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出生的阿公（爷爷）今年已经82岁了。我端午节回家看他的时候，阿公张开嘴，用手触碰他下排中间的一颗牙齿，对我说：“已经松动了，我想拔了再补一颗。”
阿公老了，头发白了，眼睛肿了，耳朵也聋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感觉随时要跌倒的样子。一年多前，阿公多了一条“腿”，一根浑圆光溜的木拐杖。如今，曾赖以为傲的一口好牙也逐渐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十年前的阿公牙口非常好，是全家牙口最好的一个。阿公自己能炫耀的东西不多，一个失落的公家人，但他的好牙口似乎让全家人羡慕不已。
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农村的孩子在吃完鸡腿后，总想吮吸里面的骨髓，那香味真是无法形容。如今没人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咬开鸡骨头，尝尝儿时熟悉的滋味儿。
孩童时的我自然咬不开土鸡的鸡腿骨，油腻的小手拿着鸡腿骨追向爷爷，他三下五除二就咬开了。如果有人问我，儿童时期对爷爷的印象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就是鸡腿骨骨髓的味道。
阿公的好牙口不仅帮我咬鸡腿骨，还可以包粽子。
端午节总是阿婆（奶奶）包粽阿公捆粽。阿公捆粽与其他人不同，别人用手抽扎捆粽的竹篾，阿公则是手死死按住粽子和竹篾的一端，然后用牙齿咬住竹篾的另一端，双手使劲往前伸，头用力地往后移。此时，阿公的嘴边总会出现两道鼓鼓的咬肌，一幅卖力生气的表情，好像与小小的粽子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一般。阿婆则一边包粽子一边满意地笑着对我说：“这样捆扎的粽子才结实，煮出来更糯更好吃。”
阿公的好牙可以给我咬开鸡腿骨，也可以用来捆扎粽子，好处不少。但阿公的好牙也给他引来了些许责骂。
十多年前，家里不种地了，阿公的老水牛也卖了，彻底赋闲在家。也许是阿公劳累了一辈子，想趁着还好的牙口好好享受生活。他的胃口非常好，不管多老的土鸡，到他的嘴里都会变成桌前的一堆“白骨”，毫不费力。阿婆也许是因为不种地了，啥东西都要花钱买了的原因，总是嫌弃阿公太能吃。年轻时牙齿就完全坏掉的阿婆似乎很妒忌阿公的好牙口，如今想来，那时家里穷，阿婆觉得阿公的好牙口会把山都吃空，怎么会没有意见呢？
阿公说想拔掉再补一颗牙时，我想都不想地就说好，去吧！费用我出。常言道：有个好牙口，活到九十九。坐在旁边的阿婆立马跳起来，大声呵斥：“补什么牙，人家牙口好的老人都要把牙齿拔掉，都七老八十了，还补什么牙？都不怕人家笑。”
阿婆的反应着实吓了我一跳，怎么老人就不能补牙了呢？老年人为什么要把牙齿拔掉呢？有个好牙口，活着好好尝尝人间美味，这不是很好吗？
阿婆从来没有读过书，她小的时候拿着锄头要打教书先生，只因为教书先生来家里劝她要上学。没读过书的阿婆缺少的是知识，但她拥有很多老话。老话怎么说，她就怎么做。有些老话非常有价值，比如“瓦片尚有翻身日”。以前割稻谷的时候，阿婆总是用这句话激励正在读书的我，对此我也深信不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老话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害人的糟粕。阿婆听信老话，阻止阿公去补牙就是绝佳的例证。
原来，阿婆怕阿公死后带着满口牙到阴间去，反过来“吃子吃孙”。阿公那么和善的一个人，对我那么好，死后怎么可能要“吃”我呢?
英国作家扶霞在《鱼翅与花椒》的《饿鬼》一文中写了对中国人的观察：
“对于去世不久的亲人，当代中国人献祭的方式也有意无意地强调了亡者与生者之间紧密的联系。他们会把小碗小盘的菜肴放在亲人的坟头，什么腊肉啊、四季豆啊，还配一碗米饭，反正活着的人吃什么死人就吃什么，这样就好像亡者还在和家人一起吃饭一样。而对于去世已久的先人，灵堂上献祭的食物可能就更'抽象’一些：整只的熏猪头、没剥皮的柚子，都不是马上能入口的东西。在中国，对死者最大的不敬就是肢解尸体：鬼魂也需要腿来走，眼睛来看；对了，肚子是一定要填饱的。”
扶霞的观察非常客观，“反正活着的人吃什么死人就吃什么”，我们给逝者祭上煮熟的刀头肉、鸡鸭鹅、饭团，还有米酒与香茶，用我们活人吃的东西去供奉逝者。山西的一个被迫成为“慰安妇”的老太太，刚入土的她得到了子孙放在新坟前的馒头，还有一瓶助于消化的山西老陈醋。
阿婆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生怕阿公以后带着满口好牙离开人世，去到阴间还是可以大吃大喝，吃得阳间的子孙饥寒交迫、家徒四壁，吃得子孙永远都得穷下去，永不翻身。
我理解阿公想补牙的心切，但面对阿婆听信老话而生出的干涉，我陷入深深的无助。
如今，我不需要阿公给我咬开鸡腿骨了，年轻人学会了包粽子，他也不需要用牙齿去捆扎粽子了，可以歇息一会的牙齿应该嚼嚼世间的美味。以前没钱吃，现在有了，可阿公的牙齿却脱落了，想补也补不成。
作为长孙的我，阿公死后要“吃”孙子的话也是先“吃”我，但我不怕阿公死后会“吃”得我赤贫如洗，只怕他没能活着的时候好好吃吃人间美味，带着遗憾结束自己的一生。
2019年8月1日写于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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