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论“董”姓部落与江永“女书”

广西  贺州   董全吉

 

湖南南部的江永县位于湘南边陲，北、西、南分别与广西灌阳、恭城、富川交界，东南、东北与江华、道县毗邻，在秦赢政二十六年(前221)，王翦戍都庞，请准设营浦县，属长沙郡，县北部为营浦地。汉元鼎六年(前111)，在县西南置谢沐县(境内有谢水、沐水，故名)，属交州苍梧郡；同时析长沙郡，置零陵郡，营浦改隶荆州零陵郡。三国(吴)甘露元年(265)至南北朝，谢沐属临贺郡(宋改临庆国)。营浦属营阳郡 (西晋改零陵郡，梁改永阳郡)。隋开皇九年(589)，并谢沐、营浦为永阳县，属永州总管府(大业三年改零陵郡)。唐武德四年(621)属南营州。贞观八年(634)，置道州江华郡，县省入营道县；天授二年(691)复置永阳县，属道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以境内永明岭定县名为永明县……县境西南部建谢沐县，县治先后设于甘棠、圳景、白塔脚、潇浦（今城关镇）。民国元年（1912），永明县属永州府。1949年11月21日，永明和平解放后属永州专区，1955年改江永县。上古时期，这里是古越辖地，战国初并为楚。百越文化和楚文化都留下了深厚的遗迹。

古谢沐县的谢沐关雄镇一方（谢沐关又叫世睦关，莫邪关。位于今富川县城以北三十多公里的朝东镇小水村附近，今富川境古时候一部分属于冯乘县管理，一部分属于古富川管理，而富川明朝之前治所在今钟山县钟山镇。《汉书·地理志》记载，苍梧郡领十县，其七为冯乘，其八为富川。疆域东与冯乘县（今湖南江华和广西富川的部分地域）为邻，西与荔浦县相接，北与谢沐县即今湖南江永为界，南与临贺县即今贺州八步区相靠《晋书·地理下》说："自北徂南，入城之道，必由岭峤"。宋人周去非在《岭南代答》卷一《地理门》中说：入岭南之途有五，"自道（道州）入广西之贺（临贺）四也"。它由湖南道县的双屋凉亭、麦山洞入江永县的锦江、岩口塘至广西富川的麦岭、青山口、黄龙即富阳、古城）。关内有谢水、沐水两河汇流，故称为"谢沐"，当地有人将其关名倒置，称"沐谢关"，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是楚、越交界地带楚国的一座边城。秦时新道就是从湖南通过关口险要的湖南通往广西的咽喉地谢沐关进入岭南的。公元前222年派遣大将尉屠雎率军五十万，分五路首次向岭南越族人地区进攻，秦军一路由今江西南康县境一带向东攻取东越、闽越，当年平定，在此地置闽中郡(治福建福州市)；有两路取南越，一路由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一路由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这两路未经什么挫折即取胜；其余两路进攻西瓯，一路由萌渚岭进入广西贺州，一路经越城岭取广西桂林及其以南地区，这两路军队因受到西瓯人的顽强抵抗，尉屠雎战死，加之该地区河道纵横、运粮困难，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其中一军（中军）从萌渚岭挥戈南下。因交通不便，全军人马在山中与西瓯族人相持三年多，最终屠睢奉命开辟岭口通道，于都宠、萌渚两岭余脉间筑岭口"新道"-潇贺古道，征用湘、桂、粤三地戍民达40多万，两年间因饥饿、伤病等原因，相继有数万人遗尸山野，在兴安县境内的越城岭(即镡城之岭)和萌渚岭遇到了百越民族的西瓯部落军队英勇顽强地抗击，史称“秦瓯之战”。“秦瓯之战”的主要战场，就在越城岭一带。西瓯人利用复杂的山地和密林，袭扰秦军，杀死秦将尉屠睢，打得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由于有越城岭的阻隔，无法运送军粮，秦军无法推进。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后平定这里居住的西瓯。由永州、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阳、广信直达广州。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214年）统一岭南后设桂林、南海（今富川当时属南海郡地）、象郡三郡。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为便于对岭南三郡进行统辖管理，又将原来的军用通道扩修为运货“新道”。西汉皇朝在将秦时新道扩修为"楚粤通衢"，将富川至源口的古道东移，使其由冯乘县之青山口（葛坡）改道经谢沐县直达道州，与潇贺古道由青山口、麦岭府、沅江之主干道相汇合，并在冯乘县（今富川瑶族自治县部分）西北大鹏岭下的西隘口小水峡处修建雄关镇守，称谢沐关。《宋史》还因之把它记为"莫邪关"。《宋史·列传》中记载：宋绍兴二年（1132年），岳飞兵伐富川追剿遭成，在关前宋军与曹成兵血战，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岳飞破曹成，入莫邪关"。到了明代，谢沐关被称为"雄关"，在关的东西进口分设岩口营和白象营，驻兵守关。明末张献部将曹志建拥兵关上，更其名为"凤凰关"，清代称之为小水峡汛，派重兵把守，防卫极严，清《富川县志》称之为"小水固西北之金汤"。在它的关内外也曾5发生过很多激烈而残酷的战斗。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归义侯田甲就是率军由富川取此古道南下苍梧，其一部曾于谢沐关与当地衬军激战；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靖自四川出兵两湖击败梁帝肖铣，"由夷陵（今湖北武昌）抵富川度至桂州（桂林），驻师黄沙岭"，与梁军血战于谢沐关（见乾隆版《富川县志》）；宋开保三年八月（公元970年9月），"潘美伐南汉，自道州进，次白象"，"进克富川"，谢沐关亦战之（见道光《永明县志》卷十）。由此可见，谢沐关作为古道雄镇、古代边关，曾在历朝历代的军事防御、治安守卫等方面起到过巨大作用，

