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 钟山 董全吉
摘要：从研究钟山董氏宗谱的董俊庸、董廷海、董镇安几位先祖开始。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扩大对其他姓氏与范围的研究，我认为，有的宗谱存在一些错误，是什么原因呢？我在探索着。觉得有必要理顺好有关广西的移民、战争与宗谱修谱的动机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广西古代的土司制度，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为了改变自己和后裔的命运，纷纷进行家谱的伪造，成为篡改宗谱的直接动力与原因。
一、明朝时期平乐府的移民
据《元史。王行志》载：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45.8万户。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至正八年正月河决济宁路。23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没城墙、漂屋庐、溺众生。26年2月黄河北徙，上至东明、曹州、濮阳，下及济宁皆受其害。济宁路肥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70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山西晋南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是因为那里有“王保保”镇守，他骄勇善战，足智多谋，再加上那里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正好那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那里富庶，并且不打仗，便纷纷往哪里逃。如此一来，与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相比，山西倒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450人。明朝移民，势在必行。从各种历史资料上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据《中国通史·明·休养生息，开垦荒田》记载：朱元璋下令迁苏、松、嘉、湖、杭无田农民四千余户去临濠（安徽怀远、定远、凤阳、嘉山境内），徙江南民四十万于凤阳，迁山西泽（山西晋城）、潞（山西长治）二州无田农民于河北、山东、河南一带。二十二年(1389)迁徙浙江、江南民人于凤阳等地，人数达14万(《明会要·民政·移徙》)。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洪武9年11月，徙山西真定民无田者于凤阳屯田；洪武13年5月，山西民为军者24000余户，悉还为民；洪武21年8月，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洪武22年11月，命后军都督府俭事李恪等谕其民徙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几十万人迁到那里；二是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如移徙山西泽、潞等州无产业的人民到河北、河南；朱元璋把浙江和应天府属州县的富民1400多户迁到南京，称为“富户”，迁徙南直隶、浙江民20000户到南京，充当仓脚夫的差役。明成祖都燕京，又把南直隶、浙江富民3000户迁移到宛平、大兴二县充当厢长(《明史·食货志》)。五是将塞外民人内迁到河北，有的被点为军卒，吃军粮，有的为民，被组织起来搞屯田。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巩固边陲，将二十万大军和一百多万移民发配贵州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这些移民也被称为屯堡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南和中原一带，根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年间进入贵州的移民在160万人以上，永乐年间在35万人以上。另据《安平县（今平坝县）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设“平坝卫”，因“地广人稀”，由湖广的长沙等地，实行“三丁抽一”的办法，发配到平坝卫。明朝大移民历时50年时间，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
