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古代图书事业发展的繁荣期和黄金期。文化政策的开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学术氛围的生机盎然，都为这一期图书文献激增，注入了针强心剂。图书事业发展，也提供着不竭的动力，让这个时代的史学、文学、理学、佛教、科学技术全面开花。
宋代图书的增长状态，是与当时的有效储藏分不开的。试想文献产生速度慢、数量少，或甚至文产生之后得不到保护，都不能促使文献的持续积累。因此宋代的图书事业较前朝都要繁荣，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前提：
雕版印刷始唐代，经过唐末五代的推广至宋已极为流行。时人沈括有这样的考证：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清代学者也认为:
“书籍刊行大备，要自宋开始，校雠镌镂，讲求日精。”
可见，宋镂印书籍已相当盛行。然而，雕刻既费时又复杂，一部书往往要雕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张板片，且该书印完后，板片就被作废，成本很高。
因此总有人在不断探索改进，仁宗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较之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优点有很多，它可以按需要任意排版，且可一版多用进行大批量生产。因之既省时又省料，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堪称印刷史上一次新的革命。宋代雕版印刷的发达与活字印刷的发明，无疑宣告书籍的大批量上市，已指日可待。
较之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事业在宋代更为普遍和活跃，主要形成了以“国子监”等政府机构为中心，以私家刻印、坊刻为辅助的“三大刻书系统”。
宋政府以其雄厚的人力物力，刊刻雕隽，始终居于宋代刻书事业的主导地位。北宋官府的刻书以国子监为主，国子监是当时中央政府主持刻书事宜的机构，它所刻印的书籍被称为“监本”,是读书人的标准本。“监本”书，在当时按照规定分发到各地学校出售，也允许私人交纳纸墨钱自印。除国子监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中央机关也都刊刻过书籍。
另外，宋太祖开国后，命士人典掌拼事，于是置公使库，招待来往官吏。公使库就是现代招待所的性质，他们把积余的经费，经常用来刻书、制酒、制醋等，库内还专门设有印书局，专管刻书。
靖康之变，中原沦陷，监本书籍印版多为流失。南宋初年，朝廷在杭州重建国子监，并颁布诏令，搜访遗书，刊补监本，组织杭州工匠翻刻。同时，还将大量图书交由中央机构和各地中央直属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组织刻印。这些部门雕刻力量雄厚，技术精湛，并有国子监派人亲自校版，书籍的质量和数量都很高。而且南宋时期，各地州府县学、各处书院，也是政府刻书事业的一个支流。这样一来，既调动了地方政府的刻书积极性，又充分利用了各地的人力物力。把政府刻书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从局部到会国，形成了南宋政府刻书事业的热潮。
宋代官府的大量刻书，还推动了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事业，和民间坊刻事业的发展。官吏洪迈刊行《万首唐人绝句》，受到皇帝钦赐茶、香、金器的殊荣后，更是助长了私家刻书的热情。在公余之暇，地方官会同属吏,“以校雠刻书为美绩”。在书籍的选择上，封建文人士大夫以刻印经书、史书为主，很少刻印诗文集和自己的著述。私家刻书的主流是家塾刻本类，所以这类刻本多刊刻有家宅、家塾的名号。
除官刻本、私刻本之外，昌盛于宋代的三大刻书地区同样毫不逊色，并且对后代刻书事业影响极大，被称为“三大刻书中心”。
浙江在北宋时，经济尤为繁荣，杭州为国子监刻出了大量书籍，两浙东路和西路状况也很兴盛。到了南宋，杭州成为都城，官、私、坊刻书数量可观；
四川地区自唐代时印刷产业就很发达，同时经验丰富。宋初政府令四川承担雕刻大藏经的壬午，足以体现当时四川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先进的刻版技术，四川刻本也因此驰誉全国。南宋之后，四川刻书中心由成都转向眉山。四川转运使井度主持刻印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部史书，成为了世间著名的蜀刻“眉山七史”。南宋中叶，眉山有坊刻本《册府元龟》发行，坊间承担印刷上千卷巨著，可见当时四川地区民间刻书事业的繁荣。
宋代福建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前者以坊肆刻书著称，后者以寺院刻藏经闻名。此外，福建其它地方也有刻书活动并留传下来，如建宁知府吴革，在咸淳元年(1265年)刻成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
总的来说，四川刻书上承唐、五代，最为兴盛；北宋后期，浙江地区刻书最为精美；南宋时代，福建刻书数量居全国首位。
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图书文化，从开国君主宋太祖、太宗，到神宗、哲宗、徽宗，乃至南宋的高宗、孝宗，都主张试行文教政治，提拔文官，撤销武人。当时文化上风潮迭起，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放在了图书馆管理上。
政府为了扩大图书来源，广开收书之路，官府藏书日益充实，原有馆址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筹建了规模体制更大、更完善的国家图书馆。例如：太平兴国初(976年)，太宗赴三馆观书，叹曰:
“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书，延四方贤俊耶？”