秦始皇为了实现他称帝华夏，"书同文、行同伦、车同切、治同论"的霸业，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谪戍民"的政策，从中原派大批汉人进入长沙蛮、萌渚岭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此举延续被沿用至西汉时期。因戍卒与当地瑶民时有摩擦和争斗，流血事件并不少见。当时的官吏为之取为名"世睦关"，就是希望当地的瑶汉人民能世代和睦相处，团结共存。它西连龙虎关，东接宝剑寨（富川的石砚、龙窝一带具体地点待考）。现存连接小水峡和牛塘峡的土夯关墙城垣遗址约5公里长，并有块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修路碑及两块刻于民车十九年（1930年）的修路碑述修古道建雄关、沟通"楚粤通衢"之事。关内除设有千夫营外，还有骑汛、兵栈、粮库。秦守源口营的百夫长为猛将尉屠睢所属，西汉辖谢沐关而守之的将官司归中大夫陆贾辖制。 

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千百年来，只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近邻一带瑶族妇女中，它靠母传女、老传少，一代代传下来。是一个植根甚古、牵涉面颇广、信息含量十分丰富，书写呈长菱形，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的“蚊形字”。 所有字符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诵或咏唱。妇女很早就已把女性文字应用于日常的生活和实践中，这种文字被中国称为“女书”或“女字”。又名江永女书。有人认为女书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遗留下文字；有人说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有人说它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还有人认为“女书”是受民族融和、移民文化影响的古老瑶族文字。

我通过研究，认为是百越西瓯遗留传承下来的文字。属于殷商时期尚未统一的由陶文演变而来的古越文字。

一、“女书”属于殷商时期的文字

   除了小篆，包括“符号刻记”、陶文、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我在《人类最早的姓氏起源》一文论述：汉字的起源，从“堆石记事”到“结绳记事”，再到“符号刻记”，进而到陶文。演变成为象形的远古文字。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汉字演变过程是：“声、形、象、数、理”五种基本造字方法，并能看到汉字演变的历史沿革。“符号刻记”→陶文→甲骨文（商） → 金文（周） → 小篆（秦） → 隶书（汉） →（魏晋） 草书→楷书 → 行书 。而“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燧人氏的刻记符号属于密码性质的文字，只能在少数人中间流传，局外人根本无法破译，因此很难普及。后来部落间便发明了图画文字，用简单的画面来表现具体事物，如画一个山形代表“山”，画几个水波代表“水”，画一个圆形代表“太阳”，画半个圆代表“月亮”等等，这种文字不用专门的学习和记忆便可掌握。从“堆石记事”到“结绳记事”，再到“符号刻记”，进而演变成为象形的远古文字。

