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特地参观了余国琮分离重水的实验室。
周恩来总理对重水研究寄予厚望，他握着余国琮的手说：“我听说你们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我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的反应堆运作。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不能使我们这个反应堆停下来！”
余国琮受到极大鼓舞和振奋，为“争一口气”， 余国琮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关键技术，成功生产出符合要求的重水，解决了国家的燃眉之急，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 “两弹一星”的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重水生产不仅能自给，还实现了出口，成为重要的重水输出国。
为纪念历史上的今天，以《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一文向余国琮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致敬。（文章选自《天大先生谈治学》）
余国琮小传
余国琮，1922年11月18日出生于广州市，原籍台山。1939年秋，他在香港考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1943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4年余国琮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就读，1945年底获科学硕士学位。1947年秋，余国琮获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应邀留在该校化工系任教，并继续进行科研工作。他先后任讲师、助理教授，曾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化工热力学、传质分离过程等多门课程，并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8月，余国琮以到香港探亲为名，余国琮避开美国政府的注意，毅然返回祖国，是首批归来的学者之一。回国后，他应邀到唐山工学院成立不久的化工系任教授、系主任。1952年夏，全国院系调整，余国琮随唐山工学院化工系一起，调任天津大学，负责筹建“化工机器与设备”专业。1961年，他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参加我国自行研制生产重水的攻关工作，并承担重点科研项目精密精馏，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果，为建立我国的重水生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我国精馏分离学科的创始人、现代工业精馏技术的先行者、化工分离工程科学的开拓者，为我国化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余国琮曾任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首任所长、精馏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名誉院长。
余国琮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等7项奖励，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1998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91年余国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触类旁通，力量与智慧可以从很多地方汲取。
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
文/赵晖
余国琮，广东台山人，中科院院士，化学工程专家，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是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现代工业精馏技术的先行者、化工分离工程科学的开拓者、精馏技术领域国际著名专家，在精馏技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领域做了系统性、开创性工作。他研发了我国自主重水生产工业技术，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两弹一星”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热力学活度系数理论被称为Yu-Coull（余-库）方程，他的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带来了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他的研究成果成功地改造了石化及化工工业中的大量蒸馏塔，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019年元旦前，袁希钢教授带着我去总医院探望他的恩师余国琮先生。病房里静悄悄的，护工阿姨告诉我，老先生从昨天晚上工作到凌晨，今天早上医生嘱咐让先生补觉。透过门缝，有轻微的鼾声传出，这位97岁的老人睡得很沉。书桌上的电脑还闪着待机的灯，旁边是一本夹着很多小纸条的《化工计算传质学》，那些纸条上都是这本书的修订意见。余先生80岁承担教育部高等理工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84岁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85岁还坚持站着给本科生讲课，90岁高龄仍然带博士生，并极具前瞻性地推动计算传质学的应用，98岁还伏案工作撰写理论书籍，余先生不老！
时隔半年，再去见余先生时，98岁高龄的老人正在伏案工作，在电脑前修改书稿，回复邮件。书桌上那本夹着很多小纸条的《化工计算传质学》下压着德国著名科技出版公司斯普林格发来的感谢信，信中盛赞他“提供了一本高水平且销量极好的科学专著。”老人伏案工作时，专注而安详的神情隔绝了屋外的喧嚣与躁动。
