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茂仁政两公长次序分与万安村入谱的探讨
广西 贺州 董全吉
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十八日立 灵川匠人刘士潘刻的《当神炤冏刻碑》：“立写休息合同人：长房：董元玉、洪挺、溢挺；二房：董安庠、安华、安材、安质；晚房：董安仲等”，所引发的探讨：第一：董维公生子二：仁茂、仁政，谁是长子？；第二：万安村族谱从那一代入谱？
一、仁茂、仁政两公哪一个是董维公的长子？
依据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当神炤冏刻碑》：长房是桥背村。因此，仁茂是长子，才符合碑刻的次序。
那为何桥背村、珠玑村（龙眼村）的族谱以“仁政”为长子呢？该两地族谱最大的不足是仅仅有《一脉宗谱小引》，没有历次修谱的谱序；马山村历次修谱的谱序比较完善：如保留崇祯元年郡廪生士科（董禹，号士科，郡廪生）谱序、康熙六十年辛丑岁邑庠超然（董其俊字超然。郡廪生）撰续谱序、嘉庆十二年丁卯岁长清撰谱序等。但是，该谱却是以长子“仁茂”作为记载。
因此，既有碑刻佐证，又有族谱相互佐证。当然，以仁茂公作为董维公的长子，是符合的。
从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当神炤冏刻碑》：钟山伦序13世董元玉、14世董洪挺、溢挺，为长房桥背村代表；二房为钟山伦序13世董安庠、安华、安材、安质，为万安村代表；晚房为钟山伦序13世董安仲，属于龙眼村代表。
那为何桥背、龙眼村以“仁政”为董维公长子呢？
这就涉及到董统公、董维公两兄弟，长兄是董统。但依据族谱：1俊庸---2董统（生子一：仁义）、董维（略）---3仁义---4杰玺（自立杰玺村即珠玑村今龙眼村，立杰玺户，因世乱被捉充饷，亡绝）。
仁政公此时继徙居石围塘后，因杰玺坊立户无后，则为董统公继子，则迁徙“杰玺坊”。故有马山谱“董统生仁政”记载。毕竟立户涉及到明朝按户抽丁，当时只有“文坤公户”和“杰玺户”两个户籍，既然，“杰玺户”已被抽丁过，仁政公先迁居石围塘，后入户“杰玺户”也是防止抽丁之故，既然是入户“杰玺户”，当然也就是董统公的继子。这本是正常的现象，如此宗谱应列“仁政”在“仁茂”公先，其后，乾隆十五年后的宗谱，误认为“仁政”为董维公长子。
其次，仁政入户“杰玺户籍”，故其子与“仁义”之子“杰玺”同字辈，名“杰珍”。
在乾隆十五年之后误载“仁政”为长子，然《当神炤冏刻碑》明列“仁茂”公裔孙为长房。
二、万安村从哪一代开始入谱
因桥背村与万安村（原名：桥背寨仔）分田到户的用水争执，以及对万安村入谱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不同看法：
一是万安村一直没有入谱；二是应该在华禄公后入谱，现在超前在第三代入谱不符。
（一）、对于第一种看法，与正常的先祖做法不符。从元末元顺帝廿五年（1357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历经375年；即使按照董维公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丙子科举人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也历经294年。如没有列谱，十四代先祖也不会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列万安村为二房，更加不会分得田地，因此，万安村没有入谱之说不成立。应该是钟山伦序第十四代清朝乾隆十五年以后，从第十五代开始，万安村的字辈与桥背村不统一，也才开始不再列入族谱。
其次，从村名称呼，为何不称呼其他“某某寨仔”，桥背村与其他村在解放前都如此称呼 “桥背寨仔”，也就承认是桥背村分出的。
再者，万安村的字辈从钟山伦序第七代与桥背、龙眼村基本一致，从14代以后分田地以后，字辈才没有统一（龙眼村的字辈读音一致，书写属于后人续谱记载不一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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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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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7 |
8 |
9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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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13 |
14 |
15 |
16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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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背 |
仁 |
董 |
鼎 |
元 |
文 |
廷 |
宗 |
思 |
董 |
宗 |
安 |
挺 |
嗣 |
书 |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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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 |
仁 |
杰 |
鼎 |
元 |
文 |
廷 |
宗 |
思 |