远古符号文字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约五千余年，远古早期的文化记录基本上都是用符号文字记录下来的。远古时代有专门记录历史的职官，如上柱史、大典氏、少典氏，这些职官都是在黄帝政权以前。可见，中国的文明历史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的始于黄帝，司马迁是继承了孔子的“大一统”观念，人为地改造了中国历史。
    《通鉴外纪》：“仓颉见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仓颉广泛搜集民间的图画文字加以整理，创造了有系统的象形文字。史书《黄氏逸书考》辑《春秋元命苞》上说：“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仓颉造字”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

而从“堆石记事”到“结绳记事”，再到“符号刻记”，进而到陶文。在炎帝神农政权时期，统治区域，鼎盛时期南至交趾（今越南中、北部地区），北至幽都（今北京市一带），西至三危（今甘肃敦煌市东南三危山），东至旸谷（今东海沿岸地区）。东西南北大小数千个部落共尊炎帝神农氏，史称“万国共朝”。 神农氏依然使用的是上古符号文字，这种文字结构简单，易于书写，写书记事极为方便。当时还没有纸张，文字主要刻写在陶片上，这种用来写书的陶片，我们今天称它为“陶书”。用来刻写文字的工具称作“刀笔”。当时的刀笔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质地坚硬的岩石磨制而成，一种是用稀有的铜片制成。笔锋坚利，刻写出来的文字很优美。
    仓颉氏总结民间文字所创造的图形文字，废弃了符号文字，使中国文字由简单变得复杂。符号文字最初还在民间部分地区流传，但由于执政者不提倡，懂得符号文的人也越来越少，最终便失传了。《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他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比划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据传为周朝周宣王的史官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篆体，又称为“篆书”，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 小篆专指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于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小篆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1、东方属木，捆绑的木生火且聚居的部落是 “董”姓部落

从“东、董、重”三个字中，找到甲骨文的有“东”，而“董”、“重”现在缺了甲骨文缺失，早的现存文字为金文。

 

 

      那么，我在《董姓部落与蚩尤、三苗的关系》一文，没有论及书写文字，而在《“董”字新释义》、《董姓渊源》、《扶桑、火与“蕫”的意象产生》、《人类最早的姓氏起源》、《燧人氏的矫正》、《祝融属于董姓部落人氏》等文章中，论及：“蕫”出现在远古人类的语言中。古时候的“蕫、董、东、重、童、仲、中、章”都出于“蕫”（ 原字为花的上部下加童），“蕫”是“东”的演化同音。由于从事保管，收藏、管理、监督火种，“蕫”也就衍伸出监督、管理、深藏、统率、主持、督察、古老久远等含义。

   “蕫”字，上部是花草，下部是童。亦是类同。《说文》：“ｄōｎｇ（原字为东的繁体字），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段注：“木，＠⑤（原字为木右加傅的右半部分）木也。日在木中曰东，在木上曰杲，在木下曰杳。”＠⑤（原字为木右加傅的右半部分）木即著名的东方太阳神树扶桑，《山海经·东次三经》：“东望＠⑤（原字为木右加傅的右半部分）木”，郝懿行注：“＠⑤木即扶桑。”扶桑为太阳从海中升向天空所必需的攀附之木。”，郝懿行注：“＠⑤木即扶桑。”扶桑为太阳从海中升向天空所必需的攀附之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丁山先生认为 “ｄōｎｇ（原字为东的繁体字）、重古本一字；《广韵》注引《尸子》“ｄōｎｇ（原字为东的繁体字）不訾”，《韩非子·说疑》作“董不识”，董，《说文》但作“蕫”（ 原字为花的上部下加童”。）段注：“古童重通用”。《礼记·檀弓下》：“与其邻重汪ｙǐ＠①（＠①原字为足右加奇）往。”郑注：“重皆当为童。扶桑与太阳有关联，是太阳攀附之木，东重本一字，而古时都把“蕫”（ 原字为花的上部下加童”。）即董（后来演变的与：花的上部下加重），一致作为是童字，变成“古童重通用”，因此：古代其实童就是董，重与董通，而东与重本一字。“蕫”字演变成：重、童等字，“蕫”部落，也演变分化出重氏、童氏等部落，甚至老“蕫”→老童与童老一样，童老再变成重黎的称呼，进一步演化就是：重是管理东方或白天的火神、黎是管理西边或夜晚的火神，这些都是从“蕫”部落分化而出，是祝融部落内的部落，都是火神或为太阳神。古时候的“蕫、董、东、重、童、仲、中、章”都出于“蕫”（ 原字为花的上部下加童），是“蕫”的演化同音。 “蕫”与人类崇拜火，认为与东方的太阳有关而形成。