聊天中袁希钢老师透露，余先生最近很忙，对刚刚召开的“化工传质学研讨会”十分关注，身在病房仍不时地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跟踪专家的邀请情况和与会专家的论文内容，活力与热情超过了年轻学者。聊了没两句余先生就开始抱怨：“我想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医生不让我去呀。”
多年来，无论是国际上的前沿论坛、国内的学术交流，还是学校中的各种科研活动，学生自发的科技活动，凡是接到邀请，只要时间和身体条件允许，余先生总会欣然接受。“我能多讲一些就多讲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支持、投身、热爱祖国的化工事业，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化工类人才。”
老骥伏枥，但，余先生不老，他是一棵长青的大树，扎根泥土，直指苍穹，荫蔽大地。
少年时的意气风发，归国时的义无反顾，科研时的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余先生，话不多，字字珠玑源自一颗赤诚之心。
提高“学习力”
余先生好，您都快100岁了，还每天伏案工作，听说有时还像小伙子一样熬夜？
余国琮：思考使人年轻，我的长寿之道就是思考。只争朝夕，老了更要快马加鞭。
看您的求学履历，您用了一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学分，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学位。真学霸呀！有什么秘笈吗？
余国琮：当时美国两所大学化工系比较有名，一个是MIT，一个就是密歇根大学。当时听说申请MIT的人多，我就申请了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的要求是修满32个学分才就能拿到硕士学位。我1月份（1945年）到密歇根大学，正赶上春季学期，除了正常的课程外，校方还让我补上一些本科生的课。
可能是美国人觉得中国大学教育的质量不行吧，那时中国在打仗，人家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我当时就想争口气，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美国人的偏见。所以我不仅高质量完成了所有课程，还在一年里把硕士的学分都拿了下来。
学海无涯，不要妄自菲薄，相信自己，努力就是了。
1945年1月入学，1946年1月硕士毕业。那时您23岁吧？
余国琮：是。硕士拿下来，就想着继续深造。密歇根大学没什么奖学金，也没有申请助教的机会。我就在一些报纸、杂志上找相关的招聘信息。巧的是我看到匹兹堡大学要招聘一名教学助教。也是这次机会让我认识了一生中的良师益友——匹兹堡大学化工系主任库尔教授（Prof. J. Coull）。库尔教授是当时美国化工热力学领域的顶尖人物。他在外面兼职很多，因此他需要一个教学方面的助手，帮助他教化工热力学这门课。
也亏得我在密歇根大学补修了化工原理和化工热力学这两门主要的化工系本科生课程。库尔教授看我本科生化工热力学成绩是A，研究生化工热力学成绩也是A，很适合做助教，就邀请我去帮助他讲化工热力学这门课。库尔教授对我很满意，愿意收我做他的博士生，博士生也要考试，我补了些课，2月（1946年）通过了考试，开始读博。我当时的博士研究方向一个是精馏，另一个是热力学。我博士论文名称是《多级精馏过程》（Multiple re-distillation process）。
做研究一定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匹兹堡大学附近就是当时美国很出名的研究所——梅隆工业研究所（1967年该所与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合并，成立了著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所的科研环境很好，做实验需要些什么东西，马上都可以找到。那里还有很多技术人员，氛围很好，大家相互配合、相互讨论，无论遇到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都能找到有关人员探讨，所以研究进展很顺利。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氛围很好，我的博士研究完成得很快，这些客观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真空多级精馏是梅隆研究所率先做出来的，但是他们光是做出了成品，理论还没有跟上。匹兹堡大学化工系跟梅隆研究所合作密切。库尔教授在梅隆研究所兼职，梅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常到匹兹堡大学作报告，交流频繁。研究所的有关人士与库尔教授关系不错，就对他说：“听说你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博士生，能不能帮我们做真空多级精馏的理论研究？”就这样，我开始了精馏领域的理论研究工作。
中学时遭遇日本破城，高中流亡香港，大学虽考入西南联大，但轰炸不断要经常“跑警报”，您是在战火与颠沛流离中走完求学之路的，条件之艰苦，是现在的学生不能想象的。但就是这样您还是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您是怎样做到的？
余国琮：多读书，保持求知欲，提高学习力。
在西南联大我们不是一个系或者一个学院住一起，是混系住着的。虽然专业不同但大家交流很多，图书馆光线不好，就上茶馆一起讨论问题，一起研究。这种跨学科的交流讨论很有好处。
要博览群书，老师们讲得很好，但任何老师讲的东西，你不看书印证，是不能理解透彻的。那时图书馆借书，每人只能借一本，大家就你借一本，我借一本，凑在一起看，这样就看了很多书。我在西南联大养成了多读书的习惯。
要提高修养。我在美国接触并喜欢上了古典音乐。我的恩师库尔教授、好友邓稼先也都很喜欢古典音乐，我们的很多话题都是从音乐开始的。
触类旁通，力量与智慧可以从很多地方汲取。
赤子之心
我看了您年轻时的经历——被吸收为Sigma Xi，Phi Lambda Upsilon，Research Society of America 3个荣誉学术组织的成员，获得了象征学术成就的三把金钥匙，并被列入1950年的美国科学家名录。货真价实的青年才俊，摆在您面前的可是一条通往科技学术巅峰的鲜花大道，为什么想着回国？