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隶的民人，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朝着以郧阳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陕西南部三省交界处集中。《饥民图说·人食草木》人民往鄂陕豫交界处移动的规模很大，人数众多。宣德三年(1428)，十几万山西饥民流亡到河南南阳；成化初年，荆襄流民反对政府的驱逐举行起义，指挥明军的左都御史项忠说他先后招抚流民140多万(《明史·项忠传》)；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广镇守太监韦贵报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的“饥民南流，日有万口”(《明臣奏议》卷五，王恕《论山陕救荒疏》)。因此可以估计荆襄移民会有二三百万人；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书马文升讲，从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及陕西一些府县到汉中府的流民，已经定居的不下10万人(《明臣奏议》卷十，马文升《巡抚事宜疏》)；正统二年(1437)饥民大量涌向荆襄，明朝政府阻拦不住，遂发布《挨勘流民令》，由地方里长临时管理(《续文献通考·户口》)。
军事留戍 、仕宦任职、谪迁流放、少数民族内附、商人流寓是移民的主要形式。明初定制：“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元末，政府为应付遍地开花的农民起义，大量招募“义兵”、“民兵”，成立千户所、万户府。这些“义兵”、“民兵”虽然带有很大强制性，但以招募为主要特点，不世袭，且主要控制在负责招募的将领或富民手中，带有浓厚的私兵部曲色彩。朱元璋设立的民兵万户府正是受此影响的产物。与元朝的民兵不同，朱元璋心目中的民兵不是招募，而是直接从百姓中“精加简拔，编集为伍”并允诺“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令还为民”。
洪武四年（1371），为了扫除纳哈出等在辽东的势力，朱元璋命马云、叶旺率兵由山东“登莱海道”北上，直抵旅顺登岸，并迅速攻占了辽东首府辽阳。后来，随着占领区域的不断扩大，为安定边疆，明廷频频调兵入辽，至宣德年间，在辽东都司内共设置了二十五个卫、一百二十八个千户所。明代实行军籍制，卫所军士及其子孙均入军户，世袭为兵，不得更动；而且“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军士若去屯戍则妻子必须同行。“如原籍未有妻室，则听就彼完娶”。 明代实行科举异地任官制度。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后虽不限南北，但“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 谪迁仅限于仕宦，而流放则包括各个阶层。明代的谪迁流放分终身和永远两种。终身者，充军之人单独至戍所，身死而止；永远者，罚及子孙，举家迁徙，世代不得返回故里。明初定制，南人犯罪发遣北方，北人犯罪发遣南方。明朝继续将东北地区作为贬谪官吏和罪犯充军的重要地区。被谪之人，首先是军士。“不务正业”的“游民”， 官府可以随时将其逮捕，流戍辽东。其三是顽民蛮寇。关内汉民和南方、西南少数民族，因不满明朝的统治而起义，乱平后，俘虏被成群发配到辽东监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八年五月，“湖广大庸蛮寇作乱，安福千户所以兵讨之，生擒一百三人至京，悉宥死，发戍辽东。”
明时的广西，继元代之后，仍为官府安置贬滴官吏和罪犯充军的地区之一。如宣德九年，皇帝诏令法司:凡武职官犯赃罪及徒流罪，“俱遣从都督山云于广西立功”。广东更明确规定:广东官吏军民，“罪当立功僚哨者，例发广西沿边”。整个明代，从省外滴发充军至广西者不少。有的是官吏坐罪被贬滴，如洪武时开平王常遇春之子常茂，被诬而安置龙州，“其裔迁居恭城北乡”。 民间百姓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自发流移，弘治间，户部郎周琦说广西古田县有“憧”有“民”，还有“江广流食之人”。即从江西、湖广进人的流亡者。这类人如得当地官府接纳承认而编人户籍，即称为“新民”； 被称为“亡命之朋”、“鄙恶商艺”、“逃脱厮仆”之类游民。如嘉靖间，府江地区“暴客姨伏，土著者少，而外来者多”;万历间，贺县里松八炯，“延裹百里，界连三省，奸通徙逃于中”； 外地进人广西经商者不少，来自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地均有，而以广东为多，突出者如梧州，“客民闽、楚、江、浙俱有，惟广东接壤尤众，落籍于县属者，以闽、粤、湘为多；另外广西还有宗室移民，为西南地区所仅见。明初分封藩王，朱元璋封24个儿子于全国各地，同时将其侄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封于广西桂林为靖江王，王府有自己的官属卫队，至万历时仍“爵视郡王，其尊贵乃在诸亲藩之上，宗室二千人，岁食藩司禄米五万两”。靖江王子孙世袭，宗族繁衍，相沿14代270余年，与明王朝相始终，亦成为了落籍广西的一支外地移民队伍。
明中后期，随着卫所制度的废弛和政局的动荡不安，广西的军事留戍、滴迁流放类移民减少，民间移民增多，所涉地区范围扩大，一些中小城镇也出现了不少外地移民。如明末平乐县，“城中聚处，五方流寓，东粤、三楚人为多”；至万历时，全省不少地方如桂平、梧州、得州、南宁等地，亦“皆民夷杂居，如错棋然，民村则民居民种，憧村则憧居憧种”;有的地方还出现壮、汉民族间的通婚现象，“军官土官，姻联瓜葛”，“土官军官，联姻一体”；。
