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当代水墨《气功大师》，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最近，“谣言”成为一个被集中注意的现象。在这个现象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要急切地找到答案，或真或假；一种则复杂的多，要去解释“谣言”更复杂的来龙去脉。前者是要一个牢靠的结论性的东西，后者则欲言又止，满腹话不知从何说起。
现在谈论“谣言”，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已经从内容生产的残次品，变成信息传播中的一种涡流。这也是说，它从小众的问题变成了大众的问题，从专业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从立场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这么多的变化，导致对待“谣言”时难有轻巧。
光是回答“谣言是什么？”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人们在使用这个词语时，有的是指虚假信息，有的是指有待确认的原始信息，有的是指传播中的恶意，有的是强调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旦在“谣言”上有所交谈，分歧就不是一个两个，有可能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有人认定谣言是一个贬义词，是信息造假。而有的人则持有宽容的态度，认为在一个混乱的人间环境中，并不存在非真即假的信息，因此更应该着重与信息的产生及传播的具体变化。把谣言作为一个结论，与把它作为一种对待信息的方式，这一差异又影响到“谣言”本身的面貌。
撇除传播环节的知情与否，谣言作为一种信息类型，它在产生的时候总是有目的可循的。谣言与欺骗乃至于报复，并不必然地划上等号，但它总是能尖锐地检验无知及其程度上的轻重。现在的信息基础尤其适应残缺信息的流传，其目的性也越来越需要甄别。
把某个信息称之为“谣言”，其潜台词是认定了特定的权威，并且承认此一权威对信息的性质具有裁决权。大多数关于“谣言”的矛盾认识，其实是从权威认定这一环开始走向悬殊的。人们对信息的真假判断，其实体现了对权威的筛选、认定、服从或同情。
对态度迥异的受众来说，如果认定政府是信息裁决的权威，那么与政府认定不同的就会被当做是“谣言”；如果不服政府的这个权威地位，要么持质疑态度，要么另找权威，比如有公信力的媒体。对“谣言”的态度，实际上反映的是对权威及其来源的不同立场。
受众的态度处在摇摆当中，信息的生产者——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和社会化立场的媒体——其实也在争夺对信息的认定权力，也就是在信息的权威裁决上产生了竞争。分歧又产生，有人对这种竞争不以为然，有人认为极其珍贵，这也直接影响到对谣言与否的看法。
所以，在谣言与否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信息的生产及其认定的权力结构。换言之，谣言作为一种信息处理方式，反映了权威的竞争态势及其被接受的社会状态。如果没有这个框架意识，那就只能化繁就简，政府指哪打哪；但是若有了这个信息认知框架，就很难一概而论。
现在的现实是，政府作为信息认定的权威，已经面临岌岌可危的信誉危机。政府在挽救这个权威的没落上，采取了更极端的方式，那就是更积极地为更多的信息定性，更频繁地认定“谣言”，试图用权威的动作造成权威的稳定，这是我们经常看见的情况。
当然，政府在与其他权威的竞争中，有更多的筹码可用，比如用强力来干扰其他权威对信息的补全与供应，通过截断信息流来强行制造唯一的权威。这是一种冒险行为，它可能会导致权威感的更严重流失，比如“休假式治疗”那类，官谣就此诞生。
对信息认证权威的垄断，还有可能损害一个正常的信息权威生态，导致其他正当权威来源无法运转，处在苟延残喘的处境下。在这种时候，信息认定上出现了权威的整体沦丧，出现国退民退的权威真空。谣言从零售变成批发，一定是因为权威的竞争出现了极权式异常。
另外，谣言与真相的关系也很微妙。将谣言视作信息变动、即一种被更多信息加以印证的过程，其实是将“谣言”作为求取真相的必要代价，真相也就成了一个被不断补全的信息状态。逼近真相的过程，伴随着所谓“谣言”被澄清的过程，所以对谣言不必谈虎色变。
201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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