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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龙文化崇拜是对生活美好的祝福(十一)

    易道    遗著          

刘永整理龙最初出现被公认是从原始的祭祀活动中产生的,它的出现必然会产生许多奇异而又扑朔迷离的图腾文化现象。它与原始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息息相关,有着很浓烈的宗教意识。龙的创造,首先是氏族象征的一种标志,然后经过不断的演化、综合、发展、创新而形成为中华氏族的一种共同的图腾,一种集中的代表。从原始时代的简单图腾文化,到后来的成为皇室权势象征。在佛教东传以后又与佛教互融,受本土道教神仙系统影响又形成了龙王的神祗,自然有着它一路走来的迹象。但从它被创造出来的第一天开始,它就担负了神灵的角色,我们对它寄予了各种美好的愿望,因了这种愿望,从而赋予了它可以实现这些愿望的神性。

——易道龙文化简述

    龙是古人用来与天联系的一种形象化神物,反映着中国古人对天道的认识、理解和敬重。

    古人在初期对自然和身外世界的神秘和混沌现象,在思维上感到模糊和难以捉摸。这使他们对许多不理解的现象做了初步的归纳和整理,从而产生了神这一概念。如何与鬼神相处相安相互沟通呢,龙担负起了这一责任。龙成为人类与天之间联络的一种纽带,成为了互通人与天和谐共处的使者。献祭牲畜沟通天地、连接人神的作用被龙所承担。

    《史记》中记载了齐国术士所说的神话:“黄帝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成了鼎。鼎成后,有龙垂下胡须,迎黄帝上天。黄帝登上龙背,群臣后宫相随而上者七十余人。龙这时盘旋升天,一些人抓住龙须不放,以致将龙须扯下,黄帝的弓也掉在了地上。百姓看着黄帝冉冉升天,都抱着弓与龙须号啕大哭。”

    龙沟通天地,并能飞升上天的功能使龙在远古神话中被视为通天的工具,成了神仙们的坐骑或脚力。庄子在他的《逍遥游》中写道:“姑射山上有神人居住,这些神人肌肤如冰雪般洁白,行动飘逸有如美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能够驾驭龙,乘云气而遨游于四海之外。”

    《韩非子》中也引述过一段远古传说,说黄帝曾与许多神仙在泰山相会,黄帝驾象车、驭六龙,风神清路,雨神洒水,虎狼在前开道,鬼神在后护卫,下有腾蛇,上有凤凰,威风凛凛。除黄帝外,其它的远古圣人如颛顼、帝啻、夏禹等,都被描绘成能乘龙飞天的人物。楚国诗人屈原以炽热而浪漫的笔调将人乘龙的传说变成了瑰丽的诗句:

    “龙驾兮帝服,聊翱翔游兮周章”。

    “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通兮洞庭”。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

    龙的取材对象,几乎都是与古人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动物、天象,代表着古人心目中的“天”。先人们是将自己对身外世界的畏惧、疑惑、想象、崇拜、依赖等等,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的形象中了。是“天”给世人的一个有头有脸,有角有鳞、有足爪、有尾巴、甚至还有翅膀的具体形象。所以,龙也是古人对天道的理解,对身外众生的敬重、是人天相通,人和大自然风雨与共、甘苦同行的产物。

    人们赋予了龙这种谐天的精神,也要赋予它许多超常的神通。人们造龙的目的,是为了谐天,而龙的征兆吉祥嘉瑞的神性也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基础:喜水,水孕万物。好飞,天界茫茫;通天,沟通神仙;龙善变,变化莫测;种种超凡脱俗的神性使龙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神物。

    在龙的神性中,与水的关系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蛇形之象本来就与水有关。鱼、鳄、河马、海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牛、马、鹿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所以在神话里对龙的职责是行云布雨、司水理水。

    既然是神物了就不能不会飞翔,当时的人们对飞翔的生物普遍充满崇拜。速度也是神化一种生物所必需的。天上彩虹,地上逐兽,动物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则也需要以速度来确定,只有让它飞起来,才能提升它的神性与高度。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像鸟雀一样自由自在的翱翔在并未认知的天空上,所以让龙飞翔起来,也是代表人类的美好愿望和向往。

