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申 本文刊于《全球商业经典》2011年9月号。
我叫快,小名速度。小时候,我挺不招人喜欢的。土耳其人说,我是魔鬼生的。那时,我的仇家“慢”很吃香。16世纪初,很多欧洲的行会都规定:“出于对行会的热爱和对同行的尊重,所有行会成员不得设计、发明或者使用某种先进技术,请勿为了自身发展给他人造成损失。”
其实我是钟表生的,我刚出生的时候,她是一个很红的交际花,几乎所有的富人都以拥有她为荣,当然他们的目的不是看时间,而是炫富。16世纪中期,钟表只有一支指针,能精确到15分钟。
我的父亲是城市,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几乎和他的兄弟“农村”一样大。但他一直混得比他的兄弟差。直到我母亲出生,大家才开始追捧他。
在我那漫长而不受待见的童年,最早发现我优点的是商人,不过在那个时代,他们都被认为是油腔滑调的不务正业者,所以,这对于我处境的改善也没什么帮助。在中世纪,陆地运输的最快速度是每天57英里(1英里=1609.344米),海上运输最快是每天2432海里(1海里=1852米)。
信息曾经和我一样,不被人待见,特别是和他的哥哥“知识”比起来。后来,我记得,他是最早快起来的。1516年,一封信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必须在36小时内送到,否则邮差就会被扣钱。在此之前,居然需要十几天,以至于商人们宁愿使用占星术来获得信息,也不愿意写信和收信。
我的仇家“慢”和她的姐妹“懒惰”在那时候有教会撑腰。巨大的教堂,长时间的回音,使得所有的圣歌节奏都很慢,缓慢成了神圣庄严的代名词。在17世纪以前,很多人认为是魔鬼在逼迫他们劳?动。
变化发生在17世纪,人们开始和懒惰进行秘密的斗争。人们发现了勤劳和财富之间的逻辑关系。到了18世纪,懒惰变成了一种公认的恶行,和酗酒、淫乱待在一起了。教会终于和商人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就是劳动很重要,劳动可以带来物质,物质可以塑造美好的品德。而快速地劳动,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
信息是最需要被快速传播的,18世纪的时候,邮车在遇到其他马车的时候,有了优先通过权,而且不用交各种过桥过路费,到达的精确程度也变成了分钟。邮车不仅送信,还送人。那时的旅游指南会这样写:“虽然邮政马车的舒适度极差,但是商人和一些旅游爱好者依然会选择它。”
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个叫“军事”的秘密领域里,我一直很走红,东方有一个叫孙子的人说过:“兵之情主速。”此后,他们一直为了能更快地杀人而不懈努?力。
我终于要出场了。
下面,我要隆重为大家介绍我的好兄弟—机器,是他成就了我。今天,他的脸已经很复杂,在街上碰到,我也没法认出来。我只记得他最初的样子。1733年,钟表匠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被用在了纺织机上。飞梭的发明加快了纺织的速度,结果棉纱不够用了,于是又发明了纺纱的机器,然后,梳棉、起绒的速度又跟不上了,于是各种各样的机器都被制造出来了。直到制造机器的机器被发明出来,人们再也不为这种事情犯愁了。
他一边前进一边呜呜呜冒着白气,一切旧的都被他践踏在脚下,他让万物不停地运动,他强迫人们脱离了缓慢。我第一次看见他,就知道,这个家伙要改变世界。他叫蒸汽机。19世纪上半叶,科技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人们新的信仰;火车站取代了教堂,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当然有人对他嗤之以鼻,比如德皇威廉三世,他在签署圣旨从柏林到波兹坦修建一条铁路时说:“他们获得了成功,但是却牺牲了舒适与安静。我就不明白,把从柏林到波兹坦的时间缩短几个小时会有什么好处。时间会证明他们的错误。”
火车是整个19世纪最有前途的投资项目,那个场面有些像后来的投资互联网,和火车有关的一切都能圈到钱,比如电报和炼钢。那时很多人乘坐火车不是为了出行,而是为了体验速度,你知道我听说之后有多高兴,为了体验我而花钱。他们看到风景在车窗外翩翩起舞,在脑中迅速掠过,很多人产生了不适的反应,但更多的人开始适应快速的观察和反应,并思考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慢?了。
“慢”变成了一个可怜鬼,完全不堪一击,总是在犯错,被人批判。她却是一副遗老遗少的心态,看着我越来越红,不可阻挡。内心只能以对我的鄙夷安慰自己,骂道:看那个暴发户。后来,她躲进了一个叫奢侈品的角落里,貌似活得不错。
在火车发明之后,信件还在用马车运输,这种现象持续了好几十年,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的救星是电。最先是军队开始架设电报,然后国家开始推动,在铁路公司有钱之后,他们也成了推动电报事业的金主。此后,信息就再也没有比货物的运输速度慢过,他不断地傍上电话、无线电报、光纤、卫星、蓝牙这些大款,再也不为吃喝发愁。
那些年,“革新”、“效率”、“启蒙”、“创造”、“节省”、“先进”这些哥们儿都变成了正面典型,被人挂在嘴上,越来越频繁。我们经常一起聚会,直到他们背后真正的大哥出现。他叫“革命”。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那一刻,整个社会都动了起来。人们开始感受到自由,他们说这是革命带来的。
我的母亲钟表也终于从一个装饰品变成了工具,她已经能精确到分钟了。