     为此，根据文字，我推断为：“东”是捆绑的树木，中间用一棵树穿插而过，是《广韵》注引《尸子》“ｄōｎｇ（原字为东的繁体字）不訾”，《韩非子·说疑》作“董不识”，董，《说文》但作“蕫”（ 原字为花的上部下加童”。）段注：“古童重通用”。那么，我可以推导为：东是董的演变而来，东方属木，木生火，而董本来有捆绑的树木，木在东方，东方属木，木生火，在人居住的地方“居邑”而成为最早的部落。重是人背着柴火。原来都是通用的字。而与人的聚集居住意思最近且有东方属木，捆绑的木能够生火的是“董”，也证明最早部落属于“董”姓部落。

    董姓部落的部落联盟，即祝融八姓之“姓”与陆终六子之“子”,通言为氏族部落之名号;析言之,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均为祝融(陆终部落集团联盟各氏族部落之分支的族姓,昆吾、苏、顾、温、董、鬷夷、豢龙、彭祖、豕韦、诸稽、舟人、邬、郐、路、逼阳、邹、莒、无后、夔、越、蛮、荆等均为祝融(陆终)部落集团联盟各氏族部落之族号。《楚世家》谓陆终幼子季连为芈姓,楚为其后,则意味着芈为族姓而楚为族号;《郑语》载史伯称祝融八姓中芈姓的楚人为“荆芈”、“蛮芈”,则亦意味着芈为族姓而荆、蛮均为族号。 

  符号文字最初还在民间部分地区流传，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从女书的东与重的书写文字，“东”字接近“金文”，那么，女书是不是还有接近“小篆”的呢？这是不是与后来的交流有关？

2、女书属于殷商时期的文字

       甲骨文也好，金文也罢，都有不同的书写。但都是象形的。甲骨文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而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

我先从“好”字开始论述，女书的书写不属于篆文，保留一个孩子在前，女人在后的抱着孩子的姿势。且有不完全像甲骨文？为何呢？通过“老传少、母传女”的方式，当女人们在家里纺纱、缝纫、做饭和唱歌的时候，女书也就代代相传。搜集整理出的女书作品看，许多是所谓的“三朝书”。这是特殊制成的布册子，由娘家作为陪嫁的贺礼送给新娘。女孩子出嫁后三天要回娘家，娘家的女友会将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出嫁的女友。“三朝”是用细布作封面，第一面一般是画的花，前面的几页是女友用女书写的赠言，后面几页是空白的，留给出嫁的女友续写。里面通常还夹着一些五彩丝线。有的绣在帕子上，叫“绣字”。通过面布绣成或织成的字，也就有一些差异，这应该是与甲骨文相似，又近似金文的缘故。

 

  

   

 

        有的女书，既不想甲骨文，也不像金文。那应该属于未统一前的文字，在各地的不同书写。

   

 

  

 

      很少部分的文字，与篆文或隶书极为相似，那与女书出自殷商时期有没有矛盾，这就涉及到动态的考虑。任何文字也都与社会一样，受到外界的影响，后人在受到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影响在所难免。

     从上面的女书文字说明，女书基本成型与殷商时期，而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固定下来。

