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芳是鲁东南马耳山李古庄进士世家第一位进士。
宜芳字梅村，号在湄，生卒年待考，大清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乡试第六十三名举人，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会试第212名贡士，殿试三甲第81名进士，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任职河南（现河北）临漳知县，历十年，于乾隆九年（甲子，1744）致仕归里，卜居马耳山下李古庄村，里居垂三十年，“怡怡终养，孺慕终身”。
李宜芳任职临漳期间，“以儒术饬吏治，惠爱在民，筑坝栽树，兴学劝农，革一切陋规，不以累民……美政甚多，不能殚述”，有"临漳公"之誉。致仕后则甘居林下田园，“诵读如诸生时，四方来学者踵相接”，留下大量诗歌词赋作品。
由于代远年湮，且缺少历史记载，目前能看到的关于李宜芳等众先贤的文字资料极其匮乏，仅有的些许零星记载甚至片言只语，也都分散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之中。为了深入挖掘积累马耳山地域文化，追慕先贤，传承文脉，特开此专帖，点滴汇总与积累有关资料，以方便品读赏鉴。期待有从其他渠道掌握有宜芳公等众先贤更多资料的朋友，不吝共享珍贵信息，善莫大焉！
一、马耳山下李古庄李氏家族概要情况
李宜芳公世居马耳山下李古庄村。其第一代始迁祖讳兴，相传由凤凰庵（待考）迁来；一世兴公生一子栾；二世栾公生二子逢春、遇春；三世逢春公生二子德华、德藻；四世德藻公生一子质秀，是为宜芳公之祖父。
至质秀公时，李氏家族已经发展为马耳山后之地方大族，广置田产，人丁兴旺，家道初兴。乾隆版《诸城县志》专门有质秀公传略，记载质秀公”年弱冠失怙，葬后庐于墓，朝夕哭。里人欲上其事，质秀曰：父生时无以为养，恨冒孝子名乎？“
质秀公生二子符祯、符祥，家道日隆。公农桑之余，渐重诗礼传家，功名报国，家中乃延师立塾，族中子弟全部送学读书。公课子教孙之际，尤重仁德立世，且身体力行，为人楷模。公曾购得邻人旧屋三间，已一年有余。拆迁翻盖之时，从所购旧房墙内拆出一坛，内装散碎银两制钱若干，另有白金八锭。按当时市价，一两白银可购大米一石（约400市斤），八锭白银按八十两算，对于一个普通农耕家庭来说，堪称一笔巨资。面对如此意外之财，质秀公不为所动，乃命人知会原来卖家。卖家诉说其为祖上积攒之物，质秀公于是命其全部取回，分文不留。其慷慨义举盛传乡里，并载入当时地方志书。后来质秀公二孙宜芳、宜蕃双双金榜题名，且世代簪缨不绝，乡里无不相传乃祖上仁德之庇荫，在马耳山后传为美谈。
宜芳公即质秀公之嫡孙、符祥公之长子，在家族中第一位高中皇榜，开创了李氏家族科举世家、功名报国之先河。
可惜天命有年，质秀公并未亲眼见到其嫡孙宜芳公高中皇榜之盛。至雍正十三年（1735），宜芳公赴任临漳之时，质秀公已辞世数年，惟公之夫人刘氏在世。是年，朝廷按例貤赠质秀公为文林郎，夫人刘氏封赠为孺人。
宜芳公之父讳李符祥，字瑞只。据乾隆版《诸城县志》在其次子李宜蕃传略中记载，“符祥性仁孝，好施，兴教。宜蕃兄弟读书甚力。宜蕃举于乡而祥符没”，以此推算，则祥符公没于乾隆六年（辛酉，1741），时年宜芳公53岁，正位于临漳任上。
二、宜芳公生平及一般情况
李宜芳公获进士题名、待职十年后，于雍正十三年赴京参加任职考察。按当时惯例，首次选用或离职起复后的官员，都需要经过吏部的考察选拔，并向朝廷呈报一份履历奏章。幸运的是，从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中，找到了宜芳公亲自撰写的履历奏章。研究一下奏章便可发现，虽为上奏朝廷之履历，实为宜芳公任职前的表态或感言。通篇文字以骈文写成，虽囿于当时的规范与传统少不了谀谳之词，但从中仍不免看出宜芳公经纶之满腹，文思之泉涌。
宜芳公履历奏章全文如下：
臣李宜芳，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人，年三十五岁。由雍正八年进士，分派吏部文选司学习一年期满，候选知县。今掣得河南彰德府临漳县知县缺。
钦惟皇上生知天纵，圣德夙成。治臻于正直平康，悉建极用中之理；光被于四表上下，惟至诚纯孝之心。成宪恪遵，志善继而事善述；新恩广布，仁如天而智如神。
