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这个政府正在制定政策措施，拟把大型封闭社区强制开放，办法就是将小区内的道路、公园等放开，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拆墙”。赞弹两种相反的立场争论不休，这既延续了物权法颁行以来业主捍卫权利的一贯潜流，也在眼下的光景中别有涵义。
参与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回顾2009年物权法颁行以来，发生在物权尤其是土地权、业主权利上的历史变迁。七年以来，物权法至今的法律及政策文件多有变动，因之而起的具体事端在官民之间屡有胜负交锋，行至今日，使用物权法的环境已经改天换日。
记得该法颁行之处，南都刊发的社论就是表达担忧，物权法精神需要一个守法政府去实现。彼时，征地拆迁如火如荼，政府在城中村、城市临近村持续燃起征地烽火，“钉子户”们以尚未具文的物权法为依据，拿起了权利的盾牌，指望能捍卫一二。
而在中产聚集的小区里，物权法非他们带来了更可靠的权利依据，激起了一种更加指向制度的行权运动。具体来说，就是争夺业委会的权力，希望将小区的主导权从开发商与街道办手里夺回来。这种权利主张与选举制度一起激变，引发了可观的城市景观。
但是，无论是在征地拆迁，还是在小区争夺业委会，物权法其实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保护，一来是其规定含糊，有赖于执行规定，而在实施细节的牵制下，它实际上被架空；二来中产与钉子户对权利的捍卫，引发了维稳强化，物权法更是泯然在网格化维稳中。
易言之，土地财政所要越过征地拆迁这个关口，物权法就不能成为障碍；而在社会维稳需求之下，小区中产为保护产权而联合起来的反体制安排的举动，更引发了深层的不安。物权法之下，权利说要伸张，必须遏制权力、甚或改变公权安排，它是反建制的。
物权法以产权的角度，对政治权利进行了含糊表达——无论是暴力拆迁中的农民还是小区中产，都希望将这种方向性的东西用自身实践加以明确——这就触发了某种禁忌，引发了成建制的反扑。物权法所揭示的财产权及政治权冲动，主导了近年的社会矛盾。
但是在现今、2016年这个时候才来审视强制开放小区所引起的物权法关注，可以发现有一些根本性的环境不同以往，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征地拆迁与中产起义性质的权利争取，已经到了尾声，社会处于予取予夺的状态，法的精神及宗旨有了根本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说是巨大的落差下，小区开放与否引起的恐惧、争论，都被纳入了现有的政治气氛及社会心理中。争议中泛起的权利说，显得特别不合时宜，特别脆弱，甚至特别空虚。而在权力那头，立法、行政、司法诸多工具全套齐备，“争论”泡沫化。
相较于权利论述作为抗议理据的苍白，开放社区本身引起的不稳定，其实在体制内部反而更加急迫。封闭式小区管理是近年网格化维稳的经验之一，开放小区的隐患首先需要在维稳联合体内部“消化”，这是没有被权利说涵盖的部分，也比权利说更现实。
私有产权是作为开房小区的附带争论被带出来的，七八年都没有参与产权运动的人们，再一次享受泡沫化议题的“盛宴”。这种场景抽离了物权法诞生以来权利论述及行动的背景，显得非常荒诞，很像是最后一次权利说的“回光返照”，各位珍惜。
不怎么乐观地说，在现有的权力归属下，私有产权已经特别不受待见，对它的拆解可说是手到擒来，工具一个个都准备妥当，按需取用，专治不服。权利论述在一个缺乏行动能力、甚至匮乏社会共识的原子化社会中“空转”，争论就像是无意义的喧哗。
20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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