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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皇诰封二品官董隲的迁徙

                    广西   贺州   董全吉

    董秋明宗亲与我言谈,论及其始太祖的迁徙,疑惑不解。从可以留下的文字记载,有宗谱与墓碑。

    公墓碑铭记载:“大清道光七年……合族重修。咸淳初年祖自南雄府宝昌县沙水村徒居高要大迳再迁德庆悦水。葬上八都古有金牛头山坐巽向乾……宋皇诰封二品宣义始祖讳董公大人墓。祀男:董異江南提督,董敏官任知政”,

宗谱记载:“始太祖产自宋朝,官至二品,功同日月,徳并河山。故居南雄府宝昌县沙水村,始迁居高要大迳乡,继移居德庆悦城。先于沙利村,到后及洛阳寨。二世祖兄弟二人,长太祖任江南提督;次太祖任徵政。三世祖兄弟六人。我太祖讳汉英,居长,分枝禄标寨;二叔祖厥后未详;三叔祖官封万户侯,分枝洛阳下寨;四叔祖七世下后嗣里,居家无传志;五叔祖乃洛阳上寨祖也;分居社底者乃六叔祖也。四世吾祖讳美吉,兄弟三人,吾祖居其次焉。五世祖而后分为四房。丁昌日盛,户口日多,所谓五世其昌!大清雍正年间壹拾余世,八百余人,由是创祖祠,受祀业,四时祭祀,万载馨香,而宗庙三礼行焉至今。咸丰岁在壬子年间,今二十余世……”。

“度宗咸淳初年,籍亘妃之厄,乃系南雄府宝昌县沙水村人氏,徙至广东肇庆府高要县……三世祖汉佐公,时升万户侯、巡检”

    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寻找其提供的信息有:咸淳初年(1265年~1269年)、自南雄府宝昌县沙水村迁徙,始祖讳董公宋皇诰封二品宣义、二世祖董異江南提督,董敏官任知政、三世祖兄弟六人,三叔祖官封万户侯、巡检。道光七年合族重修墓碑、道光七年重新修谱。

要想从有限的信息中破解,是一件费力的事,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破解谜团,在宗谱研究的道路上,有世策宗亲的绵里藏针的思路、有田宗亲旁引博证风格、孝忠宗亲新颖独特的思路、炎星宗亲悉心收集的恒心、振明宗亲的简牍盈积……比如有田宗亲的《关于<莱阳董氏家谱>所载“统花马营镇守真定”及“花马营兵变”发生年代及其原因的探讨》等这些论证,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他们的研究方法给予我深深的启迪!有感秋明宗亲的执着,我仅仅提供一些我个人不同的看法,作为一个不同的破解思路,作为参考。

   1咸淳初年与胡妃事件

我在《分析宋朝300年迁徙南雄珠玑巷的宗谱记载》拙作认为:《宋史。贾似道列传》则载: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父(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记作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云云。显祖绐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辇矣。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始还。”,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出宫,因避胡妃之祸而南迁的事,应发生在度宗咸淳九年(1273)。

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出宫贵嫔为尼”,正是至元九年(1272),元军一举断绝了襄、樊之间的联系。至元十年(1273)咸淳九年(1273,元军先破樊城,置襄阳于内无力自守,吕文焕以城降20万,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将直取临安。在事关国运的时候,还会为了一个妃子大量动用军力吗?显然,这是借用金军追杀隆祐太后,与胡贵嫔一事连接起来(即两个女人事件混淆);金军追杀隆祐太后与朝廷军队进剿农民起义联系起来(把人混淆,即把随部队逃亡的官员与起义农民混淆);至于蒙宋大战详细见于下文。

然而,咸淳初年(我以1265年~1269计算,则与咸淳九年(1273)有时间差,此其一;同时,就算有此事件,一个在南雄府官居二品,显然不可能跟随百姓躲避逃散,他也没有必要,何况武职官员到来南雄,出面迎接世必不可少的礼节,此其二。不然,要么就不是二品官而是平民百姓,要么就不是因为该事件迁徙。

    从宗谱看是记载“亘妃之厄从广东南迁的很多姓氏的宗谱记载,都如同一辙。有记载胡妃,有记载苏妃,不一而同,且出现不同的“胡妃事件”版本。后人修谱时已是元朝,可能是出于对朝廷的避讳,或者是其他因素所致,大家竟把前后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发生的事扯在一起,把各姓各有原因的南迁,都结到了胡妃的账上。

