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是东海镇一个地名。因这里有一个真君大帝庙，庙的周围就叫大帝。有一段时间庙被拆掉了，这里还是叫大帝。本文说的是在大帝宫周围形成的一个墟集。东海周边四乡六里的群众，一生可以不知道县政府在哪里，银行在哪里，但不能不知道大帝墟。大帝宫前两株大榕树，榕树下一个“猪仔町”（猪苗市场），东海人叫“大帝”的地方就专指这一作为墟集的区域，不包括真君一巷二巷三巷这些民居。“大帝”东西走向，长约150米，宽50至80米不等，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是当时东海唯一的柴草市场、番薯市场、农副产品市场，墟日时的猪苗市场。与东海及周边农村群众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
大帝墟是露天经营，榕树下摆番薯，宫的东面摆柴草、乌豆、地豆，最西侧是“猪仔町”。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每天供给群众七两米的指标根本就不够吃，番薯就成了主食的重要补充。几乎家家户户都要买番薯、吃番薯。番薯的交易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城南神冲、崎砂等村的农民挑一担番薯进城卖，途经桥西、保昌寨、金钗社等，这里距离大帝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途，刚好这里的市民也要买番薯，是不是上门好买、上门好卖，在门口拦下交易就省事？答案是不行的。估计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不知当日番薯买卖行情，二是没有或不信任买家提供的测量重量的秤，他们只信任市场的公秤。来到大帝后，作为卖方的农民会审视进场入市番薯的数量判断出当日价格的走向，若是榕树下没几担番薯，那今日的价格会高一点；若是整个大帝都塞满番薯担，今天的价格就低了。俗话说“大到东海”，不论四乡六里的农民挑来多少番薯，东海都消化得了，不会出现卖不了挑回去的。比如今日番薯便宜了，街邻在巷头一嚷，一些本来今天不急买的，有便宜可贪头就去买箩回来。若是到黄昏还卖不掉，那就挑到食品公司的猪场去收购，去多少就收多少，只是价格会低一些。大帝市场一般是一元25斤到30斤，食品的收购价是固定的一元40斤。早市定番薯价就如同现在股市每天的集合竞价，农民也是有大智慧的。
大帝猪苗市场的主要顾客是城里的市民。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当年省下达陆丰全县每年二万头生猪任务，这些肥猪主要是城里居民养的，当时镇内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农村农民只养母猪产猪苗，墟日了就拿到“猪仔町”卖。因此，猪市场叫“猪仔町”，是小猪的专利。而且是有传统的，大帝叫“猪仔町”，还有柑园的二五八墟叫老“猪仔町”，当时都是民居街巷的二五八墟作市场应该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改革开放后，东海公社厂矿蓬勃发展，一些家庭的闲散人员进厂做工，家庭养猪这一行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帝“猪仔町”的业务也少了。
1979年封禁多年的电影潮剧《荔镜记》（陈三五娘）解禁，还未轮到陆丰来播，消息就在东海炸开了锅。当时陆城仅有东海影院和县政府礼堂改造的陆城影院，每个影院满座1100人左右，影片停留在陆丰也就二、三天的时间，机关、国营企业、还有其他乡镇的同志都要来观看，真正是一票难求，更别说公社厂矿的职工了。当时是陈长义主持东海镇的工作，他提出我们自己建影院看《荔镜记》。将大帝的“猪仔町”改建为东海工人影剧院。正月初七兴工，正月十五夜剧院建好开机播放电影（通过“走片”来工人剧院播）。神奇吗？不过剧院的屋顶是竹棚的。当时镇属的几个厂社、工程队同时进场抢建。建筑队平整地基、砌围墙；竹器厂、竹笠厂搭竹棚，播放室的小阁楼也是竹木搭的，木农具厂做座椅。一个星期要做出一千多个座位的椅子，是天方夜谭，但东海做到了。只不过是将一根根长长的松柏楹锯开成两瓣，然后固定在观众席上，座号之间没设栏，没有靠背，座位号就写在椅面上。一场电影看完，屁股粘满了一层厚厚的松柏油。这些都可以忽略，因为心里乐亦。而且东海49家厂社的工人都能分到电影票，有些甚至分到两张，可带家人或女朋友去看。公社厂矿工人的幸福感那是满满的。
东海工人剧院的建成，别说领导干部，就是东海群众、厂社工人都有满满的自豪感。后来各项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改成钢筋水泥的屋顶、靠背座椅、电风扇，不仅有学校、厂矿的文艺节目在这里表演，东海镇还经常在这里召开各种大会，如人代会、年终表彰会等等，这里成了东海镇的文化活动中心。
历史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机普及，电影冷落，东海工人剧院停业。当时多快好省赶时间上马的剧院也成了危房。乡贤钟声坚先生出资将危房拆除，改建成“真君园”街心公园，亭榭石椅、配以绿化花草，成了市民休闲娱乐、晨运、纳凉的好去处。大帝卖番薯、“猪仔町”、工人剧院只存在于“老东海”的记忆中。
静寂与喧嚣是家乡发展进行曲中的两个音符，是美丽旋律中不可或缺的抑扬顿挫。对比当日在大帝愁买愁卖、汗流浃背的人群，我更喜欢今日的宁静。
吴志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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