二、女书形成与殷商时期的原因分析

我在《董姓部落与蚩尤、三苗的关系》一文分析：《林邑记》也说:“苍梧已南，有文郎野人，居无屋宅，依树上住宿，食生肉，采香以为 业，与人交易，若上皇之人。”，有巢氏出生在九嶷山以南的苍梧，有巢氏出现了。曾经游过仙山，得仙人指点而有了超人的智慧。他受鸟类在树上筑巢的启发，最先发明了“巢居”；于是，管理火的董姓部落，也开始第一次有了部分向各地迁徙。人类的迁徙开始了，岩洞居住、巢居和挖洞居住并存。直至在董姓部落生活的首领，发明“钻木取火”， 接着又发明了“燧石取火”，后人也就称呼此人为燧人氏。其实，它是生活在董姓部落中。燧人氏出生地于湘山（今湖南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也证明，人类起源与南方五岭九嶷山一带。人类掌握了火的制作，从此，告别靠突然保管火种的时期，为向各地迁徙创造了条件。有巢氏时期，董姓部落有一部分逐渐向浙江、江苏、山东、山西一带转移；之后，燧人氏之后，董姓部落的祝融部落联盟又有一部分，从湖南沿着岭南五岭到九嶷山不远的广西甄皮岩一带，迁移到在今四川省的广元、巴中一带，北移，后来定居今宝鸡市岐山县一带，因境内有太白山，古称其地为太白（与今太白县无关），炎帝魁隗氏政权后期，炎帝祝融长琴率领部落部分再继续迁徙在豫中的嵩山地区（包括今新郑、新密、登封、郑州一带）。最后，迁徙于河南昆吾（今河南濮阳市）、滑县一带，山东濮城、菏泽、定陶等地、山西南部的鬷川（闻喜）、翼城、曲沃、绛县、垣曲、左邑、桐乡、襄汾、新田（山西侯马）等地以及山东、江苏、浙江等地。与第一次迁徙于山东、山西等地的汇合董姓，老董这一新的祝融部落联盟。原居住部落为老，新到的董姓为董。又称呼董老。后人，写成重黎。老董这一部落，炎帝神农氏政权时期，该部落分工，形成董、老。亦写成重、黎两大部落分支。董（写成重）支系从事祭祀、动物驯养、战争管理；黎，保持原有的种植，养蚕、管理水利的传统。而黎支系，由于范围涉及后百越地区，称呼为九黎。故说：九黎出于古昆仑（湖南九嶷山），成为三苗人的祖先。南蛮，不仅与三苗有传承关系，而且与瑶亦有渊源关系。《国语?楚语》：“三苗复九黎之德。”可见三苗为蚩尤九黎之后。三苗活动范围在长江中游地区。九黎部落集团的首领是蚩尤。蚩尤是中国远古赫赫有名的人物，其活动年代与传说的华夏首领炎帝、黄帝同时，距今约五六千年。《国语?楚语》注：“九黎，蚩尤之徒。”《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民君子也。”《逸周书?尝麦篇》载：“九黎宇于少昊，以临四方”。

董姓部落联盟，即祝融八姓之“姓”与陆终六子之“子”,通言为氏族部落之名号;析言之,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均为祝融(陆终)氏族部落集团联盟各氏族部落之族姓,昆吾、苏、顾、温、董、鬷夷、豢龙、彭祖、豕韦、诸稽、舟人、邬、郐、路、逼阳、邹、莒、无后、夔、越、蛮、荆等均为祝融(陆终)部落集团联盟各氏族部落之族号《楚世家》谓陆终幼子季连为芈姓,楚为其后,则意味着芈为族姓而楚为族号;《郑语》载史伯称祝融八姓中芈姓的楚人为“荆芈”、“蛮芈”,则亦意味着芈为族姓而荆、蛮均为族号。《竹书纪年》述商代之事时所记族号有“荆”无“楚”,在周代甲骨文中则已经出现了作为族号的“楚”字。族号的荆、蛮、楚三者有源流之别、早晚之差。

《夷俗考》云：“南蛮，盘瓠之后，曰瑶。”《册府元龟》亦云：“荆蛮，盘瓠之后也”（《战国策?魏策》）。《湖广总志》：“诗称蛮荆，种自盘瓠。”顾炎武也说：“徭乃荆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Ｏ三）。顾野王《舆地志》  “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蛮，在甲骨卜辞中已见记录。陈梦家说：“方，疑即蛮方”。金文中肯定已出现以为族称的记载。《虢季子白盘》记述了虢季子白因征伐猃狁有功，周宣王赐给子白铜鉞，“用政（征）（蛮）方”。《梁伯戈》有“鬼方”的族称。文献记载中，蛮常指南方民族，如三苗、楚、濮、群蛮、巴等。