余国琮：我那时回来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做事”，回到新中国能做点事！解放了，就有希望了，中国强大了，有希望了，我回来主要是想建设自己的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日本轰炸广州，好好的家园在我眼前变成一片废墟，日本人连撤退的老百姓都不放过。经常对逃难的人群进行轰炸，跟我一起逃难的人，有的就被炸死在身边。我的两个哥哥，一个不幸身亡，另一个腿部严重受伤。我们从澳门坐船去香港避祸，船家远远望见一艘日本橡皮艇迎面驶来，赶紧让乘客全部趴在船上，千万不要抬头。乘客们面朝下紧紧贴在船板上，大气也不敢喘。一发发子弹从我的头上疾飞过去，人趴着侥幸躲过了，但身旁的一只猫被打死了，真是虎口逃生。这是日本人当面向我射击，这一幕我总记得清清楚楚。后来在西南联大，日本的轰炸更是频繁，我们时不时地要“跑警报”。
我当初是抱着很朴素的爱国心回来的，没想过为国家做什么重要的研究，只想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回国那年，我有幸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阅兵，也看到了英雄的解放军。现在我们的国家比当时又强大了很多。我想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我很高兴，觉得这几十年来确实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听说您还是留美科协首届理事？回国时的情景您还记得吗？当时回国顺利吗？
余国琮：是。我回国也得到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之后，留美还是回国成为留学生们凑在一起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动员留学生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积极组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我那时在匹兹堡大学工作，办公室里还有打印机，借教室、印资料比较方便，许多资料、文件都是在那印的。因为为留美科协做了些事，我就成为了首届理事，首届理事里还有华罗庚。
除了与国内朋友通信，那时国内很多情况都是通过留美科协知道的。通过留美科协，我了解了国内如何重视留学生、如何希望留学生回来、如何需要人才等等。我本来就立志科学救国，这很对我的心思。那时匹兹堡大学已经答应给我升职加薪了，但这不是我人生追求的目标，我不想再给美国打工了，我想给自己的祖国做点事。那时候虽然朝鲜战争还没开始，中美还不是敌对国，但美国也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我回国走的是“曲线救国”的路。那时我母亲在香港，1950年，我以到香港探亲的名义办理手续，向匹兹堡大学“请假一个月”，只有库尔教授知道我要辞职回国。我做了个障眼法：办了一个英国的签证，又办了一个从香港回美国的返程签证。这个障眼法果然没有白做，同船回来的三位学物理的教授与学生就在船停靠日本时被扣押了，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赵忠尧教授。
听说跟您同船回来的还有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你们在船上聊些什么？
余国琮：我和邓稼先就是在船上认识的，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都喜欢古典音乐，在这方面有着很多共同话题，越谈越高兴。回国后，我去北京出差，经常去他那，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天。直到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规划，我们还能见面。不过那时我们就已经不谈工作了，只谈音乐。再后来人也见不到了。我知道他是去参加核物理研究了。
从美国到中国，在海上漂了差不多2个星期。同船的100多人都是抱着建设新中国的憧憬回来的。船上也没有什么娱乐，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当时大家聊得比较多的就是回国干什么，回国能干什么，希望干什么，能联系到什么工作单位，能不能发挥所长，能不能找到喜欢的工作。相反，现在学生找工作时经常提到的“待遇”问题，大家讨论得比较少。我们这批人大多是经过战乱的，对生活上的艰苦并不是很在意。
自主创新中国的潜力很大
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我国某些领域出现了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看您的履历，您为核工业制备重水，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经典案例。
余国琮：重水是原子核裂变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在天然水中，重水的含量约为万分之一点五,如何将水中含量万分之一点五的重水提纯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样的核心科技是求不来的，只能自己研发。
我国最早的原子反应堆重水是苏联供应的，但由于两国关系紧张，重水供应即将被切断。这种被人卡脖子威胁的感觉可不好受。当时精馏法是重水分离重要的方法之一。1954年我在化工机械教研室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塔板实验装置。自此，天大的精馏研究开始进入国家视野。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到天津大学视察，重点视察了精馏实验室，对浓缩重水寄予厚望。当时总理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的反应堆运作。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不能使我们这个反应堆停下来！”这口气必须要争。
我们建了一个高的精馏塔，设计了一套包括三座填料塔和两座转盘塔的装置。由于重水分离需要的塔很高，实验室层高有限，我们就将几座小塔串联成五级级联装置形成一个多级精馏分离塔，为了保证这套装置的连续运转，我们白天黑夜都在围绕着这座塔进行实验和设备维护。废寝忘食就是为了给祖国“争一口气”，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以外的其他时间都在那里拼命。就这样，在不断的实验、摸索中，重水精馏科研终于取得了可喜进展。后来，周恩来总理专门从武汉给学校打电话，关心重水科研的研究进展。我让校办回复说，你可以告诉总理，研究进行得很顺利。