明代外地移民人桂，总体上以军事留戍为主，而较集中于洪武至嘉靖时的前中期;移民来源广泛，除今西藏、新疆和台湾以外，全国各地都有不同身份之人迁居广西，其中尤以湖广、广东及包括今江苏、安徽等地在内的南直隶人最多。其分布区域，则根据卫所的设置，大致集中于中东部，而重点分布在省治和各府州县治、交通枢纽如桂江、得江、郁江、黔江沿岸的桂林、柳州、南宁、梧州、桂平等地;大体上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和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地区以湖广、江西、山东、南直隶等地移民为主，地处两粤之交的桂东南梧州地区则以广东移民为主。史载南宁地区“明代徙民尤多”，至明中期已是“男耕士读，人物酷类乎中州，人品同青充，言语类荆襄。桂林府附郭县临桂，“衣冠与中州同，蔚然为省会一望邑”。梧州自成化以后成为两广总督军门驻扎地，外地士卒云集，特别是广东卫所官军万余名常年更番戍守，加上商业往来，聚集了大批来自广东的移民，广东方言直接成为了当地语言中的一部分，
明代广西共设有10卫、22千户所，其卫所设立的过程，也就是外地军事移民进人广西的过程。洪武元年，杨璨、朱亮祖等分头率兵从湖广、广东进攻广西，不久广西平定，陆续于其地设置卫所，所率军队即大部成为当地卫所驻军。此后，仍不断从内陆调军人桂。洪武二十八年，龙州、奉议、南丹、向武等地“叛蛮梗化”，朝命都督杨文为总兵官，都指挥韩观为左将军，都督金事宋晨为右将军，分别率湖广、江西所属卫所马步军6万余人及京卫马步军3万余人至广西，配合广西都司卫所军队征讨。事平之后，置南丹、奉议、庆远3卫及向武、河池、怀集、武仙、贺县等处守御千户所，“设官军镇守”。这批从省外人桂的军队，除韩观所部因当时“岭南盛署，官军多病瘴”而奉命班师外，其余相当部分成为了留驻新设卫所的镇守官兵，或被充实到原已设立各卫所之中。而新设南丹、奉议诸卫所，从南至北，横跨广西中部并涉及极东端，分布区域广阔，所需官军缺员甚多，因而又陆续从内陆调人补充。洪武二十八年，明廷即诏置南丹、奉议、庆远三卫指挥使司，命兵部取罢免武官及辽东“捕野人”有功者，“俱送总兵官左都督杨文，候征进日毕，选择三卫指挥以下官，每卫指挥五人，所千户三人，百户依缺选补”。
永乐、宣德间，明王朝与安南之间战事频仍，广西地处前沿，卫所官军或征战，或转输，损失巨大。为安定边疆和镇压起义，明朝不得不连连调动外省官军进人广西。仅永乐年间，外省官军前后人桂即达10万左右。这些军队进人广西，有的在战事毕后即撤回原驻卫所，有的则长期留戍当地，成为广西卫所军士的重要补充来源。嘉靖时两广总督王守仁疏言:广西南丹卫官军人数不足5百，但连同“其家众，则亦不下二千”。。明初广西都司所属卫所兵员12万多，后缺额严重，各时期不一，最少时仅一、二万名;如按正常时境内10卫22所，每卫56(X)人、每所5600人足额计，通过卫所设置而进人广西的军士为8万余人，加上家属则达30余万多，构成了外地移民中的庞大队伍。
二、广西明朝的农民起义与明军的战争
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开元十二年，覃行璋在武陵地区领导溪州苗族的武装斗争。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宋朝皇祐四年，'庚午，以狄青为宣徽南院、宣检荆湖路、提举广西经制贼盗事’。'诏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各五千，赴广南行营。’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当年狄青南征侬智高，从北方带去的兵是西部蕃落骑兵。
我现在着重评论明朝。明初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 统计明朝初期的农民起义有：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首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发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①。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发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
据明史记载：明代广西府江瑶民起义是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直到明末万历十三年最后失败，经研究岭南府江瑶民起事的专家学者研究查实：官府与瑶民的府江之战，历时三百余年之久。其间起义时起时伏，从不间断。它是明代广西规模较大，斗争时间较长，影响较深的瑶民起义。粗略统计百年左右，平乐地界近三十次。泛桂江流域平乐府辖区州县近三十次。摘录史籍原文：
