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的关注点

我读《论语》（76）

里仁篇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重要命题，由孔子最初提出，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这样解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义是天理，是符合做人做事的道德准则。君子遵循天理，懂得义的重要性，一事当前，可做不可做，当做不当做，把义当作判断的标准，所关注的是否符合义。利是个的私欲，小人徇私情，为人处事喜欢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关心自己的利益，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对自己是否有利，有利而为之，无利而避之。因而关注的是义还是利，成为区分君子还是小人的判断标准。

人们认为儒家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义与利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做人做事只能重义，不能言利，重义就是君子，言利就是小人。这主要缘于从孔子起就开创了“罕言利”(《论语·子罕》）的记录，孟子有“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的说法，给人造成了儒家只重义而排斥利假象。第二种看法认为，义与利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儒家是反对见利忘义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孔子强调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但是，儒家并不排斥义，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肯定了人可以追求利益，但追求利益，不是无限制的，要有前提条件，这就是符合义。利益有正当的利益和不正当的利益之分，区分的标准就是义，符合义的就是正当利益，是合法的，可以取得；而不符合义的，就是不当利益，应该舍弃。并且在追求正当时，也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而不是非义手段获得，孔子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每一个生活在现世的上的人，每天都面临着义与利的问题。怎样对待义与利的问题？孔子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当在义与利尖锐对立、只能做出非此即彼选择时，孟子要求舍生取义，体现出了儒家更为注重道义而非利益的鲜明倾向。超越私利的诱惑，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成为儒家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特色。我们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要求全体党员，当个人的利益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先公后己，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党章》对党员的要求。

董仲舒关于辩证地对待义与利的关系很值得后人学习。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 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夫人有义，虽贫能乐也；而无大义者，虽富莫能自存。”“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意思是说上天降生了人类, 让人产生了义和利的念头。利是用来给养自己的身体的, 义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内心的。心中没有义，就谈不上快乐；身体得不到利，就谈不上安适。但是，人心中有了义，即使贫穷却身心快乐；如果没有不讲，即使宝贵未必能够保全性命。义，是修养内心的；利，是给养身体的。身体没有内心重要，所以没有比修养身心更重要的了。做人做事符合义，人生的价值得以升华，生活得坦坦荡荡，人就会心安理得，因“仁者无忧”（《论语·子罕》),因而“仁者寿”(《论语·雍也》)。利虽然可以给养身体，保存生命，如果没有义作支撑，身心未必健康，有心理疾病，人生也就聊无生趣。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现代人同样面临义与利的考验，更应该学习儒家正确的义利观，当义与利相冲突的时候，要把关注点放在大义上，而不是斤斤计较自己的私利上，要当君子而不是做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