    继续衍进,会飞的龙就与神仙相关了。如后来出现的帛画《驭龙图》,《神仙卷》都有人或神驾驭龙飞的画面。更有甚者,在我们的一些史料的记载上还出现过“豢龙氏”专门负责替帝王养龙,训龙。

    由于龙是很多动物的集合体,是泛指,所以除神秘之外还有了多变的个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电、是虹;在地可以是猪、是马、是牛,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蛇。这也是早期龙的雏形会出现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诸多形象的原因。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也叫“龙凤纹”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神性。

    佛教、道教中的龙王,其主要职责就是在百姓苦于灾旱之时,《太上护国祈雨消魔经》说龙“兴动云雾,施绕世间”,让江河溪涧、上下四畴“皆得滂沛”。

    龙代表了水神,现在依然在各少数民族存在的对龙王的祈雨仪式中得到了体现。

    在民间凡是可以与龙有关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吉祥、嘉瑞的象征。龙可以代表祥瑞,也可以代表灾难。在封建社会里,常以妖龙来乱世。如导致西周灭亡的“龙鼋之怪”,造成古时三苗地区大乱的“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在神话传说中也有许多妖龙出来祸害作怪的说法。 

    龙的神性还有很多关于龙祭祀以后留下来的风俗,也与龙的神性有关。

    闻一多将端午节称为“龙的节日”最早的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屈原是人以文传,后人怀念屈原是因为他那部放谪而成的《离骚》,但真正成就他历史地位的是他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气节。战国时代,楚秦争霸,屈原扶佐楚王。但是遭到了当时的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断的在楚王面前抵毁屈原,以致楚王渐渐的疏远了屈原。有着强烈报效国家之心的屈原在失意之中寄希望与文字,写下了著名的《离骚》与《天问》。公元前1929年秦国攻占楚国八个城池,派使臣来楚请楚王至秦议和,屈原看出了秦国的阴谋,冒死进谏去阻止楚王入秦,反被楚王流放到郢都。楚王赴秦以后,被秦王囚禁在了秦国,楚王非常后悔没有听屈原的劝告,三年以后客死秦国,而在此时,秦出兵攻打楚国并攻占了郢都。屈原在流放的途中,听到楚王死及郢都被攻破的消息,投入了汩罗江中。两岸百姓和郢都人民听到了屈原的死讯后纷份驾船来打捞他的尸体,但一无所获,百姓们拿一些食物和粽子投入江中,是希望能够喂饱江中的鱼兽,还有的在江中倒上了雄黄酒,来麻醉江中的鱼龙,使它们不再去伤害屈原的尸体,随着年代的流逝,逐渐的成了一种风俗活动,而当初的划船演变成了现在的赛龙舟。

    古时皇家龙舟的制作极为奢华,如南宋画院待诏李嵩所画《中天戏水册》中的大龙舟,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舟上建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两舷各三桨,气势雄伟,金碧辉煌。唐代《竞渡歌》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翰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另一种关于天时的说法,端午节应是辟邪消灾。“五”通“午”是天干中间的数字,阳极而盛,盛极而衰,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汉代的很多古籍都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五月初五更是不祥,旧俗在这一天要将未满周岁的幼儿带到外婆家躲藏,称“躲午”,这显然具有躲避灾难的含义。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表艾、雄黄酒、挂钟馗像等,都以辟邪除祟为主旨。

    龙既然有司降雨的天职,在民间就与祈雨相关了。《神农祈雨书》:“春夏雨日而不雨,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对先秦时代人们采用颜色不同的五色龙进行祈雨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绘;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祈雨篇》中也记述了汉代时以五色龙求雨的习俗。“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澎即奉牲祷。……

    夏求雨,……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季夏祷山陵以助之。……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斋三日,服黄衣而立之……  

    秋暴巫尪至九日,无举火事,无煎金器……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相去九尺。鳏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亦斋三日,服白衣而立之。

    ……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川以助之。……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间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服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大体丈夫藏匿、女子欲和而乐。” 汉代祈雨巫术虽延用了远古祈雨巫术的主要礼仪,但已将其纳入阴阳五行学说的框架之内。