值旷世未有之期，正乘时利见之会。臣海邦下士、山左凡材。幸获科名，又矢奉公之志；初登仕版，未谙从政之方。沐圣恩而俾膺民社，凛官威而益笃靖共。伏念邑令为亲民之官，百里非易胜之任。催科要于抚字，何以利用而厚生；爱养继以渐摩，贵乎兴行而正德。
读循良之传，励志十年；慕冰蘖之风，铭心此日。劝农造士，其纲举而目张；息事宁人，务刑清而政简。凡为职分所攸寄，总期实力以奉行。谨守官常，仰答圣训。永抒葵藿，究难上酬高厚之恩；勉竭驽骀，庶几少效涓溪之报。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臣曷胜感激悚惶之至，谨奏。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根据已经掌握的较为确切的宜芳公履历资料，将其生平年表罗列如下：
△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宜芳公生于马耳山下李古庄村（清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雍正元年（癸卯1723），23岁，乡试第六十三名举人（乾隆版诸城县志等）
△雍正八年（庚戌1730），30岁，庚戌科会试第212名贡士，殿试三甲第81名进士（清代进士题名录等）
△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35岁，任临漳令（临漳县志）
△乾隆六年（辛酉1741），41岁，弟李宜蕃乡试中举；同年，父李符祥亡故（乾隆版诸城县志）
△乾隆七年（壬戌1742），42岁，长子李渠生（李渠年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
△乾隆九年（甲子1744）， 44岁，致仕返乡（临漳县志）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 54岁，胞弟李宜蕃中明通榜进士，授荏平县教谕（清代进士题名录）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56岁，赴京会友；同年，从子李林乡试中举（东武诗存、诸城县志）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57岁，胞弟李宜蕃、从子李林进士题名（清代进士题名录）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 ），60岁，长子李渠恩科乡试中举（乾隆版诸城县志）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 ），61岁，长子李渠进士题名（清代进士题名录）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66岁，幼子李梴出生（清代官员履历档案）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 ），宜芳公辞世，享年73岁（李梴年表，东武诗存）
三、诸城地方史志资料中关于宜芳公情况的记载和考证
地方史志资料是考证古代人物的最基本的依据。但凡科举出身的朝廷命官，一般都会在出生（成长）地方的官方史志档案的选举部分中有所记载，只要正常履职、正常休致，一般也都会有传略；此外，因其为官为宦，其子女、父母、有时候祖父母、或其他亲属也会受到朝廷的封赠，类似的封赠在当地的史志资料中也会有记载。
另外，但凡朝廷命官，只要担任过实职的，在任职地方的官方史志资料中，都有履职时间的记录，正常履职的，一般也都有传略。
一般情况下，上述朝廷命官的出生地和履职地的记载，应该是一致的。但的确有记载不一致的情况，有时甚至差别很大，完全没法互相印证，这种情况主要出在个别任职情况不太正常的官吏身上，但很少见。
此外，官方的地方史志一般都有艺文部分，凡朝廷命官善诗文的，其诗作往往会登载在出生地或任职地的官方史志档案的艺文部分中，也是了解官员生平情况的重要资料。
宜芳公出生地的李古庄村在清代属于诸城地界，因此，有关宜芳公的资料，在诸城官方史志档案中记载较为详细。
1、乾隆版《诸城县志》关于宜芳公乡试中举和金榜题名的记载
《诸城县志-选举-下》（卷二十二）记载：雍正元年癸卯（1723）：李宜芳，字梅村，乡试第六十三名；雍正八年庚戌（1730）：李宜芳，会试第二古十三名，殿试第三甲八十一名，河南临漳县知县。
2、乾隆版《诸城县志》关于宜芳公祖父、父亲受朝廷封赠的记载
