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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中埋藏多少不堪的秘密

1998年春天,我在《女报》做记者,有个河南南阳读者报料,说他们那儿有个县委书记包二奶,被二奶泼硫酸毁了容。这事儿值得关注,我当即动身赶赴河南。

那时候,《女报》的口号是“弘扬正义,呵护良知”,专干打抱不平的事儿,我是其中最鲁莽的急先锋。有个公务员喝醉了酒,让服务员给他磕18个响头,我给捅了出来,他无地自容,扇了自己18个嘴巴;有个打工妹生病昏倒在车间,终告不治,老板扬言不赔一分钱,抢救打工妹的两千块钱还让全厂工人均摊,经我曝光后,老板差点让唾沫淹死,赔了28万;有个抢劫杀人犯,因为有强硬的后台,三次被判死刑,最后却无罪释放,我仗义执言,终让杀人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类似的事儿,我还干过许多,常常干得热血沸腾,感觉自己是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手中的笔简直就是一把板斧,魔也好,鬼也好,一个都不放过。

没想到,那一次去河南,我狠狠地栽了一个跟斗,还不好意思跟人说,一直憋到今天。

深圳没有直达南阳的火车,我先坐火车到驻马店。车到驻马店已是凌晨两点,我一出火车站,就被一群三轮车夫围住。我选择一个看起来面善的三轮车夫,问:“拉我到最近的宾馆多少钱?”他说:“四块钱。”我想行,就上了他的车。

没几分钟,三轮车把我拉到了一家宾馆。我递给三轮车夫五块钱,说:“谢谢师傅,一块钱不用找了。”

三轮车夫说:“老板,我说的是十块,不是四块,你还得给我五块钱。”

我很生气,如此这般刁钻,太不地道。但我很快又释然了,凌晨两三点钟,还在街上蹬三轮车,很不容易,多要几块钱,也可以理解。我什么也没说,又给了五块钱。

驻马店至南阳,只能坐大巴。一路有山有水,风景尚好,最主要的是,与我同座的是南阳师范的一个女生,她听说我是记者,是去南阳采访县委书记被二奶泼硫酸之事的,对我很是尊敬,主动和我谈起了她听到的有关此事的传言。

这本来是一趟愉快的旅程,然而,车到唐河县境内,上来了四个精壮汉子,使这次旅程成为笼罩我二十年的阴影。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车匪路霸,只是,他们一点也没有冯小刚电影中劫匪的幽默感,也不高喊“打劫”,只是两个人站在车门处掌控大局,两个人从车厢后排开始一个个搜身,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哀求,任凭搜出钱包,把钱掏出来。

南阳师范的女生用手肘杵我,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希望《女报》记者挺身而出,弘扬正义。

我设想过好几种方案。

其一、我站起来怒吼一声,号召群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岂容鼠辈横行,是男人都站起来,把他们吓尿!”

其二、我站起来交出自己的钱包,说:“哥们儿,我是深圳《女报》记者,来河南采访的,请给我一个面子,我的三千块钱,你们拿去喝茶,但请你把父老乡亲的钱还给他们,也别动我的录音设备和相机,里面有重要文件,你们拿去一定会惹大麻烦。”

其三、我站起来亮出记者证(只让他们看到封面),说:“兄弟们,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来河南采访打击车匪路霸成果的,请你们悬崖勒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否则,全河南的警察挖地三尺,也一定会找到你们,狠狠打击!”

可是,我只是那么想一想,并没有站起来。作为记者,见多识广,我知道他们怀里都揣着刀子,如果激怒他们亮出刀子,后果会很严重,我在重庆采访时,就因为没把握好分寸,被黑道人物砍了九刀。

我坐在大巴中部车门边,犹犹豫豫,思绪万千,成了一只可怜的羔羊,静待宰杀。

我后排的座位上,是一个中年汉子,他一直在打瞌睡,当他的钱包被搜出来,他惊醒了,跳起来揪住搜他钱包的人,大喊大叫:“干什么!干什么!”

车上顿时有点乱,有人叫了一声“打”,不知道是劫匪叫的,还是叫打劫匪的。

劫匪一看场面失控,叫一声“收工”。司机立刻停车,四个劫匪就半途而废,下了车。

我出了一身冷汗,我不知道当搜身到我时,自己有没有勇气大喊“干什么干什么”。

时隔二十年,那些劫匪要是没落网,没接着干坏事,也过了追诉期,法律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可是我,因为自己当年的怯懦,抱愧至今,而且,还必将继续抱愧。

怯懦的报应,马上就来了,我采访回来的稿件,因为题材敏感,也可能因为我惶恐不安没写好,《女报》没有发。按杂志社规定,记者采写的稿件不能发表,差旅费不予报销。我的河南惊魂之旅,成了一部拍得很烂的喜剧片,县委书记被二奶泼硫酸毁容的事儿,也成了埋藏在我心中的秘密。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敢做敢当的铁血记者,河南之行,才让我看清楚自己不过是个装腔作势的伪硬汉。

面对三轮车夫十块钱的讹诈,我一言不发,实为对卑鄙的纵容。

面对车匪路霸的胡作非为,我不声不响,就像是劫匪的帮凶。

我鄙视自己。

这一次,崔永元大战娱乐圈大鳄,国人看到的是热闹,我看到的则是自己露出的马脚。

每个人心中都埋藏着一些别人的秘密,说出来,轻则让人大吃一惊,重则像崔永元一样天翻地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心思重重,甚至像崔永元一样抑郁,就是心中埋藏的秘密太多,就像吃得太饱撑得慌,让人坐卧不安。

我心中也埋藏着比县委书记的丑闻更不堪的秘密,还有一些人比我比崔永元知道的秘密更多更大,说出来欢天喜地,但我们都没有崔永元的勇气,不敢说。

于是,我就像时刻坐在那辆遭遇劫匪的大巴上,越发鄙视自己。

其实,有一些秘密就像屁,放出来会发出不雅之声,还会臭倒一些人,但对于重病之人,放出屁来,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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