中去，都得成为洪水的一部分。”王厂长说，从今天起，要利用所有的机会，告诉全厂员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被动改，还是主动改，这革总是要改的。
宣传科长问：“要不要全厂大贴标语宣传肯定会到来的改革？”王厂长望着会议室的天花板，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真要改了，还贴什么标语？那些标语本是哄鬼，现在无鬼可哄，不贴标语了。再说，我们贴惯了标语，人家见着标语，又以为我们在闹着玩。现在不贴，员工们才知道我们是要真改真革。只是大家利用所有机会，将道理讲清，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不然的话，到时候的阻力不知道有多大。”
两个月后，市长和主管局长，在王厂长早已做好的准备中，果然找王厂长谈话了。
局长将王厂长介绍给市长，说了许多王厂长的好话。局长那口气，好像王厂长不但可以当好一个厂长，纵使叫王厂长当总理，也不在话下。市长微微地点点头，说：“局长，你就这么评价我们王厂长？我可能比你更透地了解我们的王厂长。据说，王厂长，你在厂里经常说自己不是厂长，而是抗洪队长。你常常将改革譬如成洪水，是不是？你这譬如也还新鲜，也还形象。我还知道，为了保住你们的厂，你第一个跳进了湘江河。”王厂长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在他了解市长的同时，市长居然也了解了他。王厂长甚至想到，在那一千三百人中，有人在他背后捅刀子。王厂长不怕别人捅刀子，王厂长知道身正不会影斜。
王厂长知道了这个市长，他还远没有了解透。王厂长感觉着清晰得再不能清晰的市长，身上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老厚的纱。王厂长当然不会尴尬，遇着这种事儿便尴尬，就不是跟湘江河的洪水搏斗过的王厂长了。王厂长只是一笑，说：“那些话是说给普通职工听的，是一种工作方法。那些话员工听了亲切。这个，我相信市长会理解的。”市长点点头，分明在读着王厂长的心地望着王厂长，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王厂长虽然没有尴尬，但王厂长感觉到了一种山般的压力。王厂长庆幸他没有向全厂员工甚至中层干部，公布那两组绝密数字。王厂长差点儿公布了。王厂长公布了，那把暗里的刀子会要了王厂长的命。王厂长常说，每个员工都有权了解厂里的实际情况。
王厂长在市长山般压力下，觉得市长在居高临下地和他说话。王厂长在“我都五十七了，你多大”的心态中，心底涌出些许反感。王厂长望着比他年轻了十多岁的市长，心说着“我至少是你父兄辈，你怎么能这般对我说话？真是岂有此理”。王厂长当然不会说出这话来。王厂长多聪明的人，他已从市长奕奕神采中，读出了一个伟大真理：官大一级至少可以顶一百岁，这么一顶，市长比他王厂长要大八九十岁，是王厂长祖宗级人物了。
王厂长当然不能让反感挂在脸上，王厂长的脸上始终只有谦恭和拂着春风一般的笑。王厂长的谦恭是因为他身后有一千三百多个饭碗齐刷刷地摆在那里，他不想打碎其中任何一个饭碗，他希望那些饭碗永远光鲜地摆在一起，直至地老天荒。市长真是厉害人物，他看到了王厂长的心思，明察秋毫地对王厂长说：“王厂长，应该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你时刻都在想着你的一千三百多名职工，想着保住他们的工作。”王厂长又是一惊，惊得王厂长甚至收了脸上的笑，王厂长的脸上只有谦恭了。
市长没有因为他说王厂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便改了他的居高临下。市长依旧半抬着头，望着一个不确定的地方，以那种王厂长已不厌着，倒是无端地生出了几分畏的居高临下的口吻，对王厂长说：“王厂长，国营企业再不改革，再不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再不彻底砸烂铁饭碗，再不痛定思痛地进行自我诊断，自我治疗的改革，将无法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相抗衡，将只有在固步自封中窒息。假如那样，我们这些当市长的，当局长的，当厂长的，就成了我们先辈的罪人。到时候，我们都没有脸去见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先辈，建起这些企业，不容易。并且当时的条件，是如此的艰苦。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就必须拯救这些企业。而拯救这些企业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待局长和王厂长都将头鸡啄米般地点着，说了“那是，那是”后，市长说：“王厂长，你们厂是市里确定的第一批改革试点的企业。”市长说了许多，核心的核心就是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减员增效。