李质秀（见孝义传），妻刘氏，宜芳祖。雍正十三年貤赠文林郎（河南临漳县知县），妻貤赠孺人。
李符祥，字瑞只，妻赵氏，宜芳父。雍正十三年封文林郎(河南临漳县知县)，妻赠孺人。
以上质秀公貤赠文林郎，文林郎是清代以前的文散官职名，相当于正七品。朝廷命官的父、祖可以按制诰封为文林郎，享受一定恩荣，但无实职。封、赠指在世受封，貤赠指去世以后的追封。这一资料表明，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即宜芳公正式任职临漳县令的这一年，其祖父质秀公及祖母刘氏均已离世，其父符祥公及母亲赵氏健在。
3、道光版《诸城县续志》关于宜芳公传略
道光版《诸城县续志》刊行于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时宜芳公已辞世60年以上。
传略全文曰：
李宜芳，字梅村，雍正八年进士，授临漳知县。巡抚博野尹会一、布政使文登徐士林谓其以儒术饰吏治，比汉循良焉。蝗集县东鄙，宜芳为文祭祷，即夕风雨，蝗尽死。座右书敬诚两字，与人接，终日无惰容。从子林为汤阴令，宜芳见其寄友人书字迹稍率，寓书责之，林报谢。著述甚多。子渠、梴，从子林。
宜芳公传略中涉及到两人，一为博野尹会一，二是文登徐士林。尹会一字元孚，号健余，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雍正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职，时任河南巡抚。徐士林字式孺，号雨峰，山东文登人，清代有名清官，曾为乾隆帝师，时任河南布政使。尹、徐二人都曾为宜芳公顶头上司。
此外，研究认为，道光版《诸城县续志》关于宜芳公之传略有贬损之嫌。宜芳公治临漳近十年，《彰德府志》评价为“美政甚多，不能殚述“，其治漳惠民事迹比比皆是，绝非一篇驱蝗文所能代表。之所以如此简单偏颇，可能是道光版《诸城县续志》编纂时距宜芳公离世已六十余年，资料散佚所致。当然也不能排除编纂人员思想政策水平问题。
4、《诸城县乡土志》的记载
民国九年(1920)刊行的《诸城县乡土志》对宜芳公及其后人情况也有所记载，但内容较为简略：
李宜芳，雍正八年进士，授临漳知县。大吏谓其以儒术饰吏治比汉循良。子渠、梴，从子林。渠弱冠成进士，除长宁知县，廉静爱民，决狱平恕。梴进士，衡水知县，有政声。林进士，汤阴知县，调祥符，举卓异，授开封府同知。
四、临漳地方史志资料中关于宜芳公情况的记载与考证
临漳指临漳县，清属河南彰德府，现属河北邯郸市。
宜芳公任职以后的临漳县志版本较少。目前能看到的，一是宜芳公履职之前、宜芳公前任知县陈大玠于雍正九年（1731）年编纂的《临漳县志》，宜芳公于雍正十三年到任，因此这一版本临漳县志与宜芳公基本无关。
目前看到的较完整的第二个版本是光绪三十年（1904）由知县周秉彝组织编纂的《临漳县志》，该版本距离宜芳公任职临漳已过去160年之久，但仍然保留了宜芳公较多资料，是考证宜芳公在临漳任职情况的主要依据。
此外还有一个版本的地方志资料，即同治十三年刊行的由知县骆文光纂修之《临漳县志略备考》，涉及宜芳公的资料不太多，但对于宜芳公知临漳县事的评价，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光绪版《临漳县志》关于宜芳公任职情况的记载
光绪三十年（1904）由知县周秉彝组织编纂的《临漳县志》，卷之四《职官》部分中记载：“李宜芳，山东诸城人，进士，（雍正）十三年任，有传”。这一记载与乾隆版《诸城县志》中关于宜芳公祖父、父亲受朝廷封赠时间的记载完全相符（任职后封赠）。
宜芳公雍正八年（1730）中进士，雍正十三年（1735）年任职，期间有五年时间的延宕，这十分正常。清代中期以后官多位少，绝大多数官员在获得功名以后，都有一个较为漫长的等待实缺的时间。少则二三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有的举人甚至等了一辈子，都没等到实缺，也就是有官员身份，但没当过官。相对而言，进士出身的官员等候补缺的时间会稍短一些，因此，宜芳公等候实缺时间五年，尚属正常，
2、光绪版《临漳县志》关于宜芳公传略
光绪三十年《临漳县志》关于宜芳公的传略。该版县志刊发时，宜芳公已辞世130余年。因此，该县志对宜芳公的传略，实际上取材于彰德州志。传略文字不长，但内容相对较丰富。其原文为：
李宜芳，山东诸城人，进士。详免漕米豆四千余石，请豁租课地二百顷，赔米河滩地四十三乡顷，革一切陋规，不以累民。筑坝载栽树，兴学劝家。美政甚多，不能殚述（府志）。