旧志载：洪武元年，朱亮祖、廖永忠由梧州分兵克平乐。与元将颜贴木儿展开了岭南桂东北著名的“府江”之战。天顺七年，大藤峡盗起犯境。府江瑶应之。成化元年，大藤峡酋侯大狗作乱，平乐与修仁、荔浦、立山诸瑶响应。两广都御史韩公雍，以永顺保靖及左江士兵十六万五路并进，先破修仁，追至立山，生擒一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千三百余级，遂克大藤，而平乐始宁。成化十一年（1475年），王友德奉明皇之命，率九子统领兵丁1500余人前往平乐府进剿起义民众，经过大小百余仗，起义民众失败。在大小战斗中，王友德儿子王公当在桂江畔的牛仔塘附近阵亡，其部属王扶洪在今桥亭显堆附近被义军射杀。桂江瑶民失败后，其残部仍时聚时分，攻劫官船、城堡。为使平乐地方安定下来，明皇下旨王友德率兵镇守抚江流域，并在各隘品险要地屯兵把守。弘治五年，永安成万等合修荔瑶贼，流劫邑境。府江道阻，都御史闵圭与伏羌伯毛锐亲帅师讨之。破贼巢寨一百八十所，斩首六千级，夺回被掳男妇四千四百有奇。而平乐之民始渐得安枕，捷闻以圭为南京刑部尚书。宏治七年八月间，贼周公有倡乐山里，葛家糯岗石狗宄岗诸寇，剽掠乡村。八年冬，郡守余玉，请兵讨平之。弘治十二年，桥料贼韦文海，掠恭城。杀官劫库，邑境骚然。是年七月，分守道武清朴，剿桥料，斩首百三十余级，俘妇女二十口，余招抚之。正德二年，府江两岸大小桐江、洛口、仙回、朦胧三垌等瑶贼，联络窃据时，挟短刀长弩，出府江劫船杀人，为平乐患。都御史陈金会同武定侯郭勋，调两广土汉官兵六万余，分道并进，斩俘七千五百余，府江悉平。正德戊寅，荔浦瑶作乱，侵犯邑境，后平之。嘉靖八年，府江樊家屯诸贼相继起，势甚猖獗。两广都御史林富，令副总兵李琮雕剿，俘斩千余级，府江以宁。嘉靖二十三，马江里北陀垌，贼黄公富聚众抄掠乡村，猖獗特甚，至二十六年十月，两广都御史张岳，调兵委佥事俞则全，都指挥张国威征之。贼知道遁入乐山里，石田大山中兵退，仍还本岗，稔恶不悛，至二十八年复寇龙门（驿），镇守千户黄寅率兵士拒之，从寡不敌，遂遇害。军士死者四百余人，复肆抄掠无宁日。因檄平乐知县詹世龙招抚之。（詹世龙，按《雷州府志》，世龙，居雷州府博仁村，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举人，任广西平乐知县、调静江府（桂林）道训。）嘉靖三十年，府江瑶贼小明王冲夭将作乱，大肆猖獗，平邑与永恭修荔在骚动。佥事茅刊乃授计于土族，岑武千户陈袭等雕剿者百余巢，邑境始宁。隆庆六年，府江瑶复作乱，以三岗、仙回、高天、水浐诸巢为声势，煽祸流毒。平邑之民，日遭劫掠，于是两广都御史郭应聘征汉土官兵六万讨之。擒斩五千一百有奇，俘获称是而邑境稍宁。万历元年，府江瑶复据林箐劫掠，为行旅虞，郭公应聘以参将王世科、钱凤翔、都司董龙、王永恩，统兵四道并进，而以总兵李锡为大帅，首破三垌，古西，岩口，东岸黄垌，西岸太平，古冒等巢，次克平满、青龙、南源等寨，无大小险夷，相继俱下。俘斩无数，府江悉平。万历六年大征府江。资料缺。万历十二年，中岗把总齐凯叛，阴嗾定昭营兵张凤等三百除（余）人，鼓噪伪立大总，千总，头目等名色，于五月十七日，漏下二鼓，从东山寺而上，劫掠民舍，杀死城外居民男妇十三名，并执致仕知州王佩瑶，先是凯素忌土舍岑仁名出已右。而诸卒平日皆无赖负债。初意止欲执仁，并以诈胁诸债主，不意事起仓卒，血刃已真，凯遂招众入中垌，借口饷迟，欲嫁祸于郡守。越数日，巡抚吴善促总兵良朋提兵压境，又调参将白玉率永宁兵，由阳朔入，凯窘甚，遂自杀。余悉就戳事闻兵巡守备而下，各降谪有差知府周祈被逮。明年改设参将镇守，又明年悍目韦庆仍钟故智，欲挟新兵思叛，知县黎来王廉得其状，密计擒械军门正法，而乱萌始息。万历甲申，府江西岸大桐瑶贼周惺，纠众劫掠，行舟杀百户刘卿。巡抚吴善，巡抚黄钟，谋于总督吴文华，调汉土官兵二万六千，以都督呼良朋统之。命参政叶朝阳，监督授计于参将白玉，游击童元镇都指挥孙世宝，守备陈邦佐等，四面夹攻，凡十余战，击破巢垌四十余，斩首一千二百四十级，生擒贼首周惺等一百八名，俘获贼党以千计，抚而即业，五百余家，籍复田土以万计。明年乙酉，府江平副使韩绍至乃募商伐木，芟辟榛莽，自南关渡江而西经龙头矶。至苍梧界三百里。悉命千户刘栻等凿石除道，其各冲会哨径路，亦一概划辟内锣鼓、松林二峡，犹称险绝复授计等。夷为康庄。自是亭馆舆梁津渡，咸备往来者如织。数千年来，蛇豸盘踞之薮，荡然为冠盖络绎之区矣。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副使林廷升出巡，适把总曾唯与北陀抚壮黄朝田有隙，以蜚语遂下朝田于狱。其部落数千人，率中怀不安，遂鼓噪围城，越月而桐亮瑶盘花婆乘机寇龙塘营，掳提调指挥朱元庆家口，又越月而横溪、石狗等瑶唐则婆乘机寇平西下陂杀生员莫汝贤等十余人，掳掠人畜无数，指挥张懋功死之亡何，荔浦壮韦扶仲复纠大小两江贼，攻陷下垌土司城，于是平邑之岩头瑶，恭城之站面瑶，各乘衅倡乱，声言流劫郡邑，人心惶然，推官江中楠，时署府事独拥孤城，竭力防御，至七月巡抚戴耀移镇平乐，调汉土官兵六万人，以都督佥事童元镇为总统，副总兵孟宗文、侯国弼、李应阳、参将杨元，都司甘霖，游击郭酉科，统兵六万，分道并进，复檄参政陆长庚，参议朱东光，监军督饷，首克北陀、九冲府江一带，次破站面瑶，初岩头诸瑶贼，恃站而为天险，据之以抗我师，耀授计诸将，以制火器攻之，一发举无噍类，又乘胜进攻荔浦贼，贼首韦扶仲就擒，是役也，斩首二千余级，诸贼悉平。乃议北陀设抚夷同知，又募东兵千余，分戍本城及田冲修荔要地，疏上从之。崇祯十三年五月，流寇至全州，平邑文武各官，纠令内外百姓军丁，澈夜守城三阅月，寇退乃止。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永安州贡生石天与，包藏祸心，煽惑永、平、恭、富、贺、修、荔、昭及阳朔瑶众，假兵备副使令牌，诡言流贼大举犯粤，承令纠众，来平守城，意实乘机，窃据平乐。百姓闻而掠窜。知县陈际泰侦知其动静，献策于监司，郡守密遣把总赵启文，县隶曹刊佯顺于贼，初八日乘天与誓师遂与瑶众及乡勇擒之，解平正法，其党与数十人，俱次第擒获斩之。巡抚林贽闻于朝，以功推际泰为南昌府同知。
广西的桂江在明代称为府江。据说府江又称为抚江，府江沿岸是苗、瑶、壮等各族人民杂居之地。其地域范围很广，包括如今的平乐、昭平、贺县、富钟、恭城、蒙山、荔浦、阳朔等地。府江，江滩甚险，峰峦幽翳，是明代广西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又一个重要战场。