那么,可以肯定,咸淳初年的迁徙不是因为流传的所谓胡妃事件或“亘妃之厄”,必有其他迁徙原因。

  2,南宋初建前,保昌境内古驿道旁的沙水村成为避难中转地

开宝元年(968)以来到开禧元年的“开禧北伐”的战事:那么,大规模迁徙就有:第一次开宝元年逃避金兵的杀戮而南迁;第二次靖康二年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烧杀抢掠。被迫迁徙;第三次是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金兵分东西两路向南侵扰,追杀隆祐太后,大批平民南迁,同时有跟随隆祐太后逃亡的那批官员;这三次都是北方移民大规模迁徙南雄的大高潮。至于开禧元年(1205年)金军对宋军发起大举进攻。但是,这次南下范围小。而农民起义一般不会造成大规模迁徙。

广东很多姓氏迁徙的“罗贵等9733姓集体南迁。”则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绍兴元年(1131)的事。然南方多姓氏因战争避难及对朝廷的避讳的忌讳,不同时期的迁徙都以“胡妃事件”搪塞。

那么,到南雄珠玑巷就是一批人吗?或者避难到南方的都是一次性再度迁徙吗?显然不是,首先,北方移民避金军,不是一次,同时还有朝廷绞杀农民起义。北方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辽、金、元政权。辽军多次南下攻宋。金灭辽后,在1126年灭亡北宋后继续向南宋进攻。长期的战争给中原以至江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人民大量逃亡。因此,广南两路(指今广东省境)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人民。《简明广东史》记,南宋初,逃避金兵,随宋室出走赣南的军民很多逾岭暂居保昌(今南雄),进而南下。何况,南雄是一个斗城,不具有容纳那些多的移民。因此,广东各姓族谱记载的南迁时间各不相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近三百多年间,有资料可查的迁徙达 130多次,其中大规模的南迁有两次(定都临安前后与南宋灭亡前后)。而南雄珠玑巷于是成为人群迁徙的中转站。

下面是“开禧北伐”前主要的战事,证明北方移民迁徙有缘由:

、自北宋开宝元年(968)开始,北人大量南迁珠玑巷。人们为逃避金兵的杀戮而南迁。

、发生在北宋末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即靖康之耻(1127年)前后。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烧杀抢掠。《宋俘记》载:临行前俘虏的总数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徽宗的郑皇后、钦宗的朱皇后也被同样处理,朱皇后不堪受辱,回屋后自缢,被救后又投水自尽而死。另一部分留在燕京被赏赐给伐宋的金兵,许多妇女被卖进娼寮,有的还被完颜宗翰以十人换马一匹,有的被卖到高丽、蒙古作奴仆。《呻吟语》引《燕人麈》说这些妇女:"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

《宋史·石公弼传》:建中靖国(1101年)后,京东、河北、河东、荆湖、两浙、福建等地,都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数千人,他们“白昼出到,吏畏不敢问”;宣和(1 119年)以后,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更广,次数更多,规模也更大了。两浙等地有方腊、吕师囊、仇道人、陆行儿等的起义,起义军人数多达百万,京东等地则有宋江、贾进、张仙等的起义,众至数十万;河北等地有高托山、张迪等的起义;京哉、京西、淮南、江西、荆湖等地,也都出现了农民起义。总之,北宋末年,农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几乎遍及全国。这时期处在北人南迁的大高潮之中。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攻陷汴京,灭亡北宋。宋高宗赵构带领大批官员从中原逃到太湖流域,建立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建炎南渡”。这个仅存半壁江山的王朝,长期受金兵侵扰。摩利支天信仰的流行得力于唐宋皇室的推崇,尤其在唐安史之乱之后以及宋皇室南渡两个时期,摩利支天因其消灾解难避兵祸的法力成为皇室成员的护身神。宋代供奉摩利支天的皇室成员首推隆祐太后。靖康之变后,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在叛军和金兵的接连追杀中,金兵分东西两路向南侵扰,追杀隆祐太后:东自滁、和两州(均今安徽境)下江浙,西自蕲、黄两州(均今湖北境)入江西。隆祐太后从开封南渡至南京,又逃至江西,最后在杭州安定下来。南渡之前,太后求得摩利支天像以护身,一路历险最终幸免,感恩其冥护之德,太后在西湖畔天竺寺塑像供奉。西路金军,由江西进湖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些遭受蹂躏的地区,其破败惨状,目不忍睹。监察御史韩璜在奏折中写道:“自江西至湖南,不论州县与乡村,一望焦炭坏瓦,到处残破,十室九空。臣问其原由:就是由于金兵来到”。那些败阵下来的官军,也无恶不作。这些官军一散伙便立即哗变。史料记载:“(官兵)各自抢了一些财物,分散到各地去做土匪,使附近十县内的民户不安厥居,转徙失业,造成虔吉之间一桩经久难除的大患。”。隆祐太后率一支逃亡队伍经洪州(今南昌)、吉安,奔至虔州(今赣州),一路被金兵追杀,仓皇逃窜,到虔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抢了皇家财宝,其景况非常凄惨。后来,隆祐太后被高宗接到临安去了,但是跟随她逃亡的那批官员既不能同去临安,只好越过金兵铁蹄未曾到过岭南“南蛮烟瘴之地”,在南雄境内古驿道旁的沙水村暂住下来。这些人因战乱被迫离乡背井,对中原故土眷恋不忘,珠玑巷原来在北宋京城开封附近的祥符县。宋朝廷被迫南迁时,这里的人跟随南迁,有部分人越过粤北梅岭,立足于南雄州。迁到南雄的人不忘故乡,还将新居地称珠玑巷。有人就把老家开封府祥符县珠玑巷的名称用来称呼目前的居留地,于是便有了南雄珠玑巷。 谁知一住便是百多年,子孙繁衍,后人就把南雄珠玑巷当作自己的故乡了。