董 |
宗 |
安 |
挺 |
董 |
舒 |
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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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 |
仁 |
董 |
纯 |
裕 |
文 |
一 |
宗 |
思 |
世 |
宗 |
安 |
永 |
仲 |
试 |
宗 |
（单名用“董”表示）
（二）、对于第二种看法，猜想从华禄公后列入才准确，认为“毕竟华禄公的偏房为李氏太婆，应该喊华禄公为姑爷”。
然而，这样的猜想，也与实际不符，且与《当神炤冏刻碑》明列万安村为二房不符。
1、在华禄公之后不可能分为三房
世系为：1俊庸---2董维---3仁茂公---4董显—5鼎崇高（生元瑞、元瑀）、鼎嵩（迁徙护塘坊，略）----6元瑞（生子一：文杨，文杨生廷球，无后）、元瑀----7文质、文宝；3仁政---4杰珍---5鼎禄---6元明、元琮；
因仁茂、仁政后裔在钟山伦序第五代以后就起码在3人以上，即鼎崇高、鼎嵩、纯胜；此时，插入第五代，就不符合三房了，而是四房或更多。因此，插入华禄公之后的世系，是与《当神炤冏刻碑》记载不一致的。
2、从时间分析，仁科公应该为董维公的管家变成养子
马山村嘉庆十二年宗谱记载：“董维公，明景泰七年（1451）丙子科举人，载于《富川县志》”。
依据董全吉2012年2月8日《董槐在广西的裔孙的出生日期推测》、2014年10月9日《槐公广西后裔的生辰推断（调整）》作出的出生时间推测：董槐（1186年）、世祥（1246年）、士选（1275年）、芝蓝（1304）、文坤（1330年）、董斌（1347）、董馀（1365）、俊庸（1382）、董维（1400）、仁茂（1416）、董显（1432）、鼎崇（1448）、元瑀（碑刻生于1465）。【推定理由以：董槐仅一年即淳祐六年（1246年）在广西并去朝廷不再复返；俊庸的六世裔孙董元瑀墓碑确定的元瑀公生于明成化乙酉年公元1465年，殁于嘉靖十二年癸巳年公元1533年二月二十九巳时；文坤公洪武三年1370年上举里长；董馀公永乐六年（1408）任职案牍；俊庸公永乐年间，承居厚主坊。董维公明景泰七年（1451）丙子科举人；董显公“成化四年（戊子、公元1468年）宝兴有司乃禄公，书宫禄公旧爷同赆禄公入试。大廷选为南京国子监官育成均纪后铨礼部春官”等记载。理由不再此详议。】
依据怀集族谱记载：法志公生子四：亚二、亚三、宗聚、佛祖；宗聚生子三：亚猛、玄亮、玄庆。法志公洪武三年1370年结婚，永乐二年1404年迁徙怀集；玄亮墓碑刻去于“天顺甲申八年”即1464年。2023年董全吉推定：董武字法志（生于1349）；董宗聚（生于1375）；董玄亮（生于1395），依据玄亮墓碑刻“去于1464年，则享阳寿70岁。
法志公洪武三年1370年结婚，永乐二年1404年，相距34年，结婚时间起码在16—22岁之间，故到怀集50---56岁。即在1348---1364年出生，以董武字法志，对比董斌1347年出生，则以1349年出生比较符合，则21岁结婚，迁徙怀集则为55岁。
依据钟山族谱记载文坤公洪武三年1370年上举里长，则为董武字法志贺县结婚时间；俊庸公与玄亮公为同曾祖父的族兄弟。若钟山俊庸公70岁或更早去世，则必定在景泰二年（1451）前去世，也就是董维公科举为举人时候，俊庸公早已去世，董维公的儿子都为考取科举，仁茂公科举族谱载“黉(hóng)门秀士”
黉门古代称学校，秀士德才优异的人，应为乡试“秀才”。因诺大的田地管理与地租、家庭长工的管理基本落在“管家”身上，流传的“养马”其实应该是“管家”。
怀集玄亮公去世时间，其与董俊庸为同一曾祖父。距离贡生董显字华禄的科举时间成化四年1468年，仅仅相距4年。若俊庸公也70岁才去世，距离董华禄贡生仅相距17年。证明钟山第四代华禄公贡生期间，董维公活着即将去世。那么，万安村的仁科作为董维公户的管家，董维公为其娶妻安家，也就属于养子，名字“仁科”应该是董维公给与起名。从钟山伦序第三代列入族谱是符合实际的。
仁科公其侄女嫁给华禄公为偏房，李氏太婆带着李氏亲属到护塘村管理家务。只有仁科公因为作为管家，也成为养子，也就不可能跟随华禄公的李氏太婆到护塘村。且在董维公之时，应该入户籍在“文坤户”（到万历年间桥背才另立户）。
那么，是否是仁茂公的“养子”列入第四代也符合分成三房呢？若是仁茂公的“养子”，华禄公肯定会让“仁科”继续作为管家，同到护塘。不会由李氏太婆安排李氏亲戚作为护塘村的“管家”。因此，相对成为董维公的养子比较合理，毕竟董维公年纪大，很多事情需要“管家”料理。而仁茂公正值壮年，一般少把管家当 “养子”的情形。作为董维公的养子，依据年龄排行第二。故乾隆十五年（1750年）《当神炤冏刻碑》，始列“万安村”为二房，并分得田地。毕竟，年纪大，即使仁茂公壮年，也要服从老人的交代。只因后人因田地纷争不清，经过294年左右，在亲戚朋友的见证下，在回水庙立碑，相当于在神庙面前发誓，不得再更改土地。长房（桥背、护塘、马山）、二房万安、晚房珠玑村，三房分土地山场（包括石围塘轮流管堰）的比例都是3:1:1，如“二房占得北边塘窖山地、石墙口地、 山岛、老寨肚地等里地。念伦墇、面前墇、老虎墇、茅栗墇地、念伦凹、牛义凹地、老虎凹底地、文杨山、猪仔二山，鸡母墇、老虎凹、槛山塘面地一所，牛义凹底地、龙肚垻、松柏垻等处土名，系二房管业，纳地税艮三分七里。石围塘管堰一年，纳潘成彩旺二户占艮二钱八分” 。
因此，仁科公作为董维公的下一代是符合的。若在华禄公以后，则不符合三房了。也许，正因乾隆十五年（1750年）《当神炤冏刻碑》明晰万安村田地山场，嫡子与继子的纷争，才舍去族谱记载。
1995年万安村与非俊庸公支系在钟山宗祠合修“钟山第二部俊庸公支系”《董氏宗谱》；2014年万安村修谱，明确“俊庸公支系二房万安村《董氏宗谱》”。
202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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