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情况与张清常先生的统计结果差异较大。算上“臊达子营”后,鞑子营也只有三个,并且没有述及“达(或鞑)子府花园”和“达(或鞑)子桥”,前者估计是民国以后的叫法,后者外城西城有“炸子桥”,该条下记:“松筠庵在南,杨忠愍继盛故宅也,西偏为谏草堂。”【注1】当是今宣外校场口的“达智桥”。
民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查阅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出版的《北平地名典》,其中“逹”【注2】字条下开列的内容刚好可印证张先生的统计结果。原文抄录如下:
达子府 内五安内姑姑寺迤西花园内
达子庙 内二平内南通二眼井北通孟端胡同
达子馆 内四西内大街路北
达子营 内三东内北通伯林寺【注3】
达智营 内二南通铁匠胡同北通嘉祥里
达智桥 外四东通宣外大街西通金井胡同
达子胡同 内三安内北通北新桥北
达子馆与《京师坊巷志》所言者,显然不是同一个地方。第一个“达智营”应系子虚乌有,查阅同时期的《内二区平面图》,【注6】及陈宗藩《燕都从考》相关内容,【注7】与其描述地点大致相同的胡同应为“谙达宫”,疑系编者疏忽造成了张冠李戴。第二个“达智营”即清代的“臊达子营”,可能因为实在不雅驯,入民国以后改名。
第一个“达子胡同”可能是香饵胡同东段路北的南北向小胡同“澡堂子胡同”, 因“澡堂子胡同”与“骚达子胡同”北京话发音很相近。《燕都从考》:“澡堂子胡同,或即臊达子胡同之转音”。【注8】与《京师坊巷志》不同的是,地点向北差了一条胡同。在民国二十四年地图上标为“堂子胡同”,为盲巷,尚没有北通北新桥西大街(今称交道口东大街)。
第二个“达子胡同”迥异于《京师坊巷志》,《燕都丛考》也没有提及,查阅相关地图,铺陈市路西共有五条不通行的小胡同,其中极北两条位于鹞儿胡同以南,四圣庙以北,【注9】分别是“达圆镜胡同”、“筱圆镜胡同”,在《京师坊巷志》中称作“大、小眼镜胡同”。【注10】极南一条为任家头,位于储子营胡同以南。而在四圣庙以南、赵锥子胡同以北的两条胡同名字没有标出,莫非其中一条曾叫“达子胡同”或“骚鞑子胡同”,待考。
椭圆标记所圈为铺陈市路西两个没有标出名称的的盲巷,位置在四圣庙以南、赵锥子胡同以北。
三个“达子营”加上一个“达智营”就是张清常先生说的四个“达子营”。除和平巷外,东直门内的达子营,《京师坊巷志》在《卷六·内城北城》中没有提及,不知是因为当时未叫此名,还是尚未形成,抑或作者疏漏。我在去年冬天曾两次考察,可惜未能留下照片。
民国31年(1942年)邵越崇编著,北京亚洲舆地学社发行的《袖珍北京分区详图》之《内三区图》局部。
东直门内达子营。北通柏林寺,南通前、后永康胡同交汇点。
1951年改名合作巷。
另外两个“达子营”,我至今还没有去过。西安门内的达子营,因民国时期的1930年代,作家沈从文曾在此居住,在四条胡同中知名度最高。
西安门内达子营。紧左为西皇城根,胡同北通西红门,南通兴平巷,图中红色的“城”字为原图标记“旧皇城”之“城”。
1933年后作家沈从文曾居住于此。
1951年改名互助巷,1965年将南部的兴平巷并入仍称互助巷。
所谓“鞑子营”是蒙古兵驻地吗?对和平巷有人便持此种说法,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留意各种资料,尚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我以为,所谓“营”可以是兵营,也可能是某一族群或某一地域的移民、甚至某一职业的人员形成的聚落,后者在北京的地名中多有体现,如下面看到的“回子营”,煤市街西面的“汾洲营”,天桥的“储(厨)子营”等等。既然没有发现蒙古兵的踪迹,那么两百年前,和平巷是否曾经聚集了一些非军事人员,比如从事商贸活动的蒙古人呢?这将吸引我们继续不断探索。
邵越崇编著《袖珍北京分区详图》之《外四区图》局部。该图出版时间为民国31年(1942年),属于测绘地图,区别于一般示意地图。
宣武门外达子营。东通贾家胡同,西通延旺庙街。延旺庙街为今迎新街在保安寺街以南、方盛园胡同以北的部分。
注意此时胡同自东口向西,北折处向南的分支还没有形成。
1951年12月20日改名和平巷。