、《吉安府志》载,绍兴元年(1131)刘雄等在湖南郴州境内起事,绍兴二年,吉州永丰县也发生了以谢小儿为首的农民起义,在彭友(又名彭大或彭铁大)、李满(又名李动天或李洞天)、廖八姑三姐妹、宁十二、王彦、尹花八等人(号称“十大王”)领导下,吉州地区的农民起义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他们很快攻破了江西、湖南的八个县城。与此同时,虔州(今赣州)地区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斗争。岳飞领军抗击,收复了靖康(南京)之后,《岳飞贺州大破曹成》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初,岳飞从湖南追击逃到贺州号称10万众已经脱离朝廷到处流窜的曹成部(史称其为游寇).又于绍兴三年(1133年)领军镇压江西省的农民起义。岳飞所撰、立于遂川县盆珠乡的《平寇纪绩碑》。此碑虽已毁于1958年,但碑文尚录于清朝同治版的《龙泉县志》(龙泉即今遂川)中。碑文中说:“山寇彭友,窃据县城。贼首陈容等,流毒虔南地界。绍兴三年夏四月,予奉诏命进剿,先锋张宪、王贵等,间道永新抵泉,驻军县之盆珠,干戈四塞蔽野。予一战擒友,贼众大败……用伐山石,纪厥功成。”.

开禧元年(1205年)四月,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同年五月“开禧北伐”。由于金朝觉察“将谋北侵”,金军就在东、中、西三个战场上,对宋军发起大举进攻,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相继被金军占领,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与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也被金军所占。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殿帅夏震派出的将士挟持,杀死于玉津园中。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王朝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

安定时期一般不会迁徙,战争时期不会为了一个妃子的时期动用大量军队,这是常识。然而,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绍兴三年(1133年)领军镇压江西省的农民起义。当时南宋初建,朝廷忙于对付外敌与农民起义,把“胡妃事件”在此大局未稳的时候,作为此时发生?“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诈谓民违法作孽,……欲芟洗其地灭迹。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陆续向南而行”,这个时候,朝廷会为一个妃子的逃离花大力气去追查?倒是此时,是建炎三年(1129,金兵追杀隆祐太后,不是妃子?若按照“有贼作乱”把农民起义挂钩,那逃难的岂不是起义人员?

    3,咸淳年间从南雄的迁徙

   广东各姓氏宗谱记载,珠玑巷人南迁并不是同一年月同一批次成行的(咸淳四年、六年、九年、十年都有迁徙),各批人的最后定居地也不一,有的还一迁再迁。

   同样的是,董骘公也是在咸淳初年从南雄迁徙。那么,是什么原因被迫迁徙呢?这其实是战争的因素。

咸淳初年(我以12651269计,)出现的战争是对宋朝危亡有决定性的时期。

    第三次蒙宋战争时期,元军灭宋,经过突破襄樊、浮汉入江、进占建康、会攻临安、追歼二王等阶段,宋帝国,这个士大夫的乐园,建立三百二十年而后灭亡。

   至元四年1267,阿术作为襄阳之战的元军总指挥主持了对该城进攻的全过程。当年八月,布下埋伏,一次歼宋军万余。至元五年(1268),切断了宋军的水陆援道,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刘整率师攻襄樊,集兵10万围城,同时在万山(今襄樊西)西训练水军7万人,造战船5000艘,以增强蒙古水军力量。宋军七次援襄樊均被击败,守城军多次出击未胜。经五年围困,襄阳、樊城外援已绝。元军主要采取了围点打援,屡挫来援的宋军。其中较大的战斗有至元六年1269的新堡、虎尾洲之战。可见,宋朝灭亡也就基本确定。

