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听过一种讲法，在广东打车，的哥会跟你聊生意；在北京打车，的哥则会跟你聊官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北京，的哥跟乘客聊官场是很自然的事情，天子脚下，千年帝都，聊官场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就北方和南方相比，北方的官场文化明显重得多，如今的官场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原和北方的仕文化。
我身边有两位北方的朋友，她们如今也在体制里，一位来自陕西，另一位来自山东。陕西的女孩子小小的，一个人到广西来做公务员。她说，在老家那边，大多数读书出来的年轻人，如果不考公务员，似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
另一位山东的女孩子则长得很大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问我是不是公务员，问这问那，都是跟公务员有关。前段时间，跟我不算熟的她又微信问我是不是公务员，“是”；还做副镇长吗？“不做了”。接着，还不是行政编（即正儿八经的公务员）的她表现出一副羡慕至极的样子，“公务员提拔就是快。”
有意思的是，南方朋友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没有如此表达过对仕文化的痴迷。有朋友会说，南方的年轻人还不是一样削尖脑袋去考公务员？诚然如此，但他们更多的只是将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谋得一份养家活口的工作，对官本位的仕文化远没有北方朋友那么痴迷。在这方面，广东尤其如此。
如果广东人对官本位的仕文化存在一种淡漠是客观的话，那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从人口构成来看，广东本土人可以分为三类：广府人、客家人和福佬人，分别讲广东话、客家话和闽南语。这三类人都是中原人从秦朝开始，后陆陆续续迁到广东，并与广东土生土长的百越民族交融、繁衍，并最后反客为主同化他们而最终形成如今广东人。
广东人的祖先之所以要陆陆续续南迁，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原政治斗争中的失意和遭受的迫害，使他们淡薄政治、厌倦斗争，追去安定和平的生活”（摘自《广东民俗大典》），在文化基因上，这些要南迁逃离中原的人就是不大喜欢官场的，因此，在后续的繁衍生息中，正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他们的后人很自然的也淡薄政治，不像留在中原的那部分人一样，对仕文化那么痴迷。
其次，从政治管辖范围来看，广东处于南端，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北方的皇权势力到达他们蔑称为南蛮之地后自然就弱得多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广东人更加疏离仕文化。
最后，广东有很长的海岸线，亦有众多良港，从古至今，其工商业都很发达，不管是下南洋还是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他们都远远走在前面。因此，他们形成了重商而轻仕的一种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讲钱。所有人会抱怨，说广东人不够热情，问个事都不爱搭理人，但在广东人看来：我做咩要同你讲嘢，你俾我钱咩？（我干嘛要多跟你废话，你给我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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