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道德经》第57章
在《道德经》第57章里，老子先从反面说明多为带来的不良后果，然后从正面说明无为而治的良好效果，阐述了他所推崇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
老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时代。春秋时期，天下失“道”，群雄争霸，诸侯之间火拼猛烈，140多个诸侯国到春秋末期只剩下了20多个。诸侯国内部权力更替频繁，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死。所有这些问题，老子认为，都是人们多为的结果，他提出了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
老子先从4个方面说明了多为的带来的严重问题：“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忌讳”是禁忌不敢冒犯的东西，是禁止性措施，条条框框。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的禁忌越多，百姓就越贫困。
古代的忌讳多，稍不留神就犯了禁忌。
古代皇帝的名字不能用，《道德经》首句原是“道可道，非恒道”，因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改为“道可道，非常道”；官员的名家就要避讳，就出现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衣食住行都有规定，不按规定都是僭越；还有许多不能做的忌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忌讳呢？有的统治者为了加强管理而设下各种条条框框，有的是民间流行的各种禁忌，在这里指的是前者。
一个社会忌讳越多，对人的辖制就多，人们失去了思想和言行的自由。有些话人们不能说，不敢畅所欲言；有些事不能做，人们缩手缩脚，从而限制了人们的发展，生活便会慢慢地变更贫困起来。
贫困就容易产生是非，发生逆乱，历史上大大小小的起义都是生活不下去了人们才起来造反的。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利器”，就是锐利之器，指武器之类的东西，用于互相攻击。人民拥有的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发生混乱。
美国公民可以个人持枪，枪支管理混乱，枪支暴力事件不断涌现。根据美国枪支暴力统计网站数据，今年6月1日至12日，只有一天没有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全美已发生564起枪击案，共造成652人死亡。最近，美国德州校园枪击案导致19名儿童死亡。枪支暴力事件频发，人们生活在不确定的危险和恐惧当中。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奇物”，指稀奇古怪的东西，这里是指邪祟之事。人们的技巧心智越多，邪风怪事就越盛行。
人一有心机，就会勾心斗角。为官者以权谋私，经商的人为富不仁，骗子坑蒙拐骗。长此以往，国家便会生出混乱。
《道德经》里，老子一直强调要人们绝圣弃智，就是要人们遏制取巧之心，回到质朴的本真状态。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滋”是更加。“彰”是明，指法令明确具体，条文太多，又很严苛。“盗贼”，指的是犯法的人。法令规定得越具体，犯法的人也就越多。
越觉得法令不够，越制定得严格、细致，束缚人们的自由，人动不动就会触犯刑律，犯不法的人当然会越来越多。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我们太多事。正是由于人们太多事，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才出现了“民弥贫”、“国家滋昏”、“奇物滋起”、“盗贼多有”等严重的问题，从反面论述了多为之害。
老子又从4个方面论述了无为而治的好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无为而民自化”。“自化”，自我化育。老子所说的无为是和有为相对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其自然而为，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不妄为。“不知常，妄作，凶”，老子认为，不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按规律办事，一味地瞎折腾，就会出现凶险的结果。
二是不多为。凡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过，做事不能画蛇添足地多为，多为就会出现上述所说的许多问题。
三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为，“为无为，则无不治”，有为的前提是按照规律去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不能治理的；也要有所不为，对于不该做的事要不做，即使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也不能做。“无为而无不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无不为”的效果就是由于“无为”。
为政者要用自然无为的大道治理国家，就是顺其自然，选择百姓乐意接受的方法。“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做成了，百姓认为就应该把这事情做成这样，就应该是这样的。老子认为，最好的为政者就是人们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这就是最好的无为而治的状态。
“我好静而民自正。”“静”并不是说行动上安静，而是内心的清净，不浮躁、急躁、暴躁、狂躁，是一种非常从容的人生状态。心里为什么安静呢？因为心没被欲望驱使而产生躁动。
为政者要“行不言之教”，自己首先要端正，率先垂范，为百姓做一个好的表率，百姓受到他们的影响，自然而然也就正了，百姓当然走正道了。
“我无事而民自富。”“无事”，不等于不做事，而是不多事、不扰民。为政者不用政令和战争去瞎折腾，让老百姓安心从事生活，人们的生活自然就会富裕。
《道德经》第75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饥”，就是老百姓忍饥挨饿。他们为什么会挨饿？因为收税太多了，导致老百姓没有钱了，越来越贫穷，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
西汉时间“文景之治”，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盐和铁也可以随便经营，而只收一点点税。百姓发展生产，逐渐富裕起来了，带之而来的是国库里的钱也花不完，据说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我无欲而民自朴。”“无欲”，不是没有一点欲望，而是不放纵自己的欲望。为政者不放纵自己的欲望，老百姓便自然朴实淳厚。
朴实的反面是算计、计较、争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人有欲望，为自己争名夺利。
如果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欲望所驱使，为了得到更多而不择手段，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争斗。如果欲望少一些，淳朴一些，争斗就会少。
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几乎没有人能把自己的欲望彻底清理干净，因而老子提出“少私寡欲”，就是要减少私心和欲望，要尽量压制它，放下自私的欲望，放下不必要的欲望，不要让欲望泛滥。
《道德经》第37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做到了减少欲望，走向安静，天下将会归正。
老子认为，为政者不多为，做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其结果就会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正”，也就是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效果。
老子从4个方面指出“有为”之政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的严重后果，用来反证实行“无为”而治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老子告诉我们，要正确把握有为与无为，懂得无为的重要性，就会不妄为，不乱为，不多为，就会避免多为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麻烦，凡事要顺其自然，遵循规律而为，就会出现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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