    可以想象,至元四年一次歼宋军万余,还会有逃离的。至元五年(1268),屡挫来援的宋军,也应该有脱离军队者,而至元六年1269较大的战斗的新堡、虎尾洲之战,也必定会有逃散的官兵。那么,董骘公或其儿子是否在军中?其迁徙在咸淳初年从南雄迁徙,是暂住一会儿迁徙,还是居住一段时间或长时间才迁徙呢?宗谱与墓碑的信息没有反映出来。那么,联系这时期的战争,董骘公迁徙必定与战事有关。

之后,至元七年1270万山堡、灌子滩之战,至元八年1271鹿门、百丈山、湍滩之战和九年的柜门关之战。元军袭击襄阳外围州郡,掠地至复州、德安、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至元九年(1272),元军一举断绝了襄、樊之间的联系。至元十年(1273),先破樊城,置襄阳于内无力自守,吕文焕以城降20万,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将直取临安。次年(1274)水陆两路浮汉而下,阿术率四翼精兵驾舟飞渡长江,与巡江的宋军水师“血战中流”;汉阳、鄂州的南宋守将已闻风丧胆。两城便拱手投降蕲、黄、江、池、安庆等州府也先后降附。攻占鄂州,完成了灭宋战争的重大转折。 十二年(1275)正月,直逼芜湖,大败宋军。

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三路大军会师皋亭山(今杭州北)。宋摄政太皇太后谢道清拒绝张世杰、文天祥背城一战,一面送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南逃,一面遣使赴元请降。丞相陈宜中遁温州(今属浙江),张世杰、苏刘义等各率所部离去。二月初五,宋恭宗赵显率百官于临安降元。这个时期,也是移民大量迁徙南雄的时期。

但是,移居高要毕竟还是不安定,你看:至元十三年七月,扬州、泰州守城宋将开门投降,淮东尽为元军占领。江西战场,宋都带、李恒等破隆兴府(今南昌)后,招降十一城。旋于团湖坪(今江西万年西南团湖山下)、龙马坪(今江西进贤北军山湖畔)击败宋军抵抗。至元十三年二月,破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南)吉、袁(今江西吉安、宜春)、赣(今属江西)等州相继降,江西平。湖南战场,阿里海牙于十三年正月攻破潭州(今长沙)(参见潭州之战),旋招降湖南未附州县及韶州(今广东韶关)、南雄(今属广东)等州,湖南平。十三年进军广西,招降广南西路大部州县。十四年(1277)五月,文天祥率军进攻江西,收复除赣州之外所辖九县,吉州八县复其半。后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旋于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十五年(1278)二月,围攻重庆,城破,继而征降夔州,四川平。越大庾岭入广东,取英德(今属广东),占领广州。 十六年(1279)全歼宋军。

   因此,从广东、广西都处于元军战事延续的地方,董骘公再次迁徙在广西东部与广东西部的结合部,是受到两边的挤压。 文天祥不屈服元军,以致“越大庾岭入广东,取英德(今属广东),占领广州。”,南雄不保,“高要大迳再迁德庆悦水”也就成为继南雄迁徙后董骘公的再次迁徙。

   4、董骘公与其儿子官职的分析

    依据现有的道光七年重修的骘公碑与宗谱谱序两证据资料记载:“墓骘为宋皇诰封二品宣义,董異江南提督,董敏官任知政,三叔祖巡检时升万户侯。”
    董異为二品官,若是建炎三年(1129),金兵追杀隆祐太后留下来到南方的朝廷官员,则与董隲公南迁的时间为咸淳初年(公元1265年)时间相距很大,不可能是这个时期。
   更加奇怪的是,除了明清有提督之外,宋朝是没有提督的。其他宣义、知政、万户侯都不是宋朝的官名。

   那会不会出现几种可能:、有这写官职,抄写简略了。宣议郎写成宣义,参知政事写成知政或把资政写成知政,把提举或提点与都督合起来并称提督,把万户写成万户侯。、把职位的官名,在修谱时候依据当时的称呼写上。是否把明清的提督,元朝的万户的官职作为记载。、可能是宣议郎、巡检为真,其余失真。、可能从江南提督证明为从军为真,其余皆失真。全部都不是官,只是一个逃散的兵或平民。