该传略内容对宜芳公履职近10年做了简要评价：“革一切陋规，不以累民。筑坝载栽树，兴学劝家。美政甚多，不能殚述”，另外对宜芳公向上司和朝廷客观反映民间疾苦，积极申请减免皇粮国税，做了具体记载，给予了较高评价。相对于道光版《诸城县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找到《彰德府志》原文，没法对原文内容做进一步了解。
3、同治版《临漳县志略备考》关于宜芳公有关情况的记载
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的《临漳县志略备考》，由时任知县骆文光组织撰写。该版县志虽非面面俱到，但对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证和记载，并提出了独到见解。涉及宜芳公的是一桩临漳史上的奇案，即“柳园苦案”。
所谓柳园苦案，指临漳县自古深受漳水之害，几乎岁岁成灾，年年有难。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漳水上游在距离临漳300余里的涉县，有一官宦人家郭太师，其家花园内有株几人合抱的三川柳。一年漳水泛滥，将郭太师的三川柳冲走了。郭太师于是派人沿河寻找，最后在三百多里外的临漳找到了。于是指该柳为涉县柳，该地则为柳园地，该处小镇更名为柳园镇，三川柳落地的村庄则更名为涉县庄，该村庄五十顷一十九亩四分九厘六毫的皇粮国税，也应该由临漳县承担。慑于郭太师淫威，如此荒唐的要求，居然真的落到了临潼人头上，年年要为涉县向国库缴纳这笔钱粮，折合白银二百八十六两二钱六分五厘四毫。这笔钱被摊到了临潼全部老百姓头上，大约占全县土地税总额的5%，而且年年上缴，岁岁承担，一直持续了五百年，临潼人怨声载道，也不时向朝廷反映，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弄得临漳人苦不堪言。
这事直到清顺治四年，时任临漳县令王象天多次上疏，鸣冤叫屈。后来王象天升任太仆丞，借在朝廷当差之便，更加大力度向朝廷反映，终于有了一丝转机。但事情办理极为复杂，过程更是曲折转寰，省府州县都拖了进去，最后完全走了样，不但没有减轻临漳负担，反而把涉县安阳都弄成了垫背的，大家都一块上空头税、纳冤枉粮，弄得周边各县一片叫屈之声。
再到后来，直到雍正后期、乾隆初期，也就是宜芳公到任临漳的前后，才真正有点进展。宜芳公前任陈大玠胆识过人，铁了心要解决此事。几次三番上书条陈，终于又使此案有了转机。前有陈大玠公发端于前，后有李宜芳公继之于后，终于在乾隆二年，即宜芳公到任第二年，终于拿到了圣旨，减少了一部分钱粮负担，具体数字为“四千三百五十五石三斗七升二合”。
几百年积年苦案终于有了初步结果，宜芳公十分欣喜，乃在旧县志后补了一段文字，该段文字在同治十二年《临漳县志略备考》中得到了正式记载。全文如下：
“临漳县额征本色正改兑正耗，并德州仓及润耗，共米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五石一斗五升四
合五勺七抄。乾隆二年九月奉旨减运四千三百五十五石三斗七升二合，每石折银八钱，共折
征银三千四百八十四两二钱九分七厘六毫，随地丁项下征收解部。仍征本色米七千五百七十
九石七斗八升二合五勺七抄。乾隆四年知临漳县事李宜芳补订。”
这段文字中数字较多，且文言文不太直观，但对比一下，就可以看清楚了：原来临漳全年皇米国税11935石，乾隆二年九月起，减少4355石，一下子减少了36.5%，即三分之一多，这对一县老百姓来说，无疑于凭空而降之大喜事，减少了多么大的负担——当然，这一功劳主要应归功于历任关心老百姓疾苦的地方官员，尤其是王象天、陈大玠等，也包括宜芳公。宜芳公到任两年期间，承前启后，接过前任陈大玠未竞之事，以老百姓利益为本，抓住机会积极向上司和朝廷反映老百姓疾苦，为老百姓利益奔走呼吁，才使这一苦案的结果得到了初步落实。
但在后来的有关记载中，宜芳公的历史贡献被忽略。因此，《临漳县志略备考》的主要作者骆文光公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临漳县志略备考》李宜芳公的上述记载后，骆公加了一条《批廪生陈其善等呈诉河占沙压空粮漕豆之害》，其中写道：
“至漕米溢额，王公（注：指王象天）欲减而未能。后经陈公大玠历陈苦累，奏减漕额四千三百余石。吕乐天《衡漳考》 内曾经载入，且以陈公有此恩惠，而不得占名宦一席，引以为歉。而府县志书皆载李公宜芳详请酌减，然吕乐天《衡漳考》归功于陈公大蚧，绝未叙及李公宜芳。”
