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2014年春天，我在北京游览了故宫、圆明园等景点，唯独没有去长城，想来自己的确不是好汉一条。
今年春天，我和母亲到了一趟庐山，寻访了李白口中所念“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在下山的汽车上，每一个座椅后都套着一句广告：“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三叠泉是庐山最出名的景点，亦处于最偏远的地带，腿脚不便的退休老年人，一天能走一趟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能让这群在生命后半阶段希望填充与点缀生命的优质客户匆匆一览庐山就离开了呢？
想起庐山赚钱的广告语，我不由得想起八年前一位中年同事对我说的话：“都二十五岁了还是处男，你的人生是不及格的。”他曾经做过多年语文教师，想来有给人打分的职业习惯。不过，就我所知，周末的时候，他常常和单位食堂矮个子的胖师傅一起去寻乐子，把妻子和女儿瞒得跟铁桶似的。他不仅有老婆和孩子，外面还有女人，而我却打光棍，按照他的标准，难怪给我不及格。
关于长城最早的已知历史文献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史记·楚世家》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四百年后，秦王朝征服所有对手，秦始皇下令修建了约四千八百公里的长城。不过，与如今都叫长城不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它有诸如方城、长堑、城堑、墙堑、塞垣、界壕、边墙等不同叫法。外国人一般称之为“中国城墙”（the Chinese wall），到了19世纪末，称谓变成了“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1923年2月，美国《国家地理》有篇文章：“天文学家认为，唯一能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得见的人造工程是中国长城。”
长城一词能被世人平凡使用，这里有伟人的功劳。当月球上能肉眼看见长城的喜讯传回中国。“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赞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毛泽东把它描绘成近代史上全民抵御外辱的先驱。”“长城”变成了“the Great Wall”的对应词，涵盖了北方地区所有的防御工事。他们都认识到长城所具有的宣传价值。至此，长城一词再次被大家利用，并冠以“万里长城”的美名。可惜的是，1923年从月球上肉眼看不见，现在仍然看不见。
数千年来，中国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过去，只需将海上一封锁，外敌往往难以入侵，明朝的海禁特别突出。不过，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却可以随时骑马入侵和掠夺。明朝的永乐皇帝意识到了这一点，力排众议，将皇都从南京迁往北京，认为都城靠近长城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和调动军队抵御侵略，如同今日所说的靠前指挥，不得不说是明智之举。也正是在明朝，长城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修建与修缮。
1644年，敌人攻入都城，明朝崇祯皇帝在景山一棵不高不大的树上吊死了。满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清朝。面对曾经抵御自己的长城，清代的康熙皇帝下令“不修边墙”，但形式大于意义，实际上清代长城的规模相当大，且地域跨度之大空前，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清长城与明长城及历代长城不同，目的在于对内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和民族起义，对内而不是对外，阻隔满族与其他民族的来往，同样限制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后来著名的闯关东历史事件，大批汉人要闯过的就是长城的山海关，它界定着关外的东北和关内的中原。
历史学家往往把长城说成是军事无能和资源浪费的结果。写过《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的林蔚，他认为修筑城墙成了晚明的代名词，因为这个王朝过于羸弱没有战斗力，过于自大而不肯谈外交。有个警察叫洪峰，他是研究长城的爱好者，“中国人常常把长城当作民族骄傲的象征，”洪峰说。“但这有些夸大其词。它跟金字塔这样的大型纪念碑不一样，不过是应对攻击行为的一种策略。”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鲁迅说城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糟粕，把长城说成是“奇迹和诅咒”。他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不过，美国的长城研究者石彬伦并不赞同，他认为经过改建的城墙经受住了几次大的军事进攻。不过，他又讨厌把长城加以象征性的利用，尤其讨厌用它来解释中国文化这样的复杂现象。
有意思的是，在外国人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他们的恐惧，象征着排外；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代表着荣耀。不过，石彬伦觉得这两种认识都没什么用处。“它不过是中国人曾经所作所为的体现，”他说道。“是他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而已。”美国作家何伟则认为，长城的意义也颇有变色龙的性质，对它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将长城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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