   4.1,历史上出现的类似官名

   宣议郎、参知政事、资政、提举、提点、都督、提督、万户、巡检这些官名与宗谱以及墓碑上记载的有相似或相同。

   4.1.1,万户、巡检

   万户源于元朝。食邑万户以上,号称“万户侯”(汉代侯爵最高的一层)。《元史.百官志七》:“诸路万户府: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正三品,虎符;副万户一员,从三品,虎符。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虎符;副万户一员,正四品,金牌。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虎符;副万户一员,从四品,金牌。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每府设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一员。镇抚司,镇抚二员,蒙古、汉人参用。上万户府正五品,中万户府从五品,俱金牌;下万户府正六品,银牌。……”。

     巡检司始于五代,盛于两宋,金及西夏也有类似设置。《文献通考卷五十九,巡检》:“宋朝有沿边溪洞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皆以才武大小使臣充,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元因宋金遗制,所设巡检司主要为州县所属捕盗官,另有京师、沿海、蛮夷地区的较特殊形态。在元代官署中,巡检司是品秩最低的一种。但因澎湖巡检司之设,以闻名通途,颇为世人所瞩目,而且在宋元明清巡检司系列中社区捕盗官属性最为典型。巡检司为中国元朝、明朝与清代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该组织于元朝首创时。元朝巡检一职,最早出现于至元七年(1270), 《元史。卷八十三,选举三》大德四年(1300)元政府就规定:“诸职官子弟荫叙……正六品子,于巡检内用。”以上说明,虽然巡检仅为九品官,但一些没有官品的令史、宣使、书吏、库吏需要通过做巡检任满,才能升任更高的官职,一些品官子弟也要通过巡检承荫入仕,巡检成为元代一些吏员、官宦子弟升迁的一个重要途径。《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元代在县一级行政系统设立巡检司,每县设置一处,置巡检一员以统之。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由于社会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巡检司的设置就不拘此例,《滋溪文稿。卷六》:元朝以学官选注巡检,目的是为了解决学官升转困难的问题。元政府实行了一些措施,如规定,学官升转,年龄五十五岁以上的优先选注等,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官的壅滞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学官的俸禄是从地方儒学学田收入中支付的,学官在职时可以得到俸禄,三年任满后,由于升转的壅滞,需要待职数年至十数年的时间,巡检虽然条件艰苦,但毕竟有一定的俸禄,更为重要的是,巡检期满后,可以升任高一级的儒学教授从而摆脱了学官升转的泥潭,在宦业上更进一步。元人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十,送廖信中序》:“近年选部患儒选之壅,凡应得儒学教授者,许注各处巡检,而其地皆岭海之乡,边鄙之境。夫以章甫缝掖之皋缓,一旦使之驱驰弓马以戢奸捕盗为事,疑若失所宜。然此例一启,趋之者纷纷曾不以为怨苦,何也?夫既不甘于淹滞,而幸其变通,则又岂敢辞劳避远哉!”。元朝至治初年以后,学官纷纷做巡检的现象,元朝中后期,学官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拥塞现象。以学官做巡检,是中国制度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儒者之为学官,由县而州而路,积百五十月始入流选。其迁调之淹,需次之久,近者二十余年,远者或三十年,而其人亦老矣。朝廷知其然,略更其制,愿为巡徼官者听,南士调广海,中州士调江南。”

   可见,元朝的巡检是学官三年满后为了摆脱升转的壅滞和长期的无俸禄且为了升任高一级的儒学教授,而当的九品官。

    洪武元年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在许多州县内还设有多处巡检司。卫所不可能遍布广大乡村。巡检司制度弥补了卫所制度之不及,归当地州县管辖,巡检统领相应数量的弓兵,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明代的巡检司尽管品秩不高。

   4.1.2,提督名出宋、官名始于明,武职在清设立  

《明史·职官志五》、《清通典·职官十六》、《历代职官表·礼部会同四译馆·提督》记载提督为武职官名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也称提督江南昭武将军府)。提督通常为清朝各省绿营最高主管官,称得上封疆大吏。明时有提督京营戎政诸职,多以勋戚大臣及太监充任。 清时于重要省份设提督,职掌军政,统辖诸镇,为地方武职最高长官。亦用于武职以外官员。如明有提督会同馆主事、提督四夷馆少卿, 清有提督学政、提督四夷馆等职。其专用提督二字为官名者,则限于武职。负责统辖一省陆路或水路官兵。提督为武职官名,其制始于明,但当时并非固定之职官名称,不设员额,亦不常置。明嘉靖间京营有提督总兵官,旋改为总督京营戎政。隆庆初,仍以总督为提督,后又增至六提督,旋改称总督戎政。各省巡抚、镇守总兵官常加提督军务、提督等衔。明提督多见而非正式官名。仍受总督或巡抚节制。