经过小试和中试，最后终于实现了突破，1965年，重水分离技术研制成功，在（当时的）化工部协同下终于生产出我国自己的重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重水的生产不但能满足我国需要，而且还能出口，成为重要的重水输出国。此外，我们还组建了重水专门化专业，自编教材，讲授重水分离原理、设计以及操作方面的课程。先后有四届学生40余人毕业，这些学生成了我国第一批重水生产技术专家。
余先生看您的这些科研成果时，我看到了一个关键词“自信”。当时重水研究是只有几个发达国家才有的技术，而且进行着严密的技术封锁，您当初接任务时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余国琮：这个跟我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有关。我做研究的梅隆工业研究所在当时的美国还是很出色的。因为我在其中从事化工科研工作，对梅隆研究所的科研水平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我觉得美国在化工方面也不是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如果我们下点功夫，也不见得会赶不上他们。虽然当时国内的水平还不如人家，但是我觉得有信心能赶上。因为自己在美国好的研究所工作过，所以了解他们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恐惧与敬畏往往是因为不了解才有的情绪，你自个儿在这个圈子里头了，你就知道这个圈子里究竟有多高的水平。在圈子外面看，好像觉得水平很高，难以企及，你真正到了圈子里，发现不过就是这样。所以说，在好的研究机构学习工作，不仅能提高研究水平，也能提高自信心。美国的经历对我以后在工作中增强信心，很有帮助。
余先生，听说您能化腐朽为神奇，引进的设备无法正常生产，出品方的外国工程师都搞不定，您出手动个小手术就能让设备高效运转。我查了些资料，您看看是不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首批巨资引进的大庆油田原油稳定装置是年利润50亿元的乙烯生产的龙头装置，但由于装置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原油的特殊性，投运后无法正常运行，整个流程都无法正常生产。外国技术人员在现场连续数月攻关仍没能解决问题，巨额经济效益一天天白白流失。余国琮应邀带领他的团队对这一装置开展了研究，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并应用自主技术对装置实施了改造，成功解决多个关键问题，最终使整套装置实现了正常生产，与此同时经改造的装置技术指标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余国琮这次应用自主技术对工业装置的成功改造为中国人给进口成套装置“动手术”开创了先河，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技工作者打破对进口技术的迷信树立了信心。随后，余国琮又带领团队先后对我国当时全套引进的燕山石化30万吨乙烯装置、大庆乙烯、茂名石化大型炼油减压精馏塔、上海高桥千万吨级炼油减压精馏塔、齐鲁石化百万吨级乙烯汽油急冷塔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超大型精馏塔进行了“大手术”。引用新技术可提高炼油过程石油产品拔出率1~2个百分点，可提高乙烯及化工生产过程分离过程生产能力15%~30%、节能15%~20%。为了有利于全国的应用，余国琮指导的团队迅速实现了技术的产业化，建立了我国最早的精馏塔新技术设备制造企业，创造了为企业服务的从研究到试车生产的“一条龙”模式，先后改造或新建的工业精馏塔已过万，直接带动了我国石化、轻工、环保等行业精馏分离技术的进步。相应的技术成果在石化工业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在炼油常减压精馏领域解决了我国千万吨炼油中超大型精馏塔的设计问题，精馏塔直径超过了10米，占领了国内的大部分技术市场；在空气产品分离精馏技术这一重要领域完全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余国琮领导研发的现代精馏技术使我国化工分离技术实现了更新换代，有力促进了我国石化工业跨越式发展，使我国在精馏技术领域跨入了国际先进国家行列。
读这样的介绍，作为天大人感觉特别自豪。天大以您为荣。
余国琮：过奖了，这就是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大庆油田那个装置原始设计没有考虑油品差异的问题。其实那次设备改造最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人对进口设备、进口技术的迷信。没什么了不起，中国人也行的。
当初科研条件很差也做出很好的成果，现在条件好了要做出更好的成果。
晚年您开始化工分离工程科学研究，开始了从工程实践到理论的回归。您为什么要开始理论研究，这对学科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余国琮：以石化工业为代表的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精馏作为覆盖所有石化工业的通用技术，在炼油、乙烯和其他大型化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有90%以上的工业原料都要经过精馏这一加工过程。工业技术的发展却对精馏技术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现有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尚有发展进展空间，但已无法满足生产技术进步的需要。特别是精馏在热力学上的高度不可逆操作方式以及在设计中对经验的依赖，已经成为精馏技术进一步提高、能耗进一步降低的难以突破的瓶颈。我认为，工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必须在基础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突破才能实现。我们参与过很多精馏塔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发现，里面牵扯很多理论问题。比如精馏塔中的浓度分布，按照现在的理论是不能实现准确预测的，我们就从这方面入手，通过对现有理论的修正准确预测浓度分布。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突破必须要打破原有理论框架，引入结合其他学科理论和技术成果。
