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两天的甘南之行路上，除了饱览沿途的风景，还看完了《额尔古纳河右岸》。
今晨，吃了早餐便前往扎尕那的润吾沟，开始了六公里的山间徒步。这里游客不多，让我得以沉浸于自然之中，周围石山高耸，绿植葱郁。因前两天下过雨，溪流水量丰沛，水流声哗哗作响，更有大大小小的瀑布飞流而下。
我深呼吸着山林中清新的空气，耳边只有潺潺水声，水流溅起的水花带来一丝清凉的触感。偶尔看到路边草滩上倒下的树木覆盖着的苔藓，这让我想到了小说中的吃苔藓的驯鹿，以及鄂温克族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此刻，我也感受到了自然的宁静与平和。
书虽读完，但还未从小说中完全走出，我便寻找关于鄂温克族的纪录片来看，试图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找到那些人物原型以及背后的故事。
小说中伊莲娜这个角色虽然出场不多，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我”的外孙女，一个热爱绘画的鄂温克族女孩，也是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报社美术编辑，但城市生活的不适应让她选择回到了山林。遗憾的是，伊莲娜最终因醉酒而意外落水，生命消逝于滋养她长大的河流。
伊莲娜的人物原型，是鄂温克族的画家柳芭。柳芭突然离世的报道，触动了迟子建，成为她小说创作的种子。迟子建还曾在柳芭过世后，亲自探望过她受伤住院的母亲。
柳芭是鄂温克族的骄傲，她是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画家。她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成为了呼和浩特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她的画作在国际上获奖，展现了她非凡的才华。
然而，柳芭并不适应都市生活，她感到孤独，她怀念童年和少年时代与驯鹿群相伴的日子，怀念家乡、家人以及山林中以猎为生的生活。这种不适应导致了她的酗酒，也为她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纪录片《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讲述了柳芭的故事，她因此被称为“神鹿的女儿”。她曾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进行专题采访，但不久后，醉酒的她跌落河中，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说中打动人的，还有“我”的两段婚姻，每一段都充满了深情与温暖。这些情感的叙述，或许也寄托了迟子建对与丈夫共同生活的怀念与记忆。
“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夏天，他会捉花瓢虫塞进“我”的裤腰里；冬天，他会攥一把雪塞进“我”的脖子里，把“我”冰得跳起来。每逢下雪，见他握拳而入，“我”便笑着躲闪。拉吉达逗“我”说，说一句好听的话，便饶过我。“我”怕冷，便用温柔的话求饶，让那些肉麻的话融化拉吉达手中的雪。
猎人通常忌讳女人跟随，尤其是女人来月事时，认为会带来厄运。但拉吉达从不忌讳这些，总是把“我”带在身边。
第二任丈夫瓦罗加对“我”呵护且理解。他告诉“我”，不愿意看到跟他在一起的女人流泪。政府希望他们下山时，“我”不愿意下山，问瓦罗加怎么想。他温柔地说：“当然要跟你留在一起。驯鹿是大家的，你是我唯一的！”躺在瓦罗加怀抱中的“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山，而“我”就是一片云。
瓦罗加曾对“我”吟唱自己编的歌，温暖人心。听到这样的歌，“我”把头深深埋进他怀里，就像一只鸟偎在温暖的巢穴里。
清晨的露珠湿眼睛
正午的阳光晒脊梁
黄昏的鹿铃最清凉
夜晚的小鸟要归林
这一首歌词并不华丽，却与小说的结构相呼应。小说分为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上中下三部加尾声。我想，这不仅是结构上的对称，也是迟子建小说设计的巧思。
“我”的原型是玛利亚·索，从纪录片中了解到，她并没有经历过第二次婚姻。迟子建在小说中虚构这样一个形象，是否含有她个人对自身爱情的某种投射，我们无从得知。
玛利亚·索被称为“最后的酋长”，她的人生充满传奇。鄂温克族家庭以男人为主，但玛利亚·索因丈夫嗜酒，当家做主，承担家中事务。她的能力得到族人认可，成为家族长，在敖鲁古雅鄂温克倍受尊重。族人迁居山下后，她依然坚守山林生活，希望将使鹿鄂温克的艺术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讲述这个部落故事的舞台剧在北京上演时，玛利亚·索被请到了现场，感动落泪。
现实中，玛利亚·索子女众多，但不幸的是，丈夫和儿女多因疾病或酗酒过早去世。书中也有写道，“我”的一个儿子因酗酒而死时，“我”甚至没有去送他。“我不想去送懦夫，虽说他是我儿子。”
2022年，101岁的玛利亚·索仙逝，属于她的一个时代终结，但她的故事与传奇被记录流传。
鄂温克人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他们从17世纪中叶贝加尔湖流域游猎迁徙而来。敖鲁古雅，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是他们生活的部落。他们依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被称为“使鹿部落”。
敖鲁古雅人的生活简朴而纯粹，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认为自然赋予了他们所需的一切，无需追求过多的物质财富。他们没有固定居所，以希楞柱为传统住所，随季节和驯鹿的迁徙而迁移。
希楞柱，又称撮罗子，是敖鲁古雅人的传统住所，一种用落叶松搭建的伞形帐篷。夏天覆盖桦树皮，冬天则用兽皮或帆布包围，迁徙时极为方便。顶部镂空，夜晚的星光得以洒入，玛利亚·索曾说：“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
对他们部落而言，驯鹿不是普通的家畜，是朋友和家人，同样是民族图腾与神灵交流的媒介。
顾桃，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与鄂温克族的缘分始于其父亲顾德清过往的一段经历。顾德清曾因工作深入鄂温克族，与当地人共同狩猎、迁徙，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他们的生活。这些记录最初并未引起顾桃的太多关注，直到他在人生的迷茫期，偶然翻阅了父亲的书《猎民生活日记》，在三十多岁的年纪，他突然读得进去山上人的生活了。
这个转变促使顾桃走进森林，去感受父亲20多年前的生活和那些老朋友。这次拜访让顾桃决定用镜头记录他们的生活。2004年起，他开始了对鄂温克族长达8年的跟踪拍摄，留下了珍贵的、真实的影像记录。他说：“当身处森林，我觉得找回了自己的呼吸。当面对这里的人，我感受到的是最淳朴的真实。”
得知顾桃的父亲已去世，玛利亚·索的一个举动足见他们之间的情谊。当时玛利亚·索正在做列巴，她停下手中的活，拿出一副犴皮手套，说这副手套一直是给顾德清留着的，让顾桃带回家。
顾桃有一系列纪录片记录鄂温克部落的故事，包括《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犴达罕》、《雨果的假期》、《柳霞的太阳》等。通过他的镜头，我们得以从个人的故事中窥见民族的文化与变迁，感受那份质朴与真实。
书中不乏朴素却耐人寻味的金句，例如，“人只要不贪财，就不会有什么灾祸。”又如，“生命就是这样，有出生就有死亡，有忧愁就有喜悦，有葬礼也要有婚礼，不该有那么多忌讳。”这些句子让我在读故事的同时，对生活也有更多的思考。
在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的结尾，迟子建引用了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一句话：“这个世界的恶是强大的，但是爱与美更强大。”我想，这正是她作品所要传达的核心。
此刻，再出发的路上，我看着车窗外的草原，长着螺旋型犄角的甘加羊，成群结队，自由地觅食、徜徉，这片草原是它们的乐园。同样，对于驯鹿、对于鄂温克族人，大兴安岭的山林也曾是他们的乐土。
世界不断变迁，但对爱与美，自由与和谐的追求，是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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