王厂长准备拿出那个裁员百分之十五，全面解决用工制度，取消全民身份的初步方案交给市长。王厂长想好了，全民职工身份只是一件狗屁不如的破衣服。那衣服破得完完全全可以丢进垃圾堆了。没了那件破衣服，他王厂长依旧可以将现在的员工视为“内”，将以后招进的员工，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临时工视为“外”，他依旧可以做到内外有别。
王厂长打开了他的公文包，却没有拿出来那个方案。他身后齐刷刷的一千三百多个饭碗，正在王厂长心里，碰得脆脆地响。王厂长当然要尽最后的努力，保住所有人的饭碗。那一千三百多人，王厂长都将他们视为姐妹弟兄，是他们，在他们的厂子要被洪水吞噬了的时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他王厂长一起，护住了他们的厂。而护住这个厂最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厂是一口大锅，锅里有香喷喷的米饭，一千三百多人，以及这一千三百多人后面的家属，都要在这个大锅里盛饭。也是他们，几乎就是以前赴后继的精神，使这个厂从一座蛇鼠为家的野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他觉得，他如果砸了其中一些饭碗，是在做忘恩负义的事。王厂长彻底明白了，说其说他是厂长，还不如说，他是家长。家长，便有义务护住所有家庭成员的饭碗。王厂长心想着说不准市长压根儿不要他砸碎别人的饭碗，只要他热热闹闹喊口号贴标语弄得天下人都知道地改革，就成了。如果那样，他王厂长拿出这个方案来，对得起那百分之十五的饭碗吗？王厂长当然不会找屁股打。
王厂长便在底气不足中，七搜八搜九搜十搜，搜出了许多理由来。王厂长说，局长知道，局长可以作证，局长每年都在赞着王厂长的厂，是局里的先进，是一面红旗，是效益上的排头兵。但王厂长注意着用词，没有说出那种笨得做猪叫的“不要裁员”的蠢话出来。王厂长知道，那些分明是欺人欺己的蠢得做猪叫的话，只能对局长和前任市长说。这并不是因为前任市长和局长蠢，而是他们和王厂长一样，只要听到看到热热闹闹像演戏一样地改着革着，只要大家都能交差就行了。王厂长知道，那话绝不能对他面前的这位小他十多岁，但却又是他王厂长的祖宗的市长说。王厂长当然不能自己阻着自己，在不得已的时候，拿出那个裁员百分之十五的方案来。王厂长已经明白，他与市长，与其说在说着改革，还不如说，是在下棋。王厂长知道，他没法下赢市长。因为市长是市长，棋局还没开始，已注定他王厂长不可能赢。但他知道，他可以争取一局和棋，或者争取输得不那么难看。
市长想了想，摆摆手，示意王厂长不要再说下去。市长说：“王厂长，作为国营企业的厂长，有一个国营企业厂长的三个代表，你知道是哪三个代表吗？”王厂长茫然望着市长，摇摇头。王厂长的确没听过还有这样的三个代表。市长说：“作为国营企业的厂长，第一，代表着政府，对企业进行管理，从而有义务为作为独资的政府，争取最大的效益。这个代表，严格地说，是国营企业厂长最根本的代表。其二，代表着企业，必须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的权益。厂长，从某种角度说，他就是企业，企业就是他。其三，代表着广大员工，必须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利益。掌握了这三个代表，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厂长。王厂长，不客气地说，你将第一个代表基本上忘记了，将第二个代表淡化了，你只重视第三个代表。”市长接着说，改革，就是要在企业有着大好形势下改革。厂子要垮了，病入膏肓了，只有破产一途了，还改什么？革什么？干干脆脆破产就是。市长说，破产不是改革，破产是死亡。市长说，你们摔掉包袱了，轻装前进，效益将更好，然后便是企业的发展，便可以扩大规模，可以安排更多的就业，从而步入良性循环。王厂长还要说什么，市长几乎是掷地有声地说：“你们那个企业，至少可以裁员、也就是下岗百分之三十。”