    关于汉人以土龙祈雨的观念,汉王充也说:“董仲舒申《春秋》之法,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

    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建立、发展,两教均以各自的宗教形式积极介入祈雨活动。此后史籍亦多载僧、道祈雨之事,而朝廷所采用的仍为传统的祈雨方式。此时,大规模的曝晒巫、尪的方式已基本绝迹,但造土龙祈雨的方式却延续了下来。唐代祈雨基本延用了隋代的祈雨方式。此时,绘画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又出现了画龙祈雨法。据郑处海《明室杂录》载:“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建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之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露遍于畿内。”这一故事在今天看来,即使不是完全出于虚构,也只是一种巧合;然而这种故事的出现是有其宗教思想基础的,“画龙致雨”只不过是古老的“土龙致雨”巫术的变形而已。 

    唐代的“晰蜴求雨法”也是商代用龙、汉代用土龙祈雨巫术的一种变种,而其中用小童起舞的作法也明显带有古老巫术的色彩。唐代民间还有用虎头骨祈雨之术。北宋李昉辑《太平广记》载唐代李绰《尚书故实》所记:“南中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这种巫术显然来源于以龙虎相斗来表示阴阳交合的传统观念,是民间百姓将这一观念庸俗化、实用化的产物。以致虎头骨祈雨的巫术延续到了宋代。中国百姓自己创造的掌管河泽云雨之神“龙王”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发展。宋太祖、太宗时,凡京师遇到较大旱灾,即令撤乐、减膳、进蔬馔,并派遣官吏到天齐、五龙城隍、祆神四庙和大相国、开宝、报慈、干明、崇夏五寺及建隆观祈祷求雨。与此同时,宋代官方仍保留了造土龙、画龙这两种祈雨形式。宋代流行的这两种祈雨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土龙法中,不允巫觋参加,仪式中也不采用巫术中必用的音乐,而刻意强调庄重、肃穆的气氛,这说明此时巫觋的地位与巫术的影响较前代明显下降;二是画龙法中,对龙图内容作了严格规定,不再象前代由画家施展画技即兴发挥,而其画面龙如符咒,不再强调其艺术性。 

    唐宋以后,祭祀求雨与巫术祈雨分道扬镳。官方祈雨一般只采取祭祀形式,而祈雨巫术主要流行于民间。元代遇到旱涝灾害,只是派遣官员祈祷或请僧人作法;然而民间仍在流行着祈雨巫术。明清两代,朝廷祈雨止旱只是祭祀、祈祷宗庙、社稷、山川、龙神等,不再见有采用祈雨巫术的记录。当然,民间的祈雨巫术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现代,然而,也进入了消亡前的最后阶段。

    舞龙灯也是很有趣味的与龙有关的节日活动。正月十五是汉族的元宵节,又称上元节。舞龙灯的前身是汉代的“鱼龙漫衍”之戏。《汉书·西域传赞》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之。”汉晚期画像石墓中室东壁上的乐舞百戏石刻为我们提供了汉代鱼龙之戏的生动形象。

    宋代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有关于南宋龙灯的记述:“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蜿如双龙之状。”

    辛弃疾即有“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则是很激烈的舞龙写照了。后世明清两代,舞龙灯之风更盛。清道光年间《沪城岁事》载:“游手环竹箔作笼状,蒙以绤绘龙鳞于上,有首有尾,下承以木柄旋舞,街巷前导为灯牌,必书五谷丰登,官清民乐。” 

    民俗在二月初二 “龙抬头”。惊蛰、春分,大地逐渐转暖,蛰伏的龙在这一天苏醒,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有关于“二月引龙,熏百虫”的记载:“宛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蜿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所谓“引龙回”的方法带有强烈的巫术色彩。北方多旱少雨,将龙引入家中以求风调雨顺,还有用彩纸、草节、穿成串悬于房梁之上,称“穿龙尾”,也是留龙的意思。妇女还忌用针线,以免不小心扎伤龙目。少数民族中与龙有关的节日也有很多,壮族、瑶族和西南地区的哈尼族均有“祭龙节”,云南河口大瑶山瑶族尚有“龙公、龙母上天节”。

古人绘赛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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