在20世纪70年代，数值计算与流体力学相结合开创性地发展出计算流体力学，随后又与传热相结合发展出计算传热学。这两个学术领域的数值计算能够预测在各种情况下流动和传热过程中的状态和有关参数信息，能解决一些过去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预测设备内流速场和温度场等。所以我就想借鉴计算流体力学的基本方法，结合现代物质传递、扩散理论，针对精馏以及其他化工过程开辟了一个全新理论研究领域——化工计算传质学理论。通过数值计算来预测传质过程及设备内与传质有关的全部信息的理论和方法，包括预测浓度场、局部与整体的传递参数、界面效应、传质效率以及同时获得的流速场、温度场等方面的信息，从而能够定量描述传质过程中的全面状态与评估过程完善程度。
对计算传质学的探索，不但可以提高化工传质过程数学模拟水平，进一步了解过程传递的实质，还有助于将实验室结果直接模拟放大到工业传质设备。
基础研究的过程是艰辛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感谢团队中的年轻人，他们能坐得住，愿意吃苦去研究、总结这些理论问题。
2011年我们出版了化工计算传质学新领域的第一本专著《化工计算传质学导论》。2014年我们在国外出版了专著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Mass Transfer – with Applications to Chemical Engineering。这是国际上第一本关于化工计算传质学理论的英文专著，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这本书是由著名的科技出版社Springer公司出版的。因为卖得好，出版没多久，精明的出版商就特意发来了贺信。这本书卖得不错，已经卖了13 000章了，国外卖书论章下载付费，用哪章买哪章，比如导论买的人就少，后面的章节买的人很多。书中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修正，现在正在出第三版。因为卖得好，今年出版社又发来一封感谢信。
百度百科对您的介绍是这样的：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现代工业精馏技术的先行者、化工分离工程科学的开拓者……您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您怎样理解“创新”？在天大品格中“矢志创新”是重要的一条，您觉得天大人该怎样创新，怎样培养创新人才？天大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这样的校训怎样在创新中体现？
余国琮：科研活动的实质就是创新，天津大学建设的目标是研究型大学，所以“矢志创新”是一个基本要求。而创新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研究工作基础上的，需要潜下心来扎实工作，应该有我经常提倡的“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校训说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天津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现在正在为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而努力，您觉得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天大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余国琮：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作为中国一流的大学有一条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这所大学必须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我国的经济目前虽然有居于世界第二的总量，而且还在高速增长，但对于资源的依赖太大，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特别是存在被“卡脖子”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依靠国家的科技进步，大学只有通过科研成果、人才培养，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才能成为一所一流的大学。天津大学在科研服务于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建设一流大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此外，要建设一流大学，本科生教育非常重要。现在“大牌”教授都很少或不给本科生上课了，这样一流大学的教育水平就很难体现出来。所以，学校应该要求教授，特别是知名教授要开本科生课，给本科生上课。
还有，一流大学应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要引导学生开阔视野，博览群书，充分利用大学提供的条件多阅读、多交流。
您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为一个真正的“90后”您对刚刚步入职场的90后青年科研工作者，有怎样的忠告？
余国琮：一是应该有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在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中找出自己的发力方向。二是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每一天的工作，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只有这样青年人才能作出成绩。
（编辑 赵晖 王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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