太宗嫌藏书阁太寒酸，于是大行重建，“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于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国家图书馆新馆舍正式落成。太平兴国三年二月，正式赐名崇文院，将史管、昭文管、集贤院三馆之书全部转移过来。崇文院布局为：昭文书库，集贤书库，经、史、子、集四部史馆书库。六库书籍都用雕木架，青续帕幂之卜。同时，为便于出借和保藏，也为防盗，编定的图书一律用黄纸写成大字本册。
开放的文化政策，也促使了书院的迅速发展，出现有名的四大书院。书院既是读书、讲学的地方,又是刻书、藏书之所。私人兴办书院受到朝廷的褒奖，政府分置学田来维持书院生计，此后书院也被逐渐纳入封建统治者的控制。据曹松叶统计，宋代书院有397所。最著名的，有白鹿洞、岳麓、应天、篙阳四大书院。四大书院藏书颇多，主要是朝廷颁赐的国子监印刷的各种书籍。此外，如鹤山书院“凡得十万卷”,“南国书院……聚书三万余卷”。书院经费主要是学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助，资金比较充裕。宋代书院的刻书质量很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为当时的图书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
另外，当时佛道文化深入人心，同时的寺观林立繁多，为寺观藏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加上官方的扶持，不少寺观藏书达万卷以上。
文献的大量产生与有效的保存，使书籍作为一种廉价商品，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就萌生了学术领域的新活力，为学问研究与文人创作提供了成熟的土壤。因此在宋代，各个学术领域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图书文献的大量积累，必然会产生大规模的整理工程，使这些文献既有次序，又能得到更好的保存与利用。
宋代最大的文献编纂与整理工作，无疑是四部大型类书的问世。其中《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是由宋太宗下令编纂，并亲自把关的。这四部书对于后世文献的校勘、辑佚及其他整理工作，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太平御览》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初名《太平总类》，共七年编成，成书于太宗，赐名为“太平御览”。全书分55部，5363类，凡一千卷，由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撰，以前代的《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参详条次。
《太平广记》始于太平兴国二年，全书500卷，附目录10卷，92个大类，150多个小类，引书475种，取材范围为汉代以来的笔记、小说及野史、逸闻，一般认为是编《太平御览》的副产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的评价为“其书虽多谈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故错出其间，词章家评，恒所采用，考证家亦多所取资。”
《文苑英华》始于太平兴国七年，雍熙四年编成，全书1000卷。汇集了梁末以来2200余人的诗文，23000多篇，分为36大类。实际是昭明太子《文选》的续编。
《册府元龟》始于景德二年（1005）年，成书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原名《历代君臣事迹》，这是一部史料性质的书。共分为31部，部有总序1140门，门有小序。汇集了宋以前的正经、正史及部分子书中供统治者借览的史事。
文献的大量积累是目录产生的前提，也是产生目录的促使因素。宋代官修书目的代表作是宋仁宗景祐元年（1043年），王尧臣等人奉诏编写的《崇文总目》。此目共66卷，仿照唐开元四部体例，将三关秘阁所藏图书校勘整理，分类编次。这部目录后来亡佚了，欧阳修参与了编纂，他所撰写的三十类的类序还保留在他的文集中，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目录学的思想。
私家目录的代表作是晁功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高似孙的《子略》。晁、陈的都是提要式，继承了刘向《别录》以来优良的叙录传统。尤氏书目，首开著录书籍版本的先河。高氏书目，则专就子部书所做的专科目录。另外对古代书目进行研究的著作也在宋代出现了，如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
雕版印刷产生之初，书籍书大多校刻精细。但是随着技术的普及，校刻日渐草率，乃至讹误叠出，因而雕印本亦须重加校勘。在宋代，一方面由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易得；一方面又由于书籍讹误多，所以宋代私家校书工作，甚至坊刻校书工作，都超过了以前的各个朝代，甚至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校勘学专著。如:
经部有郑樵《书辩讹》、张淳《礼仪识误》、朱熹《孝经考异》、毛居正《六经正误》、廖莹中《九经总例》等；
史部有赵手袱《新校前汉书》、余靖《汉书刊误》、张泌《汉书刊误》、刘颁《东汉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刘巨容《汉书纂误)、昊填《新唐书纠谬》、《新五代史纂误》、无名氏《两汉刊误》等；
子部有黎锌校《荀子》、钱佃《荀子考异》、陆佃校《育子》、沈撰《颜氏家训考证》、朱熹《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陈襄校《梦书》、《相筋经》、《京房婚书》等；
集部有洪兴祖《楚辞考异》、黄伯思《校定楚辞》、《校定杜工部集》、方裕卿《韩集举正》、《外集举正》、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正》等。
这些宋代校勘著作，仅是宋代校勘研究的一角，但足以反应出当时校勘学的高超水平。
宋代刻本中，国子监本的质量是最高的。从内容上看，校勘认真，讹误甚少；使用欧体字，字体美观，而且用纸极为讲究，可以做到纸张洁白、墨如点漆。另外国子监财力充足，请的刻工技术精湛。