     江南提督:至万历时(1573~1620)始为专设之官。清因之。清顺治二年(1645年)由苏州总镇统兵驻松江后,即建立江南提督衙署于松江(也称提督江南昭武将军府),管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各绿营兵营的军务。

    于各省地方额设提督十九人﹐统帅所属绿营官兵。是一省绿营最高级军官。有直隶﹑福建﹑湖北﹑陕西﹑甘肃﹑新疆﹑四川﹑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兼辖水陆提督者﹐江南﹑浙江各一人﹔其以巡抚兼提督事者﹐有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五人。另设外海﹑内河﹑长江﹑福建﹑广东水师提督各一人。每省置提督军务总兵官一员(福建设两员,陆路、水师各一,另晚清加江北、长江水师二提督),简称提督而所属有镇、协、黄、汛各级,其直辖部队称提标。清学政以提督某省这政为全衔,此提督与明代同,非正式官名。

   顺便一提的是总督。 总督是一个或者是两个省的长官,比巡抚大!两江总督,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江苏(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由于清初江苏(含今上海市)和安徽两省辖地同属江南省,因此初时该总督管辖的是江南和江西的政务,因此号两江总督。清每个省设一名巡抚,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长官。总督权力比巡抚大得多,但与巡抚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督和巡抚都是对上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同的是总督可以管数省,侧重军事,巡抚只管一省,侧重民政。当时全国设八大总督,分别为直隶、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总督。这就不难看出浙江事实上是归闽浙总督管的。两江总督管辖的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正式官衔督办两江(即江南省和江西省)地方提督军务 、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两江总督前身为顺治四年所设置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总督府驻江宁。 顺治九年,总督府一度迁往南昌,改名江西总督,不过很快恢复旧制。顺治十八年和康熙十三年,江南、江西两度分置总督,康熙四年和二十一年两省同归两江总督管辖。康熙元年,操江事务划归江南总督管理。康熙二十一年仍合,正式定名为两江总督。雍正元年,授与历任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之官衔。道光十一年起,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1687-1688 董讷山东平原人为第六个总督。

   提督作为官职,在宋朝元朝没有出现,倒是先在宋朝的出现提督的说法,是提调督查的意思,不是官职,也不是官名。宋 周煇 《清波别志》卷上:“先师实隶 安济坊 ,坊元在 众安桥 ,迁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无提督,纵多生全,亦无以激劝”。

    4.1.3,参知政事为宋正二品官,资政为正三品

   《宋史。志第一百一十四 职官一》“建炎中兴,参酌润色,因吕颐浩之请,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     

   《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一 职官八(合班之》绍兴(宋高宗赵构1127年登基,年号建炎,1131年改元绍兴,从此一直用这个年号直至1162年(绍兴32年)禅位给孝宗。)以后合班之制…… 诸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知政,同知枢密院事,太尉,开国郡公,上柱国,为正二品。……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上护军,为正三品。……

4.1.4,宣议郎在宋为从八品

《志第一百二十一 职官八(合班之》诸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为从八品。

此外,带有宣字的官名有:宣奉(正三品)、承宣使(正四品)、宣正(正五品)、宣庆(正六品)、宣政(正六品)、昭宣使(正六品)、合门宣赞舍人(从七品)、宣教(从八品)。

4.1.5,提点与提点刑狱

提点:宋始置,寓提举、检点之意。掌司法、刑狱及河渠等事。 金近侍局置提点。 明光禄寺尚饮局有提点大使之职。 清废。

提点刑狱司 官署名。是宋代中央派出的“路”一级司法机构,简称“提刑司”、“宪司”、“宪台”。监督管理所辖州府的司法审判事务,审核州府卷案,可以随时前往各州县检查刑狱,举劾在刑狱方面失职的州府官员。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始于诸路转运司置提点刑狱司,后设专司。掌本路郡县之庶狱,核其情实而覆以法,督治奸盗,申理冤滥,并岁察所部官吏,保任廉能,劾奏冒法。设提点刑狱公事为长官,兼以文武臣充任。南宋又设干办官。孝宗乾道八年(1172),又兼催督经总制钱。金朝亦置,掌监察官吏,体察廉能赃滥,以行赏罚。兼掌劝农、采访、管领屯田及镇防诸军。设于中都西京路、南京路等九路,统称九路提刑司,设提刑使、副使领司事,秩正三品、正四品。下设判官、知事诸职。因职权极重,号称“外台”。承安四年(1198)改称按察司。

