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论语》(76)
里仁篇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重要命题,由孔子最初提出,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这样解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义是天理,是符合做人做事的道德准则。君子遵循天理,懂得义的重要性,一事当前,可做不可做,当做不当做,把义当作判断的标准,所关注的是否符合义。利是个的私欲,小人徇私情,为人处事喜欢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关心自己的利益,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对自己是否有利,有利而为之,无利而避之。因而关注的是义还是利,成为区分君子还是小人的判断标准。
人们认为儒家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义与利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做人做事只能重义,不能言利,重义就是君子,言利就是小人。这主要缘于从孔子起就开创了“罕言利”(《论语·子罕》)的记录,孟子有“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的说法,给人造成了儒家只重义而排斥利假象。第二种看法认为,义与利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儒家是反对见利忘义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孔子强调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但是,儒家并不排斥义,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肯定了人可以追求利益,但追求利益,不是无限制的,要有前提条件,这就是符合义。利益有正当的利益和不正当的利益之分,区分的标准就是义,符合义的就是正当利益,是合法的,可以取得;而不符合义的,就是不当利益,应该舍弃。并且在追求正当时,也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而不是非义手段获得,孔子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每一个生活在现世的上的人,每天都面临着义与利的问题。怎样对待义与利的问题?孔子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当在义与利尖锐对立、只能做出非此即彼选择时,孟子要求舍生取义,体现出了儒家更为注重道义而非利益的鲜明倾向。超越私利的诱惑,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成为儒家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特色。我们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要求全体党员,当个人的利益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先公后己,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党章》对党员的要求。
董仲舒关于辩证地对待义与利的关系很值得后人学习。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 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夫人有义,虽贫能乐也;而无大义者,虽富莫能自存。”“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意思是说上天降生了人类, 让人产生了义和利的念头。利是用来给养自己的身体的, 义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内心的。心中没有义,就谈不上快乐;身体得不到利,就谈不上安适。但是,人心中有了义,即使贫穷却身心快乐;如果没有不讲,即使宝贵未必能够保全性命。义,是修养内心的;利,是给养身体的。身体没有内心重要,所以没有比修养身心更重要的了。做人做事符合义,人生的价值得以升华,生活得坦坦荡荡,人就会心安理得,因“仁者无忧”(《论语·子罕》),因而“仁者寿”(《论语·雍也》)。利虽然可以给养身体,保存生命,如果没有义作支撑,身心未必健康,有心理疾病,人生也就聊无生趣。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现代人同样面临义与利的考验,更应该学习儒家正确的义利观,当义与利相冲突的时候,要把关注点放在大义上,而不是斤斤计较自己的私利上,要当君子而不是做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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