王厂长没法儿保全一千三百人的饭碗了，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地求得保住一千一百人的饭碗。王厂长为至少要砸碎两百个饭碗痛心，他必须立马抢救另外两百个也有可能要砸碎的饭碗。王厂长在痛心中说：“市长，我们其实已做了许多改制的前期工作。我们甚至做好了自我改制的准备。应该说，我们全厂员工都做好了迎接改革的准备。”王厂长立马将那个裁员百分之十五的方案拿了出来，双手递给市长。王厂长说：“这个方案是我们经过研究、调查、测定，反反复复研究才定出来的。我们相信，通过这次改革，我们厂的各种资源，都将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你市长一看，就会知道，我们在这个方案上，花了不少功夫。”王厂长说，改革应该是自觉的事儿，所以他们就自觉地准备着改革了。
王厂长希望他能多保住百分之十五员工的饭碗，这段时间，每天担心着市长不同意他那个哄鬼的初步方案，从而要求他至少裁员百分之三十。他仿佛看到，他拿着员工们的饭碗往地上砸去，砸得噼哩叭啦响，砸得怨声载道，砸得鬼哭狼嚎，砸到后来，一个飞来砖头，砸在他头上，砸得他头鲜血淋漓。王厂长好像他时刻都面对着一千多号员工，不住地心里对着他的员工说：“弟兄姐妹们，我在争取着，多留些饭碗。我知道你们艰难，我在尽着力。”
回到厂里，王厂长对副手们说，至少得准备下岗百分之十五，有可能还是百分之三十。得加大宣传力度了，得叫所有的中层干部，所有的班组长，所有的行管人员，都来做这个工作。王厂长说，这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做到的减震方法。王厂长说，必须为必将到来的下岗百分之十五、可能还是百分之三十减震。
员工们早已经习惯那种喊得热之闹之的改革，他们将厂里苦口婆心的宣传，不当一回事。就像他们习惯了穿着全民身份那件衣服，以为着这件破衣服是世界上最好的衣服，再破，他们也舍不得扔，也会说这件破衣服是如此光鲜。因为他们习惯了那件破衣。忽然来的真改真革，就像有人告诉他们，大街上来了一百只老虎，他们会信吗？于是，王厂长心里翻着浪，响着鼓，急得渗血，厂里依旧一派祥和。
半个月后，市长秘书打电话给王厂长，要他们拿出详细的改革方案出来。市长秘书说：“市长原则上同意你们厂裁员百分之十五的方案。”市长秘书打着哈哈说：“王厂长，要不要我将市长的原话说给你听。”王厂长当然想听到市长的原话，立马说：“我和你，是谁和谁？我相信，你肯定会告诉我。”秘书真将市长的原话告诉了王厂长。秘书说：“市长说，王厂长他们有很多哄鬼的因素在这个报告里。市长说，我就让王厂长他们当一次鬼哄。毕竟对于我来说，初战必胜，初战不能闹出太多的乱子来，虽然这个胜，小得谈不上胜。”
王厂长为他成功地多保住了百分之十五的饭碗，感到由衷欣喜。虽然他已经知道，市长明察秋毫地看出了他的把戏。但不管怎样，他王厂长要少砸两百个人的饭碗。
一个月后，市长批准了王厂长的改革方案。
这天，王厂长以排山倒海的气势说：“全厂要下岗百分之十五，各部门，各科室自己拿出方案出来，一个星期后，将你们认为的本部门能下岗的人数上报厂里，厂里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部门的裁员人数。”只有王厂长自己知道，他是如何的外强中干，是如何的心不甘、情不愿。王厂长知道，裁员裁到谁的头上，谁都不会舒服。王厂长更知道，他一个人无法承担那么多怨和恨，他当然希望着他的领导班子和他的中层干部们，都能承担责任，能和他齐心协力趟过这次改革的洪水。王厂长说：“当厂部下达具体下岗指标后，各车间，各科室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下岗任务，任何科室，任何车间不得将矛盾上交，谁上交矛盾，他王厂长就撤谁的职，就将谁一并下岗掉。王厂长说他这次决不会给任何人情面。王厂长说：“所谓下岗，就是裁员，就是砸人家饭碗。我丑话说在先，如果有人收礼，导致人为的不公正的砸饭碗，我就当着全厂员工，先砸他的饭碗。不管他是谁。”
王厂长希望着在公正公平公开的气氛中，砸着人家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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