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在常人的印象中，王安石变法多是经济层面的，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
其实在军事上，王安石也可圈可点，他在大将王韶的协助下，展开了一场对西夏主动进攻的军事行动，为大宋开土数千里，史称“熙河开边”。
在王韶的《平戎策》中，王韶指出，熙河开边的战略目的，就是收复被羌人等部落占据的河湟地区，也即河、湟二州，以使西夏王朝腹背受敌，最终统一西北地区。
王韶的建议得到了王安石的大力支持，宋神宗也将军事大权交给了王韶，在王韶的努力下，通过熙河之役，为大宋拓边二千余里，成功收复了熙、河、洮、岷、叠、宕六州。
同时北宋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西和）等地区开展市场贸易。
“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
北宋又得地又得利，史载：“熙河人情甚喜。”西夏处于腹背受敌的包围态势，局势的发展让他们倍感不安。
清朝学者蔡上翔对此评价说：“韶以书生知兵，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
但王安石下台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他的政敌司马光的上台，这位和王安石一直不对付的北宋名臣，随即开始“元祐更化”，也即完全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凡是王安石所拥护的，司马光统统反对。
自然除了经济层面，在军事层面，曾经在王安石支持下，并被大宋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也成为了司马光的眼中钉，肉中刺。司马光很干脆，直接上书朝廷，希望皇帝宣布这些被收复来的地盘一寸不要。
司马光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西夏人腹背受敌，他们如鲠在喉，所以一定会不甘心地报复大宋，不如早点给他们，免得动刀动枪。
对于司马光这种近乎白痴的行为，朝中大臣自然也激烈反对。因为河湟地区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大宋占有了这些地盘，进可以攻打西夏，退可以确保少数部落长驱直入，威胁中原王朝统治，神宗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收复的河湟四州，怎么能轻易扔掉呢？
但显然司马光是当时朝廷政局的主导者，在他的坚持下，将河湟地区管辖下的安疆、葭芦、米脂等几块地盘丢掉不要了，白便宜了西夏王朝。
这样一来，西夏反而增强了自身的实力，而大宋却失去了西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屏障，大宋不仅由此丧失了一次很好的中兴机遇，屈居于中原一带，无险可守，也为日后的“靖康之耻”埋下了伏笔。
所以明朝陈汝锜曾如此评价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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