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辛。“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辛”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辛”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
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
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
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范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范”，模和范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型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
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型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范已被高温烧成陶。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范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模和范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
柒·模范
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
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万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
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
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
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四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需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筑九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九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
九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礼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二元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从那时开始，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
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器物，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玉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比如陶制的酒器、食器、石制工具、武器等等。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
在二里头出土了一件极具中国式审美的青铜爵，被称为“天下第一爵”。它类似于今天我们饮酒时所使用的分酒器或者温酒壶，三足、圆腹、束腰，一侧是长长的槽状构造“流”，另一侧是“尾”。长流尖尾的造型，平衡、清逸而舒展。
爵是二里头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容器，它们都出自贵族墓葬，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符合墓主身份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都是高级贵族的专属制品。
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容器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功能，以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成为礼器的主体构成。如果我们能打通时空的边界会看到，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青铜器似乎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宴，连接起上古三代的文明脉络。
或许因为酒是盛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所以爵的出现频率最高，相伴左右的还有同为酒器的斝（jiǎ）、盉（hé）、觚（gū），以及作为饮食器的簋（guǐ）、敦（duì）等。中国人以这样一场从物质到文化持续创新的盛宴，对西来的冶炼技术进行了全面的中国化改造，从此它将深刻服务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场青铜盛宴在二里头刚刚开启就遇上了一件大事，王朝的迭代。
二里头的青铜铸造技术一路飞升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走向了尽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朝自公元前2070年建立，辉煌了470年，前后经历11代帝王的统治，最后一代夏王叫桀。桀暴虐无道，天下民心大乱。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首领汤趁机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改朝换代通常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方兴未艾的青铜文化不仅没有被阻断，而且以更强烈的潮流之势蓬勃涌入了新王朝。
新兴的殷商王朝将都城设立在二里头都邑以东不到100公里的平原地带，今天我们称那里为“郑州商城”。这是一个庞大的新都，首创了供水系统，并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在这座城里，至少出现了两个大型的青铜器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荆山铸铜作坊。坩锅、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物和遗迹，无一不在诉说当年的兴旺与热闹。这个同样位于中原的商朝都城延续了二里头的文化使命，成为青铜器制作新的中心，并且发展出更大的生产规模。
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型的丰富度都远超二里头。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八尊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方鼎。方形增强了器型的平衡感，表现出更加庄严和神圣的气质，而超大的形制则远远超出了日常使用的尺寸范围，这些鼎是用来祭祀的。
商人嗜酒，上至君王，下到平民，人人皆饮酒。可能是这个原因，青铜器里约有70%都是酒器，酒器的功用也比二里头时期区分得更精细。其中三足、两柱、敞口的斝主要用来温酒，觚和爵一斟一饮，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套数越多，意味着墓葬的等级越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夏，商是一个王权更为集中、阶级划分更为明确、礼制也更为完备的国家。
青铜器映射着商朝贵族的生活，也承载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商朝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对祭器的需求被排在了首位。各种仪式上，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还是沟通天地和祖先的法器，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开始向仪式化、大型化转变，这是历史进入到商王朝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
这样的一种转变，自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可为，推动力只可能来自商代社会的顶层商王。商王是王朝的最高权力者，这些大型青铜器都是他的专属，为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制定了一整套规范，明确了不同场合、不同阶层使用青铜器的规制。
体制化使得青铜器正式成为商代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标志，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
随着青铜器的这一飞跃，它与陶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铜之前，容器的主要材质是陶，很多早期的青铜器型就脱胎于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沉淀在陶器上的审美体系。中国的制陶工艺在商代已达到巅峰，并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硬陶和原始瓷。陶制器物越来越好用了，同时它们也渐渐退出礼器的行列，成为惠及大众的日用品。
但是对于只能使用陶器的低级阶层来说，他们仰望并向往着青铜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陶器开始模仿青铜器，一些来自青铜器的纹饰出现在了陶器上。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所自带的天真、自由、轻快的风格消失不见了，严整、沉重、神秘乃至狞厉的青铜美学为商代陶器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这是青铜时代赋予陶器的别样印记，而本质上，这源自王权的日渐强大。
这种趋于统一性的青铜文化不仅在垂直方向上传递，还在向四周扩散。商王朝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松散的方国联盟，商王为联盟共主，各方国向商履行朝觐、戍边、征伐、纳贡等义务，商王则通过赐封的形式昭示王权，并将商的文化传播到各地。