    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三 职官十(杂制)》: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 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

   《宋史。志第一百二十四 职官十一(奉禄》:宰相,枢密使,月给薪千二百束。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权三司使,四百束。三部副使,枢密都承旨,一百五十束。枢密副都承旨,中书提点五房,一百束。开封判官,节度判官,薪二十束,蒿四十束。开封推官,掌书记,支使,留守、节度推官,防、团军事判官,薪十五束,蒿三十束。留守判官,薪二十束,蒿三十束,防、团军事推官,薪十束,蒿二十束。 

    《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五 职官十二(奉禄》:诸路提点刑狱,劝农使、副,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二十千。

4.1.6,提举、都督

    《宋史。志第一百一十四 职官一》建炎中兴,参酌润色,因吕颐浩之请,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修政局置提举,军马置都督,并以宰相兼之……大观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于是文阶始备。……继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而文武官制益加详矣。

   《志第一百二十三 职官十(杂制)》: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 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

    4.2董隲公宗谱与墓碑官职的粗略分析

   4.2.1,笔误的分析

   由于江南提督、两江总督、万户是宋朝之后出现的官职官名。董隲公的儿子列明朝的官,那期孙子出现的是元朝的官?既然是宋之后的官名,则不可能作为笔误,只能以宋朝时期的官名类似才可能作为笔误,就会有:

    若按笔误分析,、把宣议郎(从八品)作为没有存在的宣义,且列为二品官,那么,二品则是与宋朝的官阶不一致的;尚若八品官,可以对应现代的副县级,比如副县长,公安局长等。

、把“修政局置提举,军马置都督,并以宰相兼之”中提举、都督误做一官职,宰相兼,变成提督。

、把参知政事写成知政或把资政写成知政,参知政事是正二品,资政是正三品。

但是,这些显赫的官职,宋史没有记载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地方志当中,这应该排除提举、提督、参知政事、资政属于笔误。

    只有把宣议郎(从八品)作为没有存在的宣义属于笔误。结合宗谱余墓碑记载的官职来看,把之后的官名也列上,整体看,这些官职全部值得怀疑其真实性。要是有一点真实的官职话,也许就只有董隲公为从八品宣议郎,不是二品官。

    4.2.2,错误把宋朝之后的官名罗列

   从出现的官名中,江南提督秩从一品属于清朝的官职,万户当作万户侯误解。这样的官职,特别是江南提督(也称提督江南昭武将军府),不可能不出现在宋史与地方志。撇开江南提督属于武职,把他作为军中人员,那么,有从军出走避难的可能性。

   万户是武官,巡检是元朝的巡检是学官三年满后为了摆脱升转的壅滞和长期的无俸禄且为了升任高一级的儒学教授,儒学教授不是武官万户,而万户中也只有“下万户府正六品,银牌这些官品低的不入正史记载,地方史也应该有记载的。因此,时升万户侯或万户,我认为是难以确信的。

   江南提督或两江总督都是高级大臣,都没有董異任职江南提督董隲公的儿子不可能任职明清的官职,那孙子任职元朝官职且没有记载的官职,宋史、元史、明史也都没有记载这些姓名,那整体上是难以令人相信任职这些官职。尚若以董隲公为笔误,为从八品的宣议郎还可能值得考虑,或者说董隲公为宣议郎,就容易令人接受事实。

    5、董骘公迁徙的分析

   以可以说得通的董隲公为宣议郎,其他宗谱记载的官职,如上考证,个人认为暂不予采信。但从江南提督分析,出自军中出走避难。至于见到外姓祖墓碑也写有宋朝提督,应该是在清朝时期修墓所致。

首先,董隲公为宣议郎不是主要官员,没有朝廷严格的迁徙控制的便利条件。其次,其儿子在军中,从蒙宋三次大战的着眼点,而从至元四年(1267,咸淳三年)到至元六年1269咸淳五年之间的“襄樊之战”宋军被俘、逃散,结合董隲公的儿子在军中,出走回到南雄府宝昌县沙水村,作为从八品的宣议郎董骘公,也就带着全家迁徙,也正符合董隲公迁徙在咸淳初年(我以1265年~1269计)。到文天祥时期,至元十五年(1278)元军越大庾岭入广东,取英德(今属广东),占领广州,十六年(1279)全歼宋军。董骘公不得不再次迁徙。

