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
“公民”作为一个政治和法律概念，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所谓的公民，是指能够参加公民大会和司法审判活动的成年男性公民。可见，自产生之日起，“公民”就是一个与一定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相联系的概念。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建立，臣民取代了公民，成为封建社会的“原子化”的个人，公民概念也就退居到历史的幕后。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伴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公民概念又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了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基石。近代民主国家建构的第一要义就是全体国民要形成基于公民身份的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吉登斯把公民权利视作是民族国家的基础，因为“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逻辑关联。”[6]与此相适应，公民身份这一概念也获得了日益丰富的内涵。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Thomas Humphrey Marshall)把公民身份看作是由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构成的集合体。他认为，“公民的要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政治的要素指公民作为政治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社会的要素指从享有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现行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7](P1)。但是公民身份及其相应的个人权利并非是西方社会的固有传统，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逐渐得以完善的，其发展的顺序依次是：公民权利形成于18世纪，主要体现在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等方面；政治权利形成于19世纪，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组织政党等方面；社会权利形成于20世纪，主要体现在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障等方面。公民身份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公民身份认同并不是自动生成的，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特别是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由于公民身份以及与公民身份相关的民主制度、民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内生的，要在社会成员中养成公民身份认同，就必须依赖于公民教育。“有效的公民身份依赖于一种严格而可行的公民身份教育，正是这种教育启示了个体的公民权利与责任。”[8](P1)
无论如何定义，公民教育都是关涉公民资格或公民身份的教育，是国家和社会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设施对社会成员实施的旨在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知识和公民品德，培育合格公民的教育过程。公民教育首先要培育国民的公民身份认同，这种认同要求国民要合理地界定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国家认同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感。在此基础上，公民教育还应进行公民权利与义务平等性的教育，任何公民不分民族、信仰、职务高低等社会差别，都是国家平等的一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
如前所述，公民身份认同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心理基础，因此，强化公民身份认同是促进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必然要求，而公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则有赖于公民教育的推进。因此，多民族国家应大力改善和推进公民教育，不仅要改革公民教育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还要大力改革公民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使公民教育回归公民的生活世界，贴近公民的日常生活，提升公民教育的吸引力。公民教育还要善于运用不同民族的教育素材和资源，注意从民族文化中吸取公民教育的有益成分，促进公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推进族际政治整合。
四、多民族国家公民教育的内在张力
公民教育旨在促进国民形成公民身份认同，就其实质来讲是培养合格公民或“好公民”的教育实践活动。公民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没有现代国家，也就无所谓公民。很显然，对国家而言，合格公民或“好公民”的条件都是一致的，其主要内涵表现在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具有平等的权利义务意识、民主自由意识、法治意识等等，并且要有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所必备的技能，具有公民美德。但问题在于，在多民族国家中，公民是分属于不同民族群体的，具有不同的民族身份。这就决定了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面对多样化的民族背景，这使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很显然，公民教育要求化约不同的民族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等多样性的认同意识，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但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民族身份，又决定了社会成员身份意识和认同意识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民族关系复杂的社会中这一情形更为突出。因此，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处理好“一”和“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重大挑战。具体来讲，多民族国家公民教育面临的内在张力有：
(1)公民身份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内在张力。从理论上来讲，公民身份主要关涉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民族身份则主要关涉社会成员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公民身份是一种法律关系，而民族身份则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甚至血缘的”关系，公民身份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之间似乎是泾渭分明，并不产生矛盾和冲突。但人类的认同意识具有复杂性，它是认知、情感与意向的统一，当各民族在国家中的实际地位和各民族成员对这种地位的认知不一致时，公民身份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就会发生矛盾甚至冲突。
(2)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内在张力。西方国家的国家建构大体是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逻辑展开的，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西方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边界和民族的边界大体一致”，这样，对西方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也大体是重合的，基本不存在内在的矛盾。但在后发多民族国家，情形则大不一样。这些国家在开始进行现代国家建构时，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族群甚至种族集团，这些历史传统、文化、血缘、甚至种族各不相同的集团，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国族”，或者虽则形成了一个超民族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的基础并不牢固，因此，多民族国家往往存在着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当民族关系失调、民族矛盾显现时，这种内在张力更为明显。
很显然，这些内在张力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如何平衡这些内在张力，需要多民族国家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但无论如何，强化各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公民教育，无疑是化解这些内在张力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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