下面对府江农民起义的斗争过程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洪武九年三月，贺州(今贺州)屯军陈华四领导数千士兵起义。有史料记载这件事说：“广西贺州屯军陈华四等作乱。桂林卫指挥姜旺率兵击斩之，俘其众千余人。” (《洪武实录》卷105) 这次士兵起义虽然很快被军官所镇压，但是它却揭开了明代广西府江起义的序幕。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平乐府富川(今富川瑶族自治县)县灵亭山破纸山等峒瑶民二千余人起义。据《明实录》和谢启昆《广西通志》所载，这次瑶民起义已经开展夺田斗争。广西都指挥使司急调大批官军会同湖广永平、道州诸卫宫军前来搜捕，因寡不敌众，瑶民义军退入山谷，官军采取武装夺谷的手段，镇压了这次起义。
次年十一月，富川瑶民又在盘大孝等人领导下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县城，杀死以知县徐原善为首的一帮县官，控制了广西富川及湖广永平，江华等三个县的地区。明朝廷急令都指挥韩观督兵征剿，瑶民义军奋勇还击，后因敌众我寡而失败。韩观屠杀了盘大孝等二百余人，富川瑶民起义军受到了重大损失。
正统九年三月，荔浦一带爆发了以韦贵等人为领导的起义。攻打县治，抢夺官府军器等物。 (《正统买录》卷114) 当年元月在荔浦县又有莫公乔等人的起义。广西总兵官柳溥一方面多次“遣人抚谕”，另方面又急派官军二干人前来围剿，韦贵、莫公乔等人率领义军奋勇抗敌，最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正统实录>>卷117--119)
天顺末成化初，正当大藤峡起义掀起斗争高潮之时，府江各地义军也乘机活跃起来。天顺三年三月，贺县义军曾与连山义军联合作战，打到湖南江华等地。（《天顺实承》卷301)荔浦、富川等地起义军也纷纷而起，其势力远远超过了当地官兵。面对这情况，广西都指挥佥事邢斌曾哀叹地说：“今桂林平乐等府荔浦富川等县，贼巢遍地、民(地主)不聊生。虽有哨兵分捕，但官兵少，猝难应御。》”(《成化实录》卷—)
成化元年，正当广西各地宫军都集中到梧州镇压大藤峡起义时，府江、右江一带官兵极少，“空虚无补”，府江起义军乘机兴起，“纵横四出。桂林、平乐等府境内乡村堡寨，屡被劫掠”。起义军又攻陷灵川县治，“杀死吏民（地主)，如入无人之境。”(《成化实录》卷二)面对此种情势，逼得官府不得不从梧州一带分兵东征，这样就减少了官军对大藤峡义军的镇压力量。后来，镇压大藤峡起义的刽子手韩雍，首先镇压修仁、荔浦起义军，使府江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到成化十二年五月，府江起义军又复起。他们“聚众千余、四散劫掠，官军不敢追捕”（《成化实录》)卷153《明实录》还有记载曰：“初，广西流贼攻破荔浦县龙村等寨，指挥徐清、刘源、吴谦等俱不能防御。（千户)杜璇领兵击贼，生擒四人，缚至广运堡。百户王彪识其为仙回峒壮人，纵之。其峒壮复纠各峒人数百，大肆劫掠，璇死焉。至是，巡按御史谢显核实以闻。兵部参奏，清等皆坐失机，而彪纵贼，其罪尤甚，宜俱下御史逮治。” (<<成化实录》卷178》
到成化十九年，府江起义军便发展到数千人，基本上控制了府江两岸。当时起义军到处“攻围城邑，杀掠人畜，所在嚣然。” (《成化实录》卷241) 弘治年间，府江各地起义军有了更大的发展。其势力巳大大超过当地官兵，使统治者感到束手无策，“难于应援。”如弘治八年四月，总镇两广都御史闵珪曾哀叹地说：“广西永安西乡、府江东西两岸等处山巢壮贼，久为边患，猖獗滋甚。欲调兵征剿，其该剿地方，周围数百里，道路错出，必布置周匝，庶克济事。现调军兵，仅足分布前项山巢，……若分兵进剿，恐势分力寡，难于应援。”(《弘治实录》卷99)
从成化至弘治这段时间，统治者对府江起义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围剿。一次在成化十九年，由广西总兵官陈政亲自出马，征调大批汉达宫军土兵，分十二路向府江地区发起进攻。面对强敌的围攻，起义军据险抗拒，奋勇还击，打死打伤无数敌兵。后因众寡悬殊，黄姜、桂山等十六个据点，先后被敌人攻破，二千一百余名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成化实录》卷241)；另一次在弘治八年，由广西付总兵都指挥同知欧磐等人带领汉达官兵六万人来征剿，起义军所控制的村寨岩峒一百八十六处，先后被敌兵攻破，六千余名起义军被屠杀。(《弘治实录》卷102)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府江两岸。当年十二月，府江起义军余部为死难的战士报仇而突然袭击昭平堡，杀死许多官军和官僚地主。“广西瑶贼寇平乐县昭平堡，杀男妇八十二人，虏掠二百五十人”(《弘治实录》卷107)。此后府江起义军又活动于府江的沿岸，经常抢夺官商船货，官军不敢追捕。正如《明实录》所言：“广西府江自平乐以下昭平以上，具有官军守堡。但府江每秋后，水落河窄，舟行近岸，多为瑶贼所劫，军堡隔远不能趋救。”(同上)
正德时期，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有三支较大的队伍：一支活动在修仁荔浦两县，开展夺田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正如史料记载日：“广西修仁荔浦二县田塘顷亩，节被壮贼占种，致粮多逋负，遗累官民(地主)” (《正德实录》卷29)；一支活动在大小桐江、洛口、仙回、朦胧等村寨。这支瑶民起义军经常“挟短兵长弩，出府江劫船”(《粤西丛载》卷26)；还有一支在贺县由覃公浪、吴父晟等人领导的起义军。这支队伍规模较大，活动的范围较广，坚持斗争时间也较长。《明实录》有载云：“初，贺县贼首覃公浪、吴父晟等纠合怀集县贼覃父敬、连山县贼李公旺等，杀劫乡村，遂引平乐县鱼狗等峒贼出府江东西两岸，钩劫官商船，为患凡三年。” 到正德六年九月，广西总兵安远侯柳文等人督兵征剿，攻破岩峒巢寨二百零七所，杀死义军四千四百七十余人。(《正德实录》卷79)
