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是我们惯常的用语,已经将其作为一个特定时间名词。年和关为何搭配在一起呢?
一到腊月底,常有人喊年年难过年年过,喊这话的往往都是经济拮据之人,有钱人大抵不会这样说,否则就有些矫情了。把过年视为一道要过的关,有很厚的历史根源。从古人来讲,年和夕这两种怪兽都会在农历的最后一天出来作妖,于是燃放爆竹把它们吓退,故称为过年和除夕,过年,过了年兽的这一关;除夕,除掉夕兽那一关。不过,今人已经知道没有年和夕了,难过之关往往就剩下钱了。
我还记得,全家人在打扫屋子的时候,村里的猪肉佬十八公手里拿着一本小学数学本和一支笔,笑呵呵地进到家里来了。他会径直上到我家的楼顶,爷爷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收账来了。故乡除夕前的几天往往有债主上门讨债,新年不欠旧账是很多地方都盛行的观念。
十八公会翻看他手里的数学簿,说:“二月十二买了一斤肉,十元。清明节买了两斤半的肉,二十五元……”爷爷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点头。爷爷赊了多少肉,他心里也是有点数的,他每次买肉回到厨房,会在灶台前捡起一块未燃尽的炭木,在黄黄的墙壁上写上二月十二,10元,清明节,25元。一年下来,爷爷用炭木记下的账从上到下,好似一条长得有些丑的黑龙。买肉花不少钱,往往都靠外面务工的子女带钱回来还上,我似乎还记得,叔叔从广东回到家就问:“爸,今年欠了十八公多少钱?”
赊账有时是农民不得已的选择,但清朝有个奇人齐如山,他在《中国风俗从谈》里说,赊账有时也是卖家希望的,并不希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一种绑定顾客的手段。两个肉摊,价钱一样时,一个可以赊账,一个必须现付,人们多半到可赊账的那一摊买肉。如今,不管是信用卡还是白条或花呗,原理都是相似的。
我估摸十岁的时候,有一天,邻村的一个妇女坐在一辆拖拉机的后斗里,拖拉机开进村的时候,她一边哭一边大骂。我认得那个妇女,就是邻村开商店的女人,她的丈夫长得小小的,但很清秀,在客家戏里总是演小生,人称小生四。她说村里那个欠她钱不还的人,今天再不还钱就要抵命。她手里真的拿着一把刀。我当时感到很害怕,又想看,又怕看到有人被砍。这么彪悍的女人怎么嫁了一个奶油小生呢?
故乡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大抵不会赖账。不过,如果在城里,赖账的人总是有的。北京过去有避债台的说法,即债主年关上门讨账,欠主(欠债的人)还不起,家里太小,没地方躲,只好出门去躲避。欠主往往到一群乞讨人员聚齐的地方躲债。为什么要去那里躲债呢?混到乞丐里就能说明自己很惨了吗?
众多乞讨人员会整出一间屋子,专给那些欠主来躲避。欠主没办法还债主大钱,给乞丐一点小钱还是有的。债主来到乞丐聚集地方的门口,但他们不敢进屋,只能在外面喊欠主的名字。躲在里面的欠主会来到门口,说“是我吗?”由于光线很暗,债主也不敢轻易说是,一旦答错,那群欠主就会蜂拥上去,殴打一顿那个债主。如此看来,不管对欠主还债主来说,这都是一道难过的关。那间小屋的墙壁上有一首讽刺欠主的歪诗:“胡花又胡来,上了避债台。今年避过去,来年还得来。”
几年前,我买了一套房子,首付过半,部分钱都是父母替我借来。虽然都是从父母的亲兄妹那里借的,但父母都在年前就还给他们了,新年不欠旧账。后来,我稍微有点钱了,也把钱给了父母。“我们的钱还不是你们子女花?还什么还?”母亲说。我说:“一码归一码,以前花你们的钱说不清,现在买房的钱说得清,说得清能还就还。”
我二〇一八年再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千多,生活很拮据。有一天,一个前同事突然给我电话,说自己经济遇到了困难,连车险都交不起了,要借我几千元。我当时也没钱,但想到以前和他共事的时候口口声声把我当兄弟,很义气,我就跟父母借了三千八百元,转给了他。后来,我自己也买了车,知道车险根本不用那么多,想来他当时就以买车险来骗我。
后来,我追过几次,直到今天他都没有还给我。我没有年前跟别人追债的习惯,也放弃跟他要钱的想法了。后来,每当有人一上来就跟我称兄道弟我就紧张起来——他该不会又打算跟我借钱不还吧?
有个笑话,说张三跟李四借钱,一切条件都由李四说了算,李四还不肯借,要张三磕十个头。旁人对张三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卑贱呢?张三说:“这有什么不划算的?等他追债时,给我磕二十个头我都不见得会还给他。”这真是借钱的时候,欠主是孙子;追债的时候,债主变孙子咯。
如今,谁跟我称兄道弟我就防着他,那样的兄弟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如果不是他还欠着我的钱,我都忘记故乡还有一个多年不联系的好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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