黄帝擒杀蚩尤，九黎部落集团战败后，一部分加入黄帝部落，一部分南下形成新的部落集团，即“三苗”集团。九黎部落转入深山居住，之后夏商时期，《郑语》载史伯称祝融八姓中芈姓的楚人为“荆芈”、“蛮芈”,则亦意味着芈为族姓而荆、蛮均为族号。《竹书纪年》述商代之事时所记族号有“荆”无“楚”,在周代甲骨文中则已经出现了作为族号的“楚”字。可见,作为族号的荆、蛮、楚三者有源流之别、早晚之差。后来,周人或以荆代楚、荆楚混称、荆楚连称,或以蛮代楚、蛮楚混称、蛮楚连称。可见,所谓“祝融八姓”是唐虞之际从祝融部落联盟中派生出来的八个支族, 董姓部落的祝融联盟集团分化，芈姓成为楚国的最大分支。并且逐步向南方迁移。

根据《盘王大歌?十二姓瑶人游天下》的十二姓氏（盘、黄、包、李、沈、邓、周、赵、胡、冯、唐、雷）。古人泛指的“千家峒”都是在“武陵源”中，瑶人南迁西进河濮，终进入莽莽武陵山与雪峰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生性坦荡而智慧的瑶人，为防不测，又从十二姓瑶人中分出人数较众的“沈”姓一部分，继续从桃源溯江上行。《宋史?蛮夷列传》：“蛮居集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又见巫瑞书《千家峒的迁移》：“瑶人南迁，其中重要的一支到达'江汉之浒’（今武汉一带）”。

这样，由于与外界接触少，女书也就逐步形成固定。《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称：“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这是西瓯一名见于史籍之始。之后，“秦瓯之战”，译吁宋以身殉族，西瓯越人推举出新首领，继续抵抗，创造了中国有史可稽的第一场“丛林战”奇迹。但在秦军东西两面夹击下，西瓯越部队最终被歼灭…… 随着中原势力的不断深入，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西瓯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趋于一致，并最终走向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及其灿烂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受到了一小部分秦朝文字的影响，但因为居住高山，有个别文字变化，却基本保持稳定。以致在南越国的割据、在秦二世时，中原动乱。任嚣死后，赵佗照其意愿，断绝与秦朝的关系，用重兵堵绝横浦、阳山、湟溪等南北交通关口，撤换了拒不听命的秦朝官吏，加强边境防卫，随后向西出击，攻取了象郡、桂林二郡，于公元前206年据岭南三郡之地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岭南九嶷山一带成为封闭的地区，逐步形成母系氏族的文字，并且由女性传承下来。

瑶人“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注:《宋史》卷493《蛮夷列传一》。 )这表明:宋代瑶人居于湘、桂、粤交界的南岭山脉两侧，从湖南翻山越岭，即可分道进入两粤之地。而且，这一带地区地界相连，并不受行政区分所限。宋·蔡戡说:“郴州宜章县太平、宜章二乡，有莽山诸峒，邻接连、英、韶州之境。”(注:(宋)蔡戡:《割属宜章、临武两县奏状》，《定斋集》卷1。)就是最好说明。因百越又称为越族、古越族、越人、古越人，萌渚岭与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的江永县，百越西瓯的江永瑶族人，多居住崇山峻岭，保留入赘婚，女性居于家庭的主要位置，女书也就形成与稳定下来。而甲骨文前属于陶文，燧人氏的刻记符号属于密码性质的文字，只在少数人中间流传，没有普及。之后并由“符号刻记”进入到了陶文，陶文在黄帝政权之前就一直使用，也就是说象形文字之前一直使用远古符号文字。我在《江永女书与广西钟山方言是古文明的活化石》一文：由湖南彭头山遗址陶文谱系，发展至大溪文化的陶文，是构成湖南江永县（与广西贺州分界）千家峒“瑶族女书”遗存的直接源头。

三、女书在江永女性中传承的历史

帝喾高辛氏时期，也就是祝融八姓最后分化时期。《世本》记载，“陆终娶鬼方氏之妹女嬇为妻，生子樊（昆吾）、惠连（参胡）、篯铿（彭祖）、求言（郐人）、安（曹姓）及季连六人”。其中，陆终的幼子季连，就是楚国芈姓王族的祖先。《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安（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从祝融（重黎、吴回两兄弟）----吴回→祝融六姓：己，董，彭，妘，曹，芈----祝融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也”。确切来说：应该是董姓部落的董支系与混杂于董姓部落九黎支系之间的鬼方成为相互联姻的部落联盟。《元和姓纂》记载：吴回有个儿子名终，因为封在陆乡(今山东平原)，所以叫陆终。陆终有个儿子叫参胡，因住董地(今山东濮城)，其后裔子孙就以居邑名称为姓氏，称董氏。也说明：卷章（包山楚简第217号简“童”作“僮”)误作“卷章”），卷章生重黎。也就是书写董为童、僮的董姓部落，首领的官职火正，命曰祝融，祝融也就是一个管理的代称。真正的是董姓部落。