除监本外，其他刻本地域差异极大。我们可以根据两宋时期所形成的杭州、眉山、平水、建阳四大刻书中心为主线，将宋本归为“浙本”、“蜀本”、“平水本”、“建本”四大子系统，而将官刻、家刻、坊刻等分别纳入以上四大子系统之中，并归纳出其一些特征：
杭州刻本的字体，是清一色的欧体，版式大多为白口，单黑鱼尾。书名、卷次在上鱼尾下方，常用简称。上方有时记本页字数，左右双边无书耳、牌记。官刻、家刻一般多在版心下端，记刻工姓名；蜀大字本，字体骨架为颜体，又渗入了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成分，撇捺长而锐利。小字本，则撇捺不太尖利而点划比较古拙，笔道也不甚匀称；金平水本的字体，主要也是欧体，有的在欧体的基础上加点颜体的成分。较挺拔南宋建本字体，都作颜体，官刻无书耳，坊刻避讳不严。
在版本学的研究领域，宋代在多个方面都有开创之功。“版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宋初。“本”原指写字缣帛，“版”为简牍。刘向典校中秘群籍时，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本”已指出底本。而雕版印刷推行以后，就把印本书称为“版”，末雕的写本书称为“本”。“版本”两字连用至宋代出现，它作为对雕版印刷图书的专称，广泛地得到使用。
宋代也出现了一些研究版本学的专著：南宋淳韦占年间曹士冕的《法贴谱系》，是宋代首部版本学专著。南宋时版本学与目录学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一批版本学目录著作，如尤袤《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史略》、官修《中兴馆阁书目》等。
史部书的编纂和整理，除了几部纪传体正史，如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外，最值得关注的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一书始修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完成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前后历时19年。全书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上至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达1362年的历史。为了编好这部政治借鉴意义的史书，司马迁做了资料长编的工作，另编成《资治通鉴考异》30卷，他还编写了《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方便查阅。
在他之后的史书杰作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为了弥补纪传体、编年体在长篇叙事上割裂的缺点，袁枢还首创纪事本末体，成《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后世不断有人模仿。
从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角度看，有一些史料价值很高的著述体裁，都是在宋代兴盛起来的。例如年谱，有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王宗稷的《东坡年谱》；例如学术流派传记，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登科记如《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韩思《五代登科记》。例如地方志，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施宿《嘉泰会稽志》等，都为后人提供了文献来源。以下是对宋代地方志的详细概括：
在长达一千一百年的汉唐时代，我国各地编撰的地方志总计不足四百种，而宋代三百二十年内，全国就修纂了一千零一十六种方志，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为了便于了解宋代方志之浩瀚 ，现按现行省、区做个简明统计:
其中《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继承前代地理志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记述各道、府、州、县时，创造性地增加了各地的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人文和经济内容，从而使单纯的地理志书，扩丰为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方志。关于方志的性质，当时有人认为其属于史的范畴，是一地之典籍，具有资治、补世的功能，而不能说是简单的地理书。编纂《合肥志》、《广陵志》的郑兴裔认为:
“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编修《恩江志》的陈丰元认为，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地方志的话，“治政者无所稽考”。因此，宋代地方志不仅以数量多、体例完备，还出现了方志理论和修志思想。这将我国方志的发展，逐步推向了成熟。
在年谱学发展史上, 宋代处于重要变革、转型时期。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比较, 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在编修宗旨、编修形式、谱图之法、家谱内容、续修时间等诸方面均发生明显变化, 从而奠定了后世修谱基本格局。著名可知的帝王家谱，有《帝王次图》《国朝宗室世系表》等。私人家谱，有苏洵的《苏氏族谱》、南宋景定三年( 1262) 张即之修的《蓝溪李氏宗谱》、程志忠的《程氏世谱》等。
