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钱钟书还没写小说成名前，杨绛就以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声名远播。当时，上海正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风云多变，世道艰难，为了生存，杨绛一边做小学代课老师，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写剧本。那时，她刚三十而立，却有着一般女作家少有的诙谐、幽默和豁达心境。她冷静、慈悲地描绘着自己笔下的众生相。那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或真实，或虚伪，或可怜，或可憎，或狡猾，或无辜……她一视同仁，不分厚薄，她懂得：这世上，苦衷是人人都有的伤痛。杨绛的喜剧，语言清丽不粗鄙，内容捧腹不粗俗，冷眼观世事，却又蕴含着温情。柯灵曾说，杨绛的笑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
如果说杨绛的剧本有着橄榄式的回甘，那她的散文则有着绿茶式的清冽与幽香。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繁复的修辞，洗净铅华的朴素文字中，自有一种深沉的温度与独特的韵味。钱钟书曾自愧不如地说道：“杨绛的散文比我好，她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他对杨绛说：“照常理讲，我应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就连女儿钱媛也这样公正地评价：“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钱钟书听完大笑，这是一种心悦诚服的笑，是一种引以为豪的笑。在这世上，没有谁比钱钟书更懂得欣赏杨绛的睿智和才华了。
即使到了晚年，杨绛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在92岁高龄写下了散文回忆录《我们仨》，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杨绛用简洁深情的文字，向我们娓娓道来一家三口聚散悲欢、风雨相守的故事。没有断肠的词句堆砌，没有凄凉的情感渲染，可那句一咏三叹的“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不知触痛了多少人的心，润湿了多少人的眼。
她经百年荣辱，历百年故事，却始终坚守内心的淡定从容。她用一支朴素的笔，书写明净坦荡有情有义的故事。她携一颗澄澈的心，走过悲欣交集冷暖交织的岁月。她的人生，就是一本厚重隽永的书，值得后人去捧读，回味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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