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 左德起
所谓“司法中的人”，就是那些在司法领域摸爬滚打、从事第一线法律工作的人。他们在法律的道路上或浸淫多年，或初出校门。他们都曾有过自己关于法律、关于正义的梦想。但就大部分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律人而言，曾经满怀的法治激情在现实中大多消磨殆尽，所谓的“法治情怀”最终仅是生命里曾经的过往，而今只是养家糊口的手段。我的很多学生兴致勃勃地踏入社会不久后都会跟我说，“法律这个行业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法院的工作连轴转，律所加班是家常便饭，当了警察不是通宵加班就是24小时上班，工作之余只想好好放松一下，一点看书的心情都没有，更别说深入思考司法体制改革这种与自己内心相去甚远的事情”。这种说法不可能代表所有的“司法中的人”，但的确是我们这个“法治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部分现实。
我们一直在提倡“要法治，不要人治”。可是在实现法治的进程中，“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司法的良好运作也必须依靠实实在在的“人”，“法治”的前提是“良法”，但“法治”的参与者和承担者必然是“人”，只有建立符合人性规律的法律和司法机制才能现实地达到“良法”所追求的效果，否则中国的司法始终将在“堵了这个窟窿，冒出更多个窟窿”的怪圈中转悠。
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中国法官目前的数量应在20万人左右，13亿人口中约6000人有一个法官，相比美国每万人约1个法官、日本每十万人约2个法官、英国每十万人约1个法官，我国法官的绝对数量及占人口比例均高居前列。但我国一线办案法官却始终处于工作高压、案件积压的状态，每年实际办案数量大都在200件以上。而以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法院系统共审结11489515件案件，平均每名法官的结案数约为57件，与一线法官的实际办案数量相差甚远。之所以存在上述数字上的巨大差异，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法院系统存在着诸多具有行政头衔且经验丰富的法官并不实际办案。另外，现在一些法科学生选择毕业后进入法院或检察院，以期在积累一定人脉后跳槽律师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直接反映出法官、检察官这样的专业性公务员在薪资待遇上与其工作内容、工作付出的不对等性。鉴于法官是手握“正义之剑”的司法中心，在未来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应从“法官”首先作为一个人、其次作为法律人的角度，提高法官的待遇、赋予法官之间的平等性，切断法官的“升官发财”之路，“下放”所有法官直接参与办案。
律师的职业风险主要集中于刑事案件，稍有不慎将使自己面临身陷囹圄的刑事风险，使得不少初级律师不愿选择刑事辩护作为自己的执业方向。而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律师表现得再好、理由再充分，司法潜规则的盛行也会使得其理由获得最终判决认可的几率降低。这一困境使得很多律师不得不选择放弃刑事辩护，选择收益高风险小的民事经济诉讼代理。这不仅是律师的策略性选择，也是司法的悲哀。而司法改革更需要律师的有效参与，律师不应仅仅受到一纸空文的法条保护，更需要建立律师执业风险制度、确立司法中的律师地位和价值。
在未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司法公开”的深入推行——使得“司法中的人”的职业化水平在“司法公开”中接受社会的检验，尤其是“司法公开”后，法院裁判文书的公开，必将暴露出的不足也将接受大众的审视。因此，这项改革促使将“法官”的裁判放置在大庭广众的视野，必将通过对“法官”的阳光化裁判改革，倒逼整个社会秩序不得不严格按照法律和“善良风俗”的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虽然是加大了以法官为首的“司法中的人”的社会压力，但对于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职业操守，乃至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都具有提纲挈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撬动杠杆”的作用。
正如同改革初期的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和改革中期“国有企业改制”部分工人下岗自谋生路，以及新近涉及的“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分流”一样，改革到了攻坚期，必定要越发进入核心部位的改革——司法机关，这一系列国家核心部门也必然要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历史性重大变革进行相应的改革。在当前重大的司法改革中， “司法中的人”必须承担这一改革挑战，并接受现实的考验和“保优汰劣”的嬗变。在改革的阵痛中，塑造出“精简高效、公正可敬”的司法队伍，从而成就“法治中国”的崭新时代，赢得整体法律职业的尊严和地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