北宋仁宗时期，在经学的整理和研究上普遍出现了，怀疑汉唐旧疏，力求创新说的风气。刘敞、苏辙、欧阳修等人领风气之先，王安石为配合他的政治改革，鼓吹新学，其代表作是《三经新义》《字说》，刘敞则创作了《七经小传》，另外还有王应麟德 《困学纪闻》、王安国的《学林》、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宋代疑古之风的兴起，使传统经学研究发生变化，也让是宋以后的“经学”转而为“理学”。
在儒学革新运动中，宋代学者建立了一套舍传求经、义理至上、六经注我的经学解释方法。宋代学者通过对汉唐经学的批判与超越、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诊释，建立了一套以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性命之学”，称之为“新儒学”,这是孔孟儒学在宋代的新的发展。
宋代的文学，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韩柳”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开展了散文领域的“古文运动”，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有“三苏”、柳永、欧阳修、李清照、晏殊、范仲淹、王安石、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学团体有江西诗派、花间词派等。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散文作品，如《西昆酬唱集》《花间集》《岳阳楼记》《雨霖铃》《声声慢》《水调歌头》《竹枝词》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
佛教在此时具有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宋代一直推行以文治国和儒释道兼融的统治政策。除徽宗外，历代帝王对佛教基本持支持的态度。宋代的佛籍目录，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我国佛籍目录发展史上的第一部断代译经录、第一部大藏经解题目录，将大量的译经史料著录其中。同时，宋代出现了编撰佛籍6大目录，分别为《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天圣释教录》《教藏随函目录》《大藏纲目指要录》和《大藏圣教法宝标目》。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命张从信往益州雕造佛经全藏，后世称《开宝藏》。《开宝藏》完成雕版13万块，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这是我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之始。
欧阳修作为北宋时期的文坛盟主，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金石文字资料搜集的学者。他著有《集古录》10卷，开宋代金石考据学风气之先，此书著录先秦二十二则，西汉铜器铭文四则，其余大多数为碑刻。欧阳修写作《集古录》是为了考据古史的需要，他还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校补了一些古典文献。此外，宋代杰出的金石著作还有赵明诚的《金石录》，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蜀碑记》，陈忠的《宝刻丛编》等。
李清照
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理一分殊”等主张，以及他对自然事物的方法与态度上，都体现了宋代事物道理的新奇与创新，这对科技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宋代的科技发明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隐士群体、学者群体留下了价值极高的自然科技典籍，如陆羽的《茶经》、沈括的《茶论》、林洪的《山家庆供》、陈敷的《农书》等。与官修农书不同，隐士所著的书，都是从生活生产的实际出发，以亲身的耕种经验为依据。
而学者群体注意亲身实践，这与理学的“即物穷理”是分不开的。朱熹再传弟子宋慈的《洗冤集录》，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法医巨作。现存的《洗冤集录》，分五卷，五十三目，内容涉及到宋代的立法原则和具体断案的技术手段，从书目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宋慈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法医学是法学和医学的综合体，它包括了应用医学、生物学、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古代从事法医工作的人，也必须具有长期的执法经验和丰富的医学常识。宋慈将他的法医学思想与丰富的检验经验，也全部贯通书中。
宋代的图书事业一直处于一个“创作—积累——再创作”的良性循环中，这也就致使了宋代文化事业与图书事业的有效互动，共同造就了宋代文献的大爆炸的状态。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印刷术这项发明，是图书生产飞跃性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任何学科都是相互促进的，我们今天的图书事业、文化事业，也都需要借助先进信息技术，来有效保存和广泛传播。因此图书事业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延续持久的生命活力。
肖东发、杨虎《中国图书史》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
王星麟《宋代的刻书业》
庞天佑《理学与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曹之《略论宋代图书事业的繁荣及其原因》
周佳《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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