从嘉靖至隆庆年间，府江起义发展到了高潮。嘉靖初年，阳朔起义军在莫艮朋等人领导下再度兴起，他们攻县城，夺官帑，“杀知县张士毅，伤百户曹恩，焚劫岁无虚月”。(《嘉靖实录》卷401)后被提督两广侍郎应槚和总兵官顾寰等人所镇压，有四百多名义军壮烈牺牲。
在贺县由倪仲亮、邓良朝所领导趵起义军，是当时活动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据史料记载，这支队伍曾发展到几千人，并与广东连山地区起义军联合起来，活动于两广贺、连以及湖南衡、永、郴等地之间，历时达三十余年之久。嘉靖二十七年，提督两广侍郎张岳等人调广西土兵及两广汉达宫军民兵共七万人，分哨进剿，起义军奋勇还击，后因寡不故众而失败，有三千余名义军被捕牺牲。(《嘉靖实录》卷338)
到了隆庆年间，府江起义军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在荔浦有韦公海等人的起义。这支队伍约有五千余人。他们四出攻劫，屡攻县城，声势甚剧；在永安有李都堂等人的起义。这支队伍约有一千五百多人，他们经常“阻截道路，州治不通”。隆庆四年，高天黄公东等人又聚众万余，攻围永安(《粤西丛载》卷26)。又据《万历武功录》记载曰：“两岸及三峒，皆府江壮，……东岸属平乐，西岸三峒属荔浦，延袤有干余里，中间巢峒盘络，为瑶壮渊薮。于是，江上诸偷盗，皆倚借为党援，日与府江酋长杨公满、雷公奉、黄公东等，夺荔浦城郭、平乐乐山及峰门、南源诸所，执永安知州杨惟执，已杀指挥胡瀚，千户李可久、周濂，军余朱铨、邓属二、土舍岑文，太学黄文堂及兵民无算”(《万历武功录》，《广西府江右江诸壮列传》) 又据《粤西丛载》卷二八记载：隆庆初，荔浦永安之间，反者四起，……逾年，三峒贼攻荔浦县城，破古架村，兵民(地主)被戮者无算；西岸仙回诸贼围永安州，复要执知州，掠其印，要厚赎，始得出。当是时,道路梗塞，城门昼闭，永安荔浦，几至陆沉。”
以上这些记载说明，在隆庆万历年间府江起义军确是蓬勃发展，其中又以杨钱甫所领导的起义队伍，势力最强。他们以三峒、仙回、高天诸寨为中心，互相依倚，经常出击两广交界地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隆庆六年，广西巡抚郭应聘亲自出马督兵镇压，杨钱甫等人率领起义军与官兵鏖战达四个月之久，从当年十月到次年元月，这场战斗方告结束。杨钱甫等四千六百余名起义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万历实录》卷10) 这就是郭应聘向明朝廷报功奏文中说的所谓“府江之捷”。
经过这次大镇压和大屠杀，郭应聘等人以为从此府江人民再也不会起来造反了，府江可以“通途无梗”了。其实，到万历时期，府江一带同广西其他地方一样又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粤西亢旱，赤地千里”。万历十二年两广总督吴文华、广西巡抚吴善在奏文里曾说：“广西饥，……贼纠党为患。”(《万历实录》卷156) 由于人祸加天灾，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府江义军又复起。如万历元年，阳朔碎江廖金滥等人起义。起义军以峰门山湾等处为据点，联合洛容象州等地义军共同战斗。万历十二年，李婆兰等人又领导府江瑶民起义。起义军“聚众劫舟”，攻城杀吏。当时的斗争形势正如《明实录》所言：“府江者，粤中孔道。江之两岸，峰峦幽翳，瑶壮居之，勾连洛容象州诸贼巢，出没为乱。”(《万历实录》卷166)
万历十三年，两广总督吴文华和广西巡抚吴善亲自督兵围剿。起义军与官兵展开了生死决战，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九百多名义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还有㈠百多名义军被捕，最后也被杀害。这就是明统治者所称颂的在广西“复有府江之捷”。至此，从明初开始爆发的广西府江起义终于最后失败了。
可见，府江起义是明代广西规模较大，时间较长，斗争激烈的农民起义之一。参加起义的群众，少至数百，多至数干以至万余，其中有苗族、瑶族和壮族人民，可以说这是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活动的范围，除了在府江上下两岸活动外，还曾打到广东的连山、湖南的道州永平、江华等地；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夺田和夺盐；斗争的时间，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万历年间为止，历时二百余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
府江农民起义军在战斗中虽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是也杀死了无数官兵和官僚地主，沉重打击了广西府江地区以及广东、湖南某些地区的封建统治势力。