早在《山海经》就有记载“瑶族”。《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因）民国，勾姓而X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潜出，为国于  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摇，本意是制作陶器的一项工艺，有旋转、回旋、盘旋的意思。陶、窑、吴回、盘瓠、摇民、盘龙乃是一脉相承的。瑶族的始祖名叫“盘瓠”，帝高辛时期，有虞氏首领吴回担任华夏部落联盟火正祝融之职。犬戎入侵中原，吴回领兵征讨，同族的盘瓠取得犬戎首领的首级，立下大功，帝高辛于是妻之以女，封土赐姓命氏，在易水流域建立勾姓有易氏因民国。帝舜时期，帝舜之子戏被封于淮阳，建立妫姓有庳氏摇民国。夏代初期，有易氏、有虞氏曾经帮助夏王少康复国，勾姓有易氏是少康的母族、姚姓有虞氏是少康的妻族，有易氏、有虞氏都是夏王朝的同盟国，世代联姻。瑶族之中最古老的部族是信奉“盘瓠”的盘瑶和畲瑶。盘瑶又被称板瑶、勉瑶，盘瑶自称“棉”或“勉”，即是人的意思，应该源于“有易之君绵臣”之“绵”、“黾”，黾也有龙的形状；畲族乃是瑶族的别部畲瑶。畲瑶的四大姓（盘、蓝、雷、钟）都与有虞氏有关：盘姓源于盘瓠，盘是一种器皿，本义是摇；雷姓源于雷神吴回，吴回也叫吴雷；钟姓源于鐘，鐘也是一种铜器；蓝源于监，监即鉴，即铜镜，引申为监督、观察。瑶族之中有盘瑶十二姓，盘、沈、冯、黄、李、邓、蒋、雷、唐、胡、周、赵。（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27cbb010100vs.html）

《后汉书?南蛮列传》载：“昔高辛氏有畜犬……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衔人头遗阙下……以女配盘瓠……入南山……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自相夫妻……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盘瓠死，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赐以名山，其后滋蔓，车曰蛮夷。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瑶族本源于九黎、三苗。九黎、三苗被炎黄二帝打败后，除了部分留在中原大地外，其余向东南西北迁徙。故史书不见九黎、三苗之记载，而代之以“东夷”、“蛮”的称谓。“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后汉书?东夷传》卷一一五）。其中犬夷即犬侯，“己卯卜，率贞，令多子族从犬侯扑周，（协）王事，五月”（续5.22），这犬侯很可能就是盘瓠部落。“蛮者，西方异族之称也”（童书业：蛮夏考），载《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8期）。“蛮夷乃四方之总称”（崔述：《丰镐考信别录》第三卷）。《说文》：“蛮，南蛮，它种，从虫，man声。”。
    《国语?楚语》：“三苗复九黎之德。”可见三苗为蚩尤九黎之后。三苗活动范围在长江中游地区。《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史记正义》：“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 《反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实指今洞庭沿岸的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根据《盘王大歌?十二姓瑶人游天下》的十二姓氏（盘、黄、包、李、沈、邓、周、赵、胡、冯、唐、雷）。古人泛指的“千家峒”都是在“武陵源”中，瑶人南迁西进河濮，终进入莽莽武陵山与雪峰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生性坦荡而智慧的瑶人，为防不测，又从十二姓瑶人中分出人数较众的“沈”姓一部分，继续从桃源溯江上行。《宋史?蛮夷列传》：“蛮居集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又见巫瑞书《千家峒的迁移》：“瑶人南迁，其中重要的一支到达'江汉之浒’（今武汉一带）”。

之后祝融八姓分化到南方楚国直至九嶷山一带成为后来的瑶族。《读史方舆纪要》引孔颖达曰：“九嶷即苍梧山也。”苍梧，实指今九嶷山及五岭南北地区，包括今湖南的宁远、蓝山、江华、江永、临武，广西的贺州、桂林、全州以及广东的韶关、连州、连山等地。