有个人叫力量,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每年只能在运动会上遇见一次,他从小就是体育特长生。人类的早年,运动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力量,无论是铅球、铁饼还是摔跤都需要依靠力量,有个叫大卫的裸男就因为铁饼扔得远,而被历史永远记住。我母亲说,这是因为尺子比钟表容易发明,没有精确的计时器,短跑这种速度项目,根本没法开展。这是我妈妈这辈子最睿智的一句话。像马拉松这种项目,完全和我无关,那是耐力在幕后操纵的。
16世纪的欧洲,开始兴起一种叫马术的运动,贵族们穿着花哨而时髦的衣服,强迫自己的马跳芭蕾,这种运动并不是比谁快,而是看谁更优雅、更纤巧、更能把握正确的节奏。几百年后,我在香港见到一种叫赛马的运动,我觉得这才是属于我的。但是优雅却对我说:“你看,那些马就会傻跑。”
1894年在希腊举行了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一个叫顾拜旦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我终于排在了力量的前面。几乎所有运动的核心都变成了快,那些能快起来的人,变成了英雄,享受着群众的欢呼雀跃,就像皇帝一样,即使他们只快了0.1秒。
我母亲变得越来越苛刻,她总是以她自己的标准要求我,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计时首次精确到百分之一秒。
汽车出现时,我已经没那么惊讶了,或者说,我已经无暇顾及了。那时,我是时代的偶像,经常出现在杂志封面。1895年,法国人举办了巴黎—波尔多—巴黎拉力赛,冠军是比利时大银行家的继承人,那时候速度是贵族的头衔。1926年,汽车就能跑出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人们面对新的速度纪录不断尖叫欢呼,在德国纳粹的宣传中,德国的赛车手被宣传为德国汽车工业的“受世界尊重的先锋”,这句话是希特勒说的。
在这种狂飙突进的氛围里,被我撕裂的车身和血迹斑斑的人体,让人类学会了一个古老的物理公式:力=质量×加速度。我又开始被人批评。于是,我多了一个私生子,叫安全。据说他是“慢”生的,不过我对这件事情很怀疑,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慢”了。安全一直和我作对,以至于现在汽车的速度和1926年也没什么区别。
我变得越来越危险,子弹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机关枪的面前,横行了2000年的骑兵因为速度太慢而纷纷倒下,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除了战场上,那些在工厂里的工人也并不开心,他们发现有个叫泰勒的人,发明了一种管理方法,希望把工人变成工具,以使工人能配合上机器的速度。而泰勒则认为他在教别人科学地使用劳动力。
1926年,造汽车的福特说:“浪费时间和浪费生产材料有着本质的区别,浪费生产材料可以弥补,但是浪费时间却无法弥补。”为了跟上流水线的速度,他的工人不能分心走神,没有时间抽烟和聊天,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
这种思路蔓延到了办公室、家庭和餐厅,快餐的出现使得食物的口味越来越差,但是人们已经忙得没有时间抱怨了。在街上走路的人,经理比员工快,有工作的人比失业的快,纽约人走路的速度是希腊农民的两倍。
一切都在更新换代,人们越来越不耐烦,情侣频繁地分手和离婚,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新的幸福。整个地球上,只有地球转动的速度没有改变了。
我听人说我还有一个私生子叫“精神疾病”,弗洛伊德和荣格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这是内分泌的事儿。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我有了一个外号,叫速度病毒,意思说我已经从军事、交通和工业领域侵入了家庭。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使得家庭主妇们越来越忙,她们要忙着操作电熨斗、搅拌机、吸尘器和微波炉,还要把全能洗衣粉放进快速洗衣机里,然后再烘干。
在艺术和思想领域,我也很吃香,以千分之一秒为单位的摄影取代了绘画,成为最大众化的艺术;以二十四分之一秒为单位的电影取代了戏剧,成为讲故事的方法;RAP和R&B取代了歌剧,用来吟唱我们的心声;包豪斯取代了巴洛克,用来安置我们的身体。
关于速度的最后决战发生在一个叫芯片的地方,这是一个以微米为单位的地方,比赛的内容是谁能在最小的空间里,放置最多的处理器。信息再一次成了时代的先锋,他左右着一切,威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蒸汽机,他不仅践踏了农田,也践踏了人们的心灵。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299,792,458米/秒,他们说,这是我的极限。
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壮年还是暮年,对我来说,现在的一天比以前的一个世纪还要漫长。我只觉得自己越来越胖,喝凉水都胖,庞大的身体已经脱离了理性的控制,吞噬了一切,甚至是地球。
我看到又变成了装饰品的母亲,我呼喊她,但是她听不见,她实在走得太慢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