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前文，格罗皮乌斯刚登陆美国，哈德纳特便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公众介绍这位新同事，并努力为他寻求项目委托，竞赛评委，以及举办展览等社交活动。格罗皮乌斯也对伦敦的朋友说道，哈德纳特是位“杰出的主办人”。
格罗皮乌斯与哈德纳特，1942年
格罗皮乌斯深谙宣传的力量，并且也确实是此方面的大师，这也是他受雇于哈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受聘过程中，哈德纳特就曾向柯南特校长提到，格罗皮乌斯“已经被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
相信众多历史学家也一定会认同这一观点。包豪斯时期如此，哈佛时期亦是如此。
刚在美国安顿下来，格罗皮乌斯就立刻成为一名不知疲倦的演讲者、研讨会参与者、以及写作者。在哈佛的十五年间，他一共完成了至少150场公共演讲。
演讲中的格罗皮乌斯
他在演讲和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认为，建筑教育正变得越来越胆小、精深、植根于过去，美国建筑学院需要新的教育之路，目的在于释放和提升个人创造力。那么广告来了：建筑教育应该像包豪斯体系那样开始于为期一年的“基础课程”。
左：包豪斯基础课程（Vorkurs）的现场，1928年。右：初级课程中有关材料研究的学生作业。
此外，格罗皮乌斯还经常向他的听众描述“实践中学习”和“体验”在建筑教育中的重要性，口吻像是杜威（John Dewey）以及美国激进的教育家那样。他曾说道，
手工体验将会帮助连接手工艺和学术研究的毁灭性的分离状态，这是在机械时代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设计艺术。
格罗皮乌斯的讲话通常自信满满，但有时也低估了听众。比如，有次在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有关激进教育原则的演讲中，说的好像他就是发明者，这激怒了馆长巴尔，他回怼道，
你对美国文化的误解和低估让我很不开心。比如，你在演讲中不遗余力解释的“激进教育”方式，其实这些在美国已经几十年了。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位馆长巴尔（Alfred Barr, 1902-1981）
1937年芝加哥设计学院（Chicago Institute of Design）成立时，芝加哥艺术和工业委员会（the Association of Arts and Industries）曾希望选择格罗皮乌斯来担任第一任院长。但是格罗皮乌斯刚到任哈佛，无暇顾及，便推荐了他的前包豪斯好友莫霍伊-纳吉。在纳吉的带领下，设计学院要求学生从基础课程开始学习，这个基础课程正是他在包豪斯曾经教授的，也是格罗皮乌斯希望在哈佛推广的。因此，芝加哥设计学院的另一个名字也更为人所知：新包豪斯。
格罗皮乌斯和莫霍伊-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 1895-1946）
在哈佛期间，格罗皮乌斯还继续处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相关事务，并且帮助那些来自欧洲的难民会员在美国站稳脚跟。
也许是因为柯布西耶和他的巴黎同事在CIAM的主导地位，加上大批德国成员移居美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CIAM总让人们觉得是由柯布西耶为核心的建筑师群体所组成的。
1947 年，英国布里奇沃特，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第六次会议合影，摄于布里斯托尔飞机制造厂。柯布西耶在左边第一排，CIAM 新任主席塞特在前排中心，左数第九位。CIAM 秘书长吉迪恩在塞特的右边，旁边是英国伦敦复兴规划成员简·德鲁、阿姆斯特丹城市建筑师科尼利斯·范·埃斯特伦（戴眼镜的那位）、来自锡兰（现斯里兰卡）的米内特·达·席尔瓦，以及格罗皮乌斯。
CIAM的中心在战前战后的欧洲，在美国并没有强大的组织，这却也是事实。正如吉迪恩在1943年说道的，
由于不可反抗的事情，CIAM一直都是沉默且分散的。如今只存在那些精神受训于多年密切合作的个人。
不过，CIAM成员在美国也并非毫无联系。1939年，CIAM成员在美国首次相会于同为德国难民建筑师奥斯卡·斯托罗诺夫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凤凰城附近的农场。哈德纳特是少数几位参与的美国人，还有斯东（Edward Durell Stone, 1902-1978）和华莱士·哈里森（Wallace Harrison, 1895-1981）。其他参与者还包括格罗皮乌斯、吉迪恩、布罗伊尔、诺伊特拉、阿尔托、丹麦裔美国建筑师克努德·隆伯格-霍尔姆（Knud Lönberg-Holm, 1895-1972）。
建筑师奥斯卡·斯托罗诺夫（Oskar Stonorov, 1905-1970），文丘里曾为其工作。
紧接着，由塞特编著的首本用英文系统介绍CIAM理念的《我们的城市能否存续？》于1942年公开出版并获得巨大成功。
1943年，在塞特和吉迪恩的共同努力下，CIAM组织在纽约得以复建。哈德纳特当选了纽约分部主席，成员还包括威廉·伍斯特（William Wurster, 1895-1973）、纳吉、哈里森、斯托罗诺夫、以及塞吉·希玛耶夫。
现在看来，当时CIAM在北美的处境令人堪忧。1944年，纽约规划协调员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纽约时报》上发起了针对外国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带有本土主义色彩的攻击，这导致哈德纳特不得不为他聘用格罗皮乌斯和布罗伊尔一事进行解释。
随着人数不断增加而在同年出现了一个新组织：美国规划师和建筑师协会（ASPA,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ners and Architects），格罗皮乌斯也担心CIAM纽约分部能否为继。
的确，ASPA成立不久，纽约分部的成员便相继加入。CIAM成员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正是在此期间，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学生开始了一个位于芝加哥的庞大项目，希望在这里实现CIAM的城市理想。然而，这个项目在多年后却成为芝加哥的一个城市毒瘤，更是难逃惨遭拆除的厄运。为什么会这样，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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