和平巷究竟始于何年改叫现名?诸书或语焉不详,如曰“解放后”,或莫衷一是,有“1949年”、“1965年”等几种说法,请教本巷居民故老,有回答说大约在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前后,理由是在此之前人们仍称“达子营”,少闻“和平巷”,另外在这一时期全胡同统一更换了门牌。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我查阅了众多书籍,但一直未能揭开谜底。然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次偶然的机会,最终在北京市政府的官方网站http://www.beijing.gov.cn/上搜到了大型志书《北京志》,其中的《公安志》上赫然写着:
1951年12月20日,市公安局接市政府通知,更改了“达子营”等四处含有歧视蒙民的地名。【注11】
在同一套志书的《民族志》上的记载可以与之相互补充: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指示: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市政府根据这一指示,将帅府胡同和北池子北口两处“回子营”改为“和平巷”、“回回营”,将东直门内、西安门内、宣武门外三处“达子营”,分别改为“合作巷”、“互助巷”、“和平巷”,将阜成门内的“达子庙”改为“友爱巷”。 【注12】
从这一天开始,人们叫了一百余年的“达(鞑)子营”彻底成为了历史,“和平巷”作为一顶崭新的帽子被郑重地戴在了这条宣南小巷的头上,小巷开始步入一条新的发展轨道。同民国政府保护传统、注重传承的改名相比,新政权的改名体现了“革命”的雷霆作风,正所谓“不破不立”、“斩草除根”,不留一丝痕迹。新的名字也体现了新政权祈望民族团结的良苦用心。这次改名虽然使“达智营”暂时成了漏网之鱼,但到了1965年,在一次更大规模的街巷改名运动中,仍被改为了“达智胡同”。
《公安志》在记录更改两处“回子营”地名时,特别注明了“并更改了这两处街巷的门牌”,【注13】而三条“达子营”改名后可能没有及时相应地更改门牌,这为后来人们对改名时间发生错觉埋下了伏笔。
《公安志》上还有一条历史记录:
(1958年)10月28日,市公安局户籍处提出了《关于新辟街道、新改地名街巷编订门牌的初步意见》,自当月开始,对上述街道门牌逐步进行了整顿。【注14】
这正好吻合了和平巷更换新门牌的时间。在人们记忆中,在此之前门牌仍是书有“达子营”的小蓝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门牌应是民国遗物,如能留到现在应该算文物了。至于人们言谈之中,一时仍使用旧的名称当不足为奇,毕竟叫了一百多年,历史的惯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戛然而止的。
【注1】《京师坊巷志》,卷八,第二十二叶。为阅读方便引文全部改用简体字,以下同。
【注2】逹,“达”字的繁体。
【注3】伯林寺当系柏林寺(柏,此处应按古音读作bo,二声),“伯”,排印错误。
【注4】贤家胡同当系贾家胡同,“贤”,排印错误。
【注5】全文引自《北平地名典》,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出版,编辑者:屯留李炳卫、北平童卓然,校定者:北平民社。一六六页。
【注6】该图原选自《旧都文物略》,北平市政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
【注7】陈宗藩《燕都从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内二区各街市》p266。
【注8】《燕都从考》《内三区各街市》p297。
【注9】四圣庙,即今四胜胡同。
【注10】《京师坊巷志》,卷七,第十九叶“穷汉市”条下,位于外城中城。
【注11】【注13】【注14】《北京志·政法卷·公安志》第七篇“户政出入境管理”第六节“街巷楼、门牌管理”,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出版社2003年9月1版,p378
【注12】《北京志·民族·宗教卷·民族志》下篇“民族事务”,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出版社2006版,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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