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圣诞节那天，正如宋美龄和张学良私下沟通的一样，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释放蒋介石，让他回到南京，权做送给蒋宋（二人信仰基督教）的圣诞节礼物，因为蒋介石已经口头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需要确保他人平安回到南京才会实施。
众所周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就被囚禁了起来，长达半个世纪，他人生最好的岁月仅仅是在各个不同的“监狱”流转，在1990年获得自由后远赴美国，客死异乡。他晚年曾自评：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
其实，张学良的人生结局一半是时代决定的，一半是自己决定的。
1937年1月，宋美龄写了一本题为《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小册子，里面讲道：张学良跟蒋介石说，他已经决定陪委员长回南京，但蒋介石很反对，说没有这个必要，他应该留在这里，并以委员长的身份命令他留在这里。张学良对宋美龄说：他负有陪委员长回南京的义务，因为他已经跟各个发动事变的将领表示，愿意担负事变的全部责任。（原文：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
众人得知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后都极力反对，其中就包括周恩来，但张学良没有听进去。
回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有人说张学良年轻幼稚，都已经严重得罪上司了，还要傻傻深入虎穴；有人说是张学良看不透蒋介石；也有人说张学良太江湖义气。不管分析几何，众人皆认为送蒋回京是一失策。
有资料显示，送蒋回京不是张学良偶然的举动，而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复杂的行动。这里有公有私，有远因有近因，有外因也有内因。
从总体上讲，此举是张学良光明磊落、毫无私心的表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亦为当时形势所必需，中国要团结抗日，必须有蒋介石参加，也必须在蒋介石领导之下，这是当时客观条件决定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确实大丢其脸，威信受损，身为最高统帅被部下扣押，今后如何有脸指挥全国的军队呢？中国人是最讲究面子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面子，不单单是个人的私事。蒋介石为此深感苦恼。张学良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演“负荆请罪”这出戏，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张学良曾向下属人员袒露过送蒋回南京的动机，“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反悔”。在送蒋这件事上，张学良能够完全抛弃个人和团体的私利，而从国家、民族这个角度考虑，这不仅反映了张学良在政治上的成熟，而且此举应该值得肯定的。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连宋子文乃至宋美龄均不满蒋介石而同情张学良。（此段文字摘自《宋美龄传》杨树标 杨菁 著）
历经百年风雨人生的张学良，不管他如何回顾自己的过往，历史似乎都给了他很好的评价，毛泽东说他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周恩来说他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关押中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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