瑶族居住地多为海拔一般多在1000至2000米之间，村寨坐落周围，竹木叠翠。又有“盘瑶”、“山子瑶”、“顶板瑶”、“花篮瑶”、“过山瑶”、“白裤瑶”、“红瑶”、“蓝靛瑶”、“八排瑶”、“平地瑶”、“坳瑶”等称谓之别。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省。

从黄帝擒杀蚩尤，九黎部落集团战败后，一部分成为三苗，到深山高山居住。南蛮，不仅与三苗有传承关系，而且与瑶亦有渊源关系。《夷俗考》云：“南蛮，盘瓠之后，曰瑶。”《册府元龟》亦云：“荆蛮，盘瓠之后也”（《战国策?魏策》）。《湖广总志》：“诗称蛮荆，种自盘瓠。”顾炎武也说：“徭乃荆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Ｏ三）。

亘五岭有一个决口五岭山脉连亘在广东、广西和江西、湖南省的边界上,这些崇山峻岭,海拔都在1800米上下,历来是岭南北面的天然屏障。所谓五岭,即骑田岭(湖南东南宜章,郴州间,为湘江支流耒水和北江西源武水的分水岭)、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又称为梅岭）、都庞岭(在今湖南与广西交界处)、萌渚岭(在今湖南江华西南与广西边境,为湘江支流潇水和西江支流贺江的分水岭)、越城岭(在今广西东北和湖南交界,与都庞岭间有湘桂谷地)。五岭在秦代时概念模糊,后人以五岭所在地的县治来指称。所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记载:“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汉代的五岭古道分别为: 始安的越城岭道、临贺的萌渚岭道、桂阳的都庞岭道、骑田岭道、还有原有的大庾岭道。萌渚岭和都庞岭之间有一个决口,在决 口形成的峡谷走廊上面,分布着北流的潇水和南流的贺江,潇贺古道(又称萌渚岭道、桂岭道、谢沐关道)为最古老,使用的时间最长。这条古道连接潇水和贺江之间的陆路相当平坦,由两个盆地相连,中间只有一个小小的谢沐关口,根本不要爬山越岭,可以说是连接中原和岭南一条天然通道。通道两旁发现了密集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由于天然的屏障与南越国的割据，都庞岭和萌渚岭环绕四周，江永瑶族长期处于母系氏族部落的形式，依然是女性在该瑶族部落成为主导地位，婚姻基本保留如入赘婚的形式。古时候属于谢沐县)，属交州苍梧郡，沿袭了南越国与外少交流的影响，得以是女书稳定而不受干扰地保存下来。从与江永相邻的贺州钟山县两安、红花镇、花山瑶族乡与富川、恭城县交界，至今依然保留入赘婚便是明证。而富川的“坐歌堂”，与江永瑶族的类似。

也因为保留母系氏族的传统，女性的交流使用的文字一直保留。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依然在女性中承传。而由于历代仕途的影响，男性逐步接受统一的演化的文字，而女书也就成为只有女性交流的工具，并一直延续。他不是某一地方的古代女性的专利，只是其他地方直接受到中原文化的快速影响，没有保存下来，且由于瑶族居住高山的特点，与外界交流明显过少，并且延续入赘婚的婚姻，加上瑶族迁徙的过程以及当地长期在女性中使用女书：已出嫁的女子“不落夫家”，除节日喜庆丈夫专程接以外，婚后生育以前不能在夫家住。女子要在娘家直至有了身孕才去夫家。在娘家的时间，多是写、唱“女书”和做“女红”。 新娘出嫁后第三天“三朝回门”，女友要接新娘回到娘家。女友来祝贺，都要有“女书”，按女书吟唱，叫“贺三朝”。 未婚女子在农历四月初八日“斗牛节” 男人都赶着牛牯到野外去斗牛，而相好的女友们要凑些米、油盐、菜肴到野外去“打平伙”，带着“女书”去吟唱，畅谈美丽人生。六月六，“吹凉”：这一天，已出嫁有了小孩的媳妇要回到娘家过六月，读女书，女方家里要买些时鲜菜肴，做粽粑，买纸扇，接女儿回家过六月“吹凉读扇”。这样做的人家，他们的女儿就显得“贵器”……于是，女书在江永得以保留女书。

    

2013年10月18日21:23荷香月暖（QQ：35315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