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站在岳飞的角度，看风波亭冤案。
上个世纪，日本全面侵华后，助敌之各色伪军，以及充任各种伪职的人数之多，令人震惊。金军南下，以及后来的满清南下，情形与日本侵华时的情形大同小异，也是加入敌人阵营，为敌人服务的人数之多，叫人无语。究其原因，其中有部分人可以原谅，因为他们迫于生活的无奈，干的也只是一盘性服务工作。更多的则是缺乏民族气节。而缺乏民族气节的人中，只怕大多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统治者，不但对国民没有视作公民，反而如同对待奴隶，国家只是统治者盘剥和迫压国民的工具。你不给予国民充分的尊重，国民凭什么要为国家卖命？这种情形下，不少人会视侵略者为解放者：原来的统治者，简直是王八，不妨换个统治者试试，兴许生命的尊严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要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国家和国民的每一分子都是平等的关系。这就要求人民的个体是公民，国家只是服务公民的机构。任何人利用这个机构迫压和盘剥公民，都应该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在绝对权力把持的过往，要做到这点，完全不可能。这大约也是其他民族，只要是专制政体，资敌助敌的人同样也层出不穷的原因。
扯远了，打住。
岳飞是天生的武人，体格健壮威武，膂力过人。枪法、箭法均十分了得。更为了不得的是其指挥才能，即使在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没几个人能够与之相比。
金兵开始侵宋的初始阶段，岳飞多次投军，虽有战功，但由于非一方统帅，其才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大放异彩，是其上司杜充兵败投敌，岳飞控制好了自己的基本部队，收容溃兵，成为了一支独立部队，他有完全的支配权以后的事。他将岳家军训练成为了“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铁军。这样的部队，在我国的历史上少之又少。像曾国藩的湘军，只是唱唱《爱民歌》，其实对人民的残暴比太平军更甚。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宋的确是一派乱象。武人对上司不满，可以自己改换门庭。虽然从岳飞的个案来看，他的多次投军，也就是多次选择从军的部队，是打造后来的岳家军的必要前提，但对于朝廷来说，武人的这种自由，却并非好事。这也恰恰反映了南宋政权初始时的无奈：在许多部队投敌后，敌人愈来愈强大，自己愈来愈弱小，因此，只要抗金，不管好歹，皇家都求之不得。至于朝廷对武人的控制，不说几乎没有，但不给力却是肯定。也正因为这种不给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岳飞，才可以在接收朝廷拨给他的部队的同时，自己募兵，以及接受农民造反武装和伪军的投降，充实自己的部队，他的基本部队才能从区区数千人迅速发展成为十余万之众，成为了南宋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野战军。在正常时期，自己募兵，以及接收投降充实自己，肯定是非法行为。
也正是因为岳飞鲜有败迹，以至金国武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也恰恰因为岳家军的战斗力十分了得，岳飞才有底气坚决抗金，才会反对一切形式的议和。这也使得他认为大宋与大金之间，军事实力的强弱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而当时的实际情形，宋的其他部队的战斗力与岳家军的战斗力相比相差甚远。同时，岳家军的反攻，只是局部的反攻。金宋之间的军事实力的对比，金强宋弱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继续打下去，即使岳家军仍然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别的部队是否能这样，只怕难乎其难。但，经过岳飞、韩世忠等等武人的努力，大宋基本稳住了阵角，政权和国家都逐渐走上了正轨。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国家的确有必要对所有部队进行整编，同时，和谈未免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于是，当赵构选择和谈时，岳飞站在自己的视角坚决反对，完全可以理解。同时，岳飞因为坦荡，根本无法想象到朝廷的猜忌。因此，只要有人加入他的部队，照旧无限制地扩充，在他的心中，他的部队就是大宋的部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可是，在赵构的心中，岳飞的部队规模早已过了他担心尾大不掉的临界点，他对岳飞的猜忌已是与日俱增，以至即使让岳飞离开了他的岳家军，这种担心仍未减少半分：部队毕竟是岳飞的部队。于是，在专制体制下，在绝对权力中，赵构举起了屠刀，砍向了岳飞。
蒙冤时，岳飞年三十九岁，是抗金各野战军首领中最年轻的。我本人认为，岳飞是我们民族的武圣，是我们的战神。顺便说一句，那个关二爷，与岳飞相比，大约只能算个屁。
另一个了不得的抗金英雄韩世忠比岳飞年长十一岁。岳飞蒙难后，韩世忠万念俱灰，真正做到了国事关他屁事。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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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谈||风波冤案（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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