广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起义是大藤峡起义：大藤峡位于广西黔江中下游，长约50公里，山势险峻，江水湍急。明代大藤峡起义以瑶民为主，从洪武年间开始到天启年间为止，此起彼伏，前仆后继，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余次。
1386年（洪武十九年），罗渌山农民起义军杀广西布政司参议汤敬恭，控制大藤峡一带，垄断桂平至武宣的黔江水路数十年。
1442年，蓝受贰、侯大苟领导的起义将大藤峡瑶民的反抗斗争推向了高潮。1463年，侯大苟率义军700多人夜袭两广总督衙门驻地梧州，活捉按察司副使周王寿，打开官库，缴获大量武器、金银财宝及粮盐等，散发给贫苦百姓。1463年至1465年间，义军控制了梧、浔、柳3府10多个州县。义军还越省作战，打到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一些州县，震动了明统治者；1465年，明佥都御使韩雍纠合16万官军分5路围剿，杀义军3200多人，侯大苟等全部牺牲；韩雍砍断峡中大藤，改大藤峡为断藤峡。
约在1526年前后，大藤峡起义再次进入高潮，并与八寨、苍梧等地的农民起义军遥相呼应，再次控制了黔江上下数百里的广大地区；1527年，明朝廷派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使王守仁提督两广军务，王采用突袭的手法，先后镇压了大藤峡和八寨农民起义，捕杀义军3000余人。
1627年，胡扶纪以鹅山为据点领导农民起义，官兵8000多人前来围剿，胡扶纪被捕杀。
至此，前后历时250余年的大藤峡起义失败。大藤峡起义是广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起义，也是明朝中后期全国较大的农民起义之一。
三、土司制度与宗谱造假盛行
广西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士官土吏，开始于唐宋的羁麽制度，形成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代，没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 土司制度从开始到消亡经历了 1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在广西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这个文化方面的制约，成了明代广西篡改族谱的根本原因，无法读书和科举，是很多逐渐发达和兴旺的家族所不能容忍的。为了达到可以科举的目的，能够做官改变自己的命运，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篡改家族历史的高峰。也推进了宗谱的修谱盛行。一些原来就是汉族后裔的，因为随官人到广西，因多侧室偏房而留下，最后不知道自己的前半部分的宗谱，修谱就以某地到山东青州，然后兄弟不详、迁徙不详，就这样进行完善修谱，虽然不算是全部造假，但是，在修谱盛行之时，也对以前不知道的部分进行了错误修谱，一直贻误后人。如我钟山董俊庸支系的宗谱，之前的先祖是南宋董槐留下在广西的后裔，元朝时候修谱，也就追寻到董晋，但是，董晋到董槐的世系宗谱却与董槐修的宗谱不一致？而且记载董晋的爷爷是从浙江钱塘迁徙到山东乐安县？
在广西民间广泛流传的祖籍来自山东说法的历史事实依据。近年来广西已出版的多部县（市）志在记述村民祖籍时，相当多的一部分村民和族谱都说先辈是在宋代从山东青州白马县来的。而自有文字记载以来，青州府所管辖的范围没有白马县、白马苑、白马驿。就是历史上山东省的地域，也找不到这个地名；历史上狄青没有在青州府任过官职，在山东省的职官志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宋史》第233页记载，皇祐四年，'庚午，以狄青为宣徽南院、宣检荆湖路、提举广西经制贼盗事’。'诏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各五千，赴广南行营。’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当年狄青南征侬智高，从北方带去的兵是西部蕃落骑兵。因此姓氏祖籍在白马地实难以证实……数百年家族变迁的事，要查得很清楚，那是困难的，只能依靠姓氏族谱的大致记载。
狄青所率领南征士卒的来源还有这样的一条史料：《宋史·兵志》：“蕃兵者，县籍塞外内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他解释说：“宋代在西北和北方地区招募的少数民族组成的守兵称为蕃兵。”“狄青在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带的三路15000兵南下广南西路……。
其次，根据史料记载，广西的改土归流政策应该于永乐二年（1403）开始实行。广西地区的“改土归流”，自明代中叶以后便逐步开始。它是在土官与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个矛盾，唐、宋以来就长期存在。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又动摇了土官制度的统治。
