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所写著名楹联，上联为：“能攻心则反恻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是以诸葛亮南平孟获的战绩，说明攻心为上，也是说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下联为：“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是以诸葛亮治理蜀国刑政严峻，说明治国取法的宽严由形势决定，也是说了客观形势与选择治国方略的关系。
东汉末年政论家荀悦说：“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进退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而功殊者，三术不同也。”（《资治通鉴·太祖高皇帝》）刑政宽与严，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而应当是依据形势作出的选择。秦法严酷，所以刘邦代之以缓，“约法三章”，能得民心；刘璋暗弱，所以诸葛亮纠之以猛，刑政严峻，却符民意。[注1]
刘备入蜀之前的刘璋，字季玉，袭其父刘焉位而为益州牧。《三国志·刘二牧传》说，这个人“明断少”，“才非人雄，而居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诸葛亮初出茅庐的隆中决策中也说过，“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些都是对当时蜀中形势的基本判断，也是诸葛亮入蜀后刑政严峻的客观依据。
《蜀记》中的一段对话说得更清楚：诸葛亮刑法峻急，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误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凌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这段对话，把刑政严峻的道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除此之外，三分天下、相互争夺的严酷局面，以及以一个弱小的蜀国维持连年伐魏的巨大压力，没有一个“严”字，无法统一指挥调度军力民力财力，也是其中的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诸葛亮刑政严峻是无可非议的，而难能可贵之处不在于此，正在于刑政严峻而无怨者。
陈寿在《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语中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管仲、萧何）之亚匹矣。”这些评价，均有事实作依据，诚不为过矣。
当时有两件突出的案例。
一是李严。李严字方正，后改名李平，南阳人。少为郡职史，以才干称。刘璋以为成都令，复有能名。建安十八年刘备任其为裨将军、犍为太守，后为兴业将军。章武二年，为尚书令。刘备托孤时，与诸葛亮并受遗诏扶少主，封都乡侯，假节。据《三国志·李严传》记载，章武九年春，诸葛亮率军出祁山，李严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李严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请诸葛亮退军。诸葛亮退军之后，李严又假作吃惊，竟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并以此事上表后主。诸葛亮拿出李严前后手笔书疏本末，李严词穷情竭，首谢请罪。乃废李严为平民，徙梓潼郡。
二是廖立。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刘备为益州牧时，辟为从事。年未三十，擢为长沙太守，被誉为荆楚奇才。诸葛亮曾对吴国使臣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三国志·廖立传》）刘备为汉中王时，廖立为侍中，后为长水校尉。然而，这个人过于自负，自认为才名应在诸葛亮之贰，“常怀怏怏。”后丞相掾李卲、蒋琬举报廖立诽谤，诸葛亮查实后上表曰：“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武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于是废廖立为民，徙汶山郡。
这俩人被废以后，并无怨言。廖立“率妻子耕殖自守。”后来监军姜维率偏军路过汶山，曾看望廖立，“称立意气不衰，言论自若。”这俩人，都寄希望于诸葛亮能重新启用自己。然而，听到诸葛亮死讯之后，廖立垂叹曰：“吾终为左衽矣！”遂终徙所。李严也是同样因激愤，发病死。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说：“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注2]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陈寿和习凿齿的评价，都是古人的说法。以今天的情境，可以说诸葛亮能做到刑政严峻而无怨者，至少有三点：
第一，要靠有效的权威来施行。何来权威？权可生威，廉亦生威，人格力量最强大。诸葛亮身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是够用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诸葛亮的一生，几乎是完美的一生。别的不说，只说他五十八岁死前给后主刘禅的上表，就可以看到他一生的风采。“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遗表，短短的六十五个字，虽极平淡，背后却可以看到诸葛亮从初出茅庐到刘备托孤直到六出祁山身死军前光明磊落的一生，每一个字都有诸葛亮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熬干了心血留下的痕迹。在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伟大人格面前，谁还能有不平有怨怼？诸葛亮的崇高威望，既是他丞相之权带来的，更是他人格魅力铸就的。
第二，要靠法前公平来保障。诸葛亮执法，真正做到了责人责己无二致，表里如一公平心。章武六年的街亭之败，主要责任在马谡，但诸葛亮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杀了马谡之后，随即上疏：“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三国志·诸葛亮传》）古往今来，凡事不平则鸣，不公则怨。而最大的不公莫过于定法执法者自己不能带头守法，莫过于对人严对己宽。不要说说自身有短处，就是有任何一点瑕疵都难以服人难以服众。单凭权力的压服只能是短时间的表面的服，这绝不可持续。曹操也曾“割发权代首”，但以曹操的平日所为，人们总是能从中看出几许虚伪和奸诈。
第三，要靠一丝不苟贯彻到底来维持。法律法令靠人去执行，人与机器的不同恰在于人是容易被感情左右的。诸葛亮为了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诸事竭尽全力亲历亲为。首先，宣示在前。“不教而诛为之虐”。诸葛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致。”然后，就是说到做到。司马炎曾说：诸葛亮“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商鞅徙木以立威信，曹操置五色棒是宣威权，诸葛亮则做到了事必躬亲仔细斟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事无巨细，亮皆专之”。“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魏氏春秋》记载，司马懿曾问使者，诸葛亮饮食及事之繁简？使者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司马懿说：“食少事繁，其能久乎？”诸葛亮也知道事必躬亲有负面影响，身体更是吃不消。但他深知辅佐刘禅这样的弱主忧深责重，为了践行自己对刘备的诺言，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军政诸事轻易不敢托人代劳，直至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事实也是如此，当年在蜀中，如诸葛亮之忠诚之谨慎之勤勉之深思熟虑者，确实无人能出乎其右。
注1：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引自《资治通鉴·太祖高皇帝》。
注2：“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而无怨言。”语出《论语·宪问》。说的是，伯氏大夫在山东朐山东北建邑，即骈邑。管仲为相时，依据《周礼·地官司徒》关于“三年大比，则以考郡吏，以诏废置”的规定，考核认为伯氏治理骈邑不恤百姓，劳民伤财而致民怨沸腾，罚伯氏褫夺“骈邑三百。”伯氏革职为庶民，虽“饭蔬食”，却因为罚得有理而“没齿无所怨。”
摘自于佩常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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