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是商王的重要赐封，借助王权，中原的青铜文化抵达了很多的远方，甚至远远超过了王权的辐射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全部、山东省大部，以及安徽、河北、陕西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等地一部分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文化的踪迹。这使得我们好奇，如此规模体量的制造业是如何维持有效运转的呢？
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巷（hàng）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
一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
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地，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锡行”，又叫“铜锡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
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
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
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竖炉，由泥条盘筑而成，口径约一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坩埚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辛、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它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她多次亲率大军和夷、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妇好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xiāo）尊。
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它的形象祭祀妇好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商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鸮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
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筑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
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
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除了器型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文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鸮、蝉、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夔、龙、虬（qiú）、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式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
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
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联甗（yǎn），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甗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zèng）用以盛物，下为鬲（lì）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甗大多是一甑一鬲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联甗则是由一件长方形鬲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甗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食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
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鸮尊、偶方彝（yí）、方斝、四足觥（gōng）、铜瓿（bù）、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
位于殷墟的王陵还有11座大墓，面积都在100到200平米之间。可惜的是，这些墓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盗，妇好墓是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古学家在墓中发掘出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方鼎，高约80厘米，重100余公斤，内壁上刻着“后母辛”三字。商代后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文字或符号，但字数很少。这些铭文可能是族属先祖的名号，也可能是氏族或家族的徽号。两尊“后母辛”鼎以及另外109件刻着“妇好”字样的铜礼器，印证了关于这位女战神的传奇。
据说妇好去世后，商王武丁每逢出征都会隆重地祭祀她，这或许是武丁的一种精神寄托。商人很注重仪式，从建筑营造到手工业生产，都要为各种环节举行大大小小的仪式。除了祈福这一直接目的，仪式感还能令他们形成自我认同，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增强商族的凝聚力。最盛大、最频繁的是由商王亲自主持的国家仪典，或是祈求丰收，或是祛除灾祸，或是保佑战事顺利。在这些最高级别的典礼上，青铜器使用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而伴随着一次次祭祀的结束，按照商朝礼制，用过的礼器就要被深埋在地下。此时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太多文字，但依然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依据。
商代后期，战争变得频繁。在当时，功勋卓著的将领同贵族一样享有专门的待遇。传说中有一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灵将军”，他的坐骑与众不同，是一只圣水牛。虽然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看不到如后世史书那般的丰富描述，幸而有几千年后出土的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争的参考信息。
商前期的青铜兵器数量稀少，主要戈、矛、镞三种，只在少数贵族墓中可见。到殷墟时期，兵器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多了戚、戟（jǐ）、剑、钺、胄（zhòu），进攻性和防备性武器已基本齐备。
就在妇好墓不远处的一座将军墓里，我们见到了兕（sì）的样子，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型铜器。墓主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神灵将军”，我们不得而知。他的陪葬品中，仅高规格的青铜器就有200多件，和青铜牛尊同样特别的还有一只铜手，或许堪称最早的假肢。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研究，我们获知它的主人亚长来自南方沿海，大约是在带领本族军队替商王打仗时战死疆场，他的小臂在战斗中被砍断，匠人为他铸造了铜手随葬。
牛尊和铜手或许投射了商人对勇士和胜利的崇败，但于一个王朝而言，战争频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必然的衰败。
而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失败的结局依然是通过青铜器。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旜（读tán）公宝尊彝。这段由32个字组成的铭文刻写在一件叫做“利簋（guǐ）”的青铜器的内壁上。铭文的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早上，武王的军队最终打败了商。七天后，周武王在一个叫阑师的地方赐给右史“利”一些铜，“利”用这些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旜公的铜簋。
“利簋”记载的是末代商王帝辛的最后一战，帝辛就是纣王，他发动战争的次数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位商王，掏空了国库，更失落了民心。一件青铜器把我们带回到了商王朝陨落的前夜，这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唯一的文物遗存。因为这段铭文，青铜器超越了作为礼器的固有功用，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青铜文化延续了一千余年，贯穿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直到铁器时代来临。这些奇伟瑰丽的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也最富创造力的作品，它们将张扬的王权、虔诚的信仰、精湛的科技以及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和精神追求凝结在一起。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原王朝的起点和礼制中国的走向。时至今日，它们不再是天命与权力的象征，但青铜器带给我们的关于重量、敬意与兴盛的美好寓意，依然和当下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相连接。“鼎力”、“鼎盛”、“晋爵”、“尊重”，这些与青铜器相关的词语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模范”不仅仅指铜器的铸造，更成为一种文明的印记。无形的礼就像是“模”，有形的青铜器如同“范”，它们一起完成了中原礼文化的最初铸造，以及向更远处、更深处的传达。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文明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