明朝在吸取了元朝的教训之后，采取了“以夏变夷”的策略。即通过封建“教化”的方式来进行民族同化。（《王文成公全书》卷18《别录十》、卷34《年谱》），第二种政策则是秉承“以夷制夷”的准则，以加官晋爵相利诱，使之成为镇压其他少数民族起义的急先锋。在这些以夷攻夷的土兵之中，以出身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狼兵”、南丹地方的壮族土司兵、湖南湘西永顺和保靖军民宣慰府下属的土家族“虓兵”因作战勇敢，最为明朝所倚重。“土兵”，也就是以归附明朝的少数民族士兵所组成的军队，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广西的“狼兵”，这支由壮族组成，以骁悍著称的“土兵”最早成军于明宪宗时，成立的初衷则是为了镇压当时发生于广西东部的瑶、壮起义。当时，他们奉调桂东，以屯耕的手段步步为营，进攻瑶、壮义军。（《宪宗实录》卷13）。
有历史记载的“势江源人梁朝天与湖南雷虎子等在今恭城县西岭乡八角岩起义，攻下恭城县城。莫祥才统领庆远府下的河池、南丹、宜山等县23姓人共800人来镇压，县城恢复。这23姓就是今天恭城壮族的来源。”（恭城县志）这个也应该算是当时的狼兵。
如今原平乐府地区的许多地名也存在了当时屯兵的烙印，XX堡如：桥亭上堡、季鱼塘堡等地名遍地都是。
当时明朝对广西的政策是“以夷制夷”，所以当各地发生瑶侗叛乱的时候启用的都是来自南丹庆远府的狼兵，当狼兵平息叛乱以后，基本都是就地驻扎，建立营堡，耕种屯田，战时为兵，平日为农。尤其在发生了大藤峡一系列起义之后，平乐府的军事和地理位置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平乐作为三江交汇之地，军事要冲，上可入湘下可抵粤，是水路运兵的必经之路。
在明朝的土司制度时期，派往平乐府的狼兵，在平乐府原地驻守，开垦屯田，繁衍生息，成为了许多当地的祖先，而每次出兵带队的军官基本都出自土司内部亲信如莫氏，韦氏，黄氏等（详细可参阅恭城壮族23姓）。而目前还依然承认自己是壮族的平乐县的人已不到区区3万人。
我们经“土改”和“文革”焚毁了大批谱牒，无疑增加了搜集的困难。大量珍贵历史资料的缺失，让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不大不小的“修谱热”时缺少了有力的参考与佐证，使得很多族谱无法正确描述与还原历史真相。
加之全国宋、元、明版的谱牒存世极少了，乐安县流坑明万历十年的《董氏族谱》已属二级文物。即使现存的也多为晚清与民国所修。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断层与真空。
在土官制度的年代，明朝规定凡土官嫡子许入附近儒学，并明令保护土著子弟入学、充贡和应举，不准他处士民冒籍。到清朝，康熙帝亦两次明令土司子弟愿习经书者，准许就近府、州、县入学考试。在明朝昭州府改土归流之后，原来的土官失去了世袭官爵的机会，土官的后代也失去了进入县学及科举的机会。而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自己的少数民族背景，让自己变成汉人。而当时的正统汉人来自中原，只有把自己的祖先变成中原人士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获得科举的权利。
从考证一些逐渐润色的宗谱看：
1、 对迁徙多以随军参战进行为多，但是，什么时候进入广西，是从什么地方进入，是镇压什么农民起义进行了错误的记载。
2、 对于真正随军留下的，应该是以军队戍守进行，战时为兵，休战为民。不可能一家一户在一个村落而居，也不可能在当地仅仅是个别姓氏的始祖留下？
3、 错误地推测战争的事件，也就错误推导了战争的时间，结果是迁徙时间的错误。
4、 同一祖先，后裔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包括迁徙地点、战事留戌、时间的不同记载。
追溯前朝，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而对广西采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基本以南丹土州莫家为首的土司阶级统治广西，当时进入广西的也很少汉人；进而追溯到宋朝，宋朝出兵广西最出名的只有两次：1052年狄青率部平侬智高之乱；1077年郭逵出兵平交趾的富良江之战。所以许多家族的谱书上面都写着先祖随狄清出征广西……定居广西，祖籍山东青州府XX县。由于1077年的郭逵最后为议和撤兵，而且那批士兵及不适应岭南瘴气，死亡比较大，所以很少很冒充郭逵部下的。
第二种冒充汉人的模式，必然提及南雄珠玑巷或者楚南珠玑巷。珠玑古巷位于韶关市南雄城北九公里处的梅关古驿道上，宋代有大量因避战乱的中原人翻越崇山峻岭，经梅关古道来到珠玑古巷定居。所以冒充汉人的第二条渠道就是自中原来经珠玑巷以后进入平乐府。
第三种，冒充被扁到昭州、桂州宋代官员之后，由于官员历史可靠可查，穿帮的几率非常大，一般老百姓很少用。
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所纂写的族谱基本漏洞百出，只有在本族出了人才（科举以后当官）以后才逐渐润色与完善，最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据有关人士研究平乐县的宗谱：在不断的被润色被修改以后，出现了无数的始祖版本，某姓氏其家谱记载：“明洪武某年从南京青州迁楚南衡州府清泉县珠玑巷，洪武某年，迁来粤西平乐县”。一个叫某某的小军官由楚南衡州府珠玑巷随军来到粤西平乐。军队调防时，没有走而留下。也有记载把南雄珠玑巷误认为南京珠玑巷、明初广西农民起义，从外地调集兵力，而留下等等不再多举例。
广西贺州市钟山县 荷香月暖
2012年4月26日22:30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