   那么,此前,董骘公是什么时候到南雄无法考证,毕竟从逃避金兵的杀戮、靖康二年金军攻破东京烧杀抢掠、“建炎南渡”金兵侵扰、隆祐太后被追杀、“开禧北伐”宋朝战败,直至至元十三年(1276)宋恭宗赵显率百官于临安降元,大规模迁徙南雄。最关键的是在咸淳初年之前,是因为躲避战乱,还是因为假如农民起义被镇压而逃逸?宗谱信息简略,无法考证了。

但是,从北方迁徙南方的移民的原因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迁徙不是一次,而且是多次,这就无法肯定一个姓氏的迁徙只有一个人或者只有一次迁徙到南雄;从多姓氏“罗贵等9733姓集体南迁”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绍兴元年(1131),也不是与董骘公迁徙是之后的事情处于同一时期,都没有记载在南雄的有关记载之中,无法断定先祖源于何处。罗贵等33姓之中没有记载有董姓人氏迁徙,不等于以后没有董姓人迁徙到南雄;同时,从北宋以来近三百多年间,有资料可查的迁徙达 130多次,没有资料记载的呢?哪就不止130多次,应该更多次。从罗贵等33姓迁徙以后,将近100年间,不可能没有迁徙,何况战农民起义被追剿,必定存在其他的迁徙。然董骘公迁徙完全与蒙宋战争的状况基本吻合。

假如董骘公不是从八品宣议郎,而是普通百姓,那其本身的籍贯源于何处,就会因为资料缺乏而难以考证。也不会在绍兴年间湖南、江西、福建的农民起义迁徙,毕竟起义时间早于咸淳年间一百多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军中人员、二是普通百姓。其先祖源于何处,就更加难以确定了。

董秋明宗亲2016年5月15日深夜与我探讨:“上次南雄分析我始祖乃玮公十四世孙癸四郎!现在分析玮公子孙八郎” ,说实在,我习惯于传统思维,思维空间过大真不是我的能力所及。 我粗略比对董玮约在1030年由荐举任南雄刑曹参军与董骘公咸淳初年(1265年~1269年)迁徙的两个时间。假定同是一个玮公后裔,相距几世会出现世代间隔悬殊。依据宗谱记载,孙八郎为董玮的十三世,(1265-1030)÷12=19.59近似20年,若5~6世可能性会大,而十三世的相距在20年之间间距,如此紧凑,可能性很小;毕竟,相距十几世的,基本接近世代间隔平均数30年一世,一般在27~31之间。同样,癸四郎,乃玮公十四世孙,(1265-1030)÷13=18.08近似18年。就更加短的间隔了。关键点能否确定从开宝元年(968)到董骘公咸淳初年迁徙只有唯独一个董姓的董玮迁徙到南雄,就难以考证了。假如董姓只有一个迁徙来,那就可以直接确信无疑。

    “郎”在宋朝与作为名字的郎不同,是官职名称。《宋史·职官志一》:“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志第一百二十三 职官十(杂制)》:“绍兴以来,士大夫多流离,困厄之余,未有阙以处之。于是许以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续又有选人在部无阙可入与破格岳庙者,亦有以宰执恩例陈乞而与之者,月破供给。 非责降官并月破供给,依资序降二等支。……承事郎换忠训郎,宣义郎换从义、秉义郎,宣教郎换训武、修武郎,通直郎换武义、武翼郎,奉议郎换武节、武略、武经郎,承议郎换武功、武德、武显郎。朝奉郎换武义、武翼大夫,朝散郎换武节、武略、武经大夫,朝请郎换武功、武德、武显大夫。”可见,官职的郎与姓名的郎是不同一个意思。

宗谱研究,的确很艰辛,却又因资料匮乏,无法细致考证,难免出现错漏。有感于个别董氏大师的直觉判断,加上我这初稿的字句还没有圆润,就当作私下的不公开交流吧。

参考文献:

    、《宋史》职官部分;

    、《元史》职官部分

    、《宋代官制辞典》

    、《宋代官制总论》

    、《南宋的官制》

    、《各朝代的官职与俸禄》

    、《简明广东史》

    、《南雄文史》

    、《台山县乡土志》

    、《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

      201651814:20荷香月暖   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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