“盖前项酌减漕米，乾隆二年奉准，尔时陈公已内升京职，大约陈公力请于前，李公继请于后，吕乐天著书纪实不致有讹舛也。今城隍庙有王陈二公生祠，无李公名位者，想亦当时绅民不肯溢美之意。”
骆文公的意思十分清楚，柳园苦案的初步解决，“王公欲减而未能”，“府县志书皆载李公宜芳详请酌减，然吕乐天《衡漳考》归功于陈公大蚧，绝未叙及李公宜芳”，“大约陈公力请于前，李公继请于后”。
以上历史真实如此。但临漳老百姓为官员建生祠，“有王陈二公生祠，无李公名位”，对此，骆公的解释是：王象天、陈大玠都高升到朝廷做官去了，入生祠没问题。李宜芳公是现任邑候，为其建生祠，有些不妥，“想亦当时绅民不肯溢美之意”。
以上大体上是同治版《临漳县志略备考》中，关于柳园苦案中李宜芳公的情况。宜芳公为临漳百姓全力付出是理所应当，但宜芳公本人高风亮节，并不介意受到历史何等评价。因此，他也不可能在他在位期间，让老百姓为他建生祠、唱赞歌。倒是宜芳公离开临漳之后不久，柳园苦案问题又复杂了起来，骆文光公就此写道：
“所惜者王陈二公加惠临民，不遗余力，乾隆二年始奉核减，及十七年，又奉加派黑豆三干六百石，漕额仍前加重。彼时绅民不敢伸诉一词 以全陈公之大德，可见临民之浑朴无文，由来旧矣！”——当时陈大玠正在朝廷担任高官，尽管“漕额仍前加重”，但临漳官府及老百姓再也无人敢上书一言，就是为了“全陈公之大德”！
窃以为，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当然不是陈公大玠之愿。但毫无疑问的，宜芳公所为，与其他主政临漳的某些朝廷命官之所为，其出发点，着眼点，足可高下立判！
五、关于李宜芳公的传世著作
“十万人家尽读书”，诸城自古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官方、到民间，从社会名流到普通乡村文人，留下的诗歌辞赋数不胜数。仅清嘉庆二十五年（1815），县人王赓言编纂的诗集《东武诗存》，就汇集了元代以后至清嘉庆年间的诗作3500余首。王赓言字赞虞，号篑山，诸城铁沟村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先后任职广信知府、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休致后致力于研究地域文化，搜集整理历代诸城文人的诗作，留下了《东武诗存》这样一部堪称集诸城地域文化之大成的力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东武诗存》对作者的一般情况也尽可能地进行了考证和记载，为后人研究诸城人文、人脉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东武诗存》刊行于嘉庆二十五年（1815），时宜芳公已辞世40余年，宜芳公的作品收入诗集15首（详见本论坛文章：《李宜芳诗作汇集》），并对宜芳公的一般生平情况作了介绍。其文曰：
李宜芳，字梅村，号在澹，雍正庚戌进士，官临漳县知县，有《敬复堂诗稿》。李作哲传公：曾任知县，时以儒术饰吏治，惠爱在民，群建生祠怀其德。因亲衰老请急归，怡怡终养，孺慕终身。里居垂三十年，键户诵读如诸生时，四方来学者踵相接也。
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资料极为珍贵。由于手头只有简体字本，有些文字显然是简繁转换带来的谬误。
关于这段文字资料的解读，有以下几点：
一是宜芳公之别号，非在澹，应为在湄，这有历代影印版县志为据；
二是宜芳公有传世作品《敬复堂诗稿》（具体考证见后）；
三是为宜芳公作传者为李作哲，诸城后营人，廪生。
四是宜芳公休致原因，系“因亲衰老请急归”，且“里居垂三十年”，对于考证宜芳公年表具有重要价值。
另据道光版《诸城县续志》记载，宜芳公著有《敬复堂时文稿》；王赓言《东武诗存》记载，宜芳公著有《敬复堂诗稿》，上述两个说法指的应该是同一部文稿，即《敬复堂诗稿》。敬复堂，应该是宜芳公休致后，为自己的书房所命之名。宜芳公的《敬复堂诗稿》有木刻本存世，刊行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时宜芳公仍健在。目前青岛市图书馆仍保存有该《诗稿》刊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