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侠老师是新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位丁玲(1900—1986)研究专家。出于好奇和师承,我也成了丁玲的读者。尚老师年轻的时候,总给我们讲丁玲的故事,至少包括两方面吧:感情的事——丁玲男友多,文学的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过斯大林文学奖。
丁玲的故乡常德离吉林省太遥远。湘潭、常德都在湖南北部。湘潭我去过,有一位学弟在那边认真教书;常德我总想去,也只因为老师讲过丁玲。
萧红(1911—1942)游离在革命洪流之外,其实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丁玲在1936年以后“去”了陕北。丁玲是哀她所属的文人群体,也能体谅和感受女性之苦的人。《桑干河上》早已忘却,《莎菲女士日记》从来就没读得进去。但是丁玲对知识分子的反省、对女性命运的反思,永远也不过时。写于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将是中国近代女性史上的重要文献。小说《在医院中》令我感同身受,有人“质问”在上海毕业的年轻女医生陆萍:
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柴米油盐,全是事务,你能做吗?
这种看似平常的语言其实是最值得反省的经典。
回想在东北师大这二十年,我的文学梦(研究和翻译)之所以被唤醒,和尚老师总是讲丁玲有关系,他讲的《菊与刀》或者《日本人》我都忘记了,唯独想知道更多的丁玲,更多的文学,更多的195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的人的苦、累、烦恼和奋斗。尚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曾探索过“李贺的鬼诗”,他大约十年前还在我们面前背诵李贺(790—816)的《梦天》。
有一次迎接客人的宴席,我和尚老师都在座。
宴席的后半段,我提议:“让我们为《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喝这杯吧。”
满座皆惊,客人笑着接茬:“那么再一杯是为《孔乙己》,总共下来……”
鲁迅有多少篇短篇我也说不清,反正《故事新编》是八篇,《呐喊》《彷徨》都超过十篇——断断续续地很多年,我泛读、精读好多遍。
等喝完了“《狂人日记》”,尚老师笑着说:“为丁玲的小说也干杯吧,从《梦珂》开始。”那表情似乎是在欣赏我那点可怜的文学常识。而我,今天竟然有点后悔当初那喝一杯酒的“由头”——没正事儿啊!
“丁玲文学研究会”每年都给尚老师邮寄刊物,我学了日本文学,读了丁玲,读了李贺,还是觉得自己根本赶不上能文能武的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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