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的字型上来看，相比于西方的表音文字，汉字的特点是具有很大的表意性。文字符号是最具抽象意义的符号，也是一种纯粹形式的符号。索绪尔认为:“语言是最复杂、 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相比较语言符号具备能指(声音音响)和所指(概念)，文字符号更多了一种外在的视觉特征，是具体字型的体现，也就是它的能指，所指是具体语境中的意思。
表音文字的产生与事物本身的形象关联较远，在书写上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它的外形书写重在与其他表音字符的区别，其价值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系统，如单词或者句子来确定。汉字与西文的语言符号相比，具备非常强烈的表意特征。汉字是典型的方块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线性书写体现的时间性，汉字的外形有一种空间建筑的美感。汉字书写与所指之间并不能非常任意，在外形上是要参照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的。
赵元任认为，好的符号系统是容易被辨认的，这一点，看似复杂的汉字结构却成为优点，“一旦学会了汉语的文字系统，它的丰富的花样就有助于辨认，这比多次复现同一些少量的要素来得优越”,便于产生、传递和复制。此外，汉字笔划的双向度排列，允许设计机构上的多样性，能够大量节省篇幅，加快阅读速度，符合“好符号”的标准要求。
汉字超强的稳定性使民族文化得以精确地保存，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准确认读古代的文字。尽管汉字的字音由于不同地域的方言有很大差别，“方言之间的差别不亚于法语之于西班牙语，或者荷兰语之于德语。”但是，汉语还存在着文言，历代汉语还形成了“官话”。汉字字符本身具有独特的“空间句法”，字体间架结构在不同的书写体式里有不同的要求。在这一方面，启功先生所创建的书写的汉字学，从体、法、理、趣四个方面总结出汉字书写的规则。
在汉字的发音方面，赵元任在继承前人关于汉语音律研究的基础上，独创语言音乐学，研究音乐和语言声律之间的有机连续性。这一学科是建立在汉语声调和声律独特性的基础上，这与西方的音乐符号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音乐和语言之间，并不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作曲家用符号创作了音乐作品，表演者阅读符号，然后遵从符号进行演奏，声音被创造出来，最后声音效果到达了听众这里。在这种模式之中，音乐成为被传递的“信息”，但并没有展现声音本身的特点。在汉语中，语言和音乐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 们之间更像一个连续的统一体。
汉语有不同于其他语种的“四声”，赵元任在《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中开篇就以岑参的《离别诗》论述了汉语的语调和韵律在象征方面的言外之意。前两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音节都是以迫促的入声结尾，象征冬天到来万物凋零的场景；而后两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结尾以流畅的平声字结尾，象征春暖花开欣欣向荣的万物复苏景象。由于汉语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声调，而不同声调的字在一首诗或者一句话里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字调加在语调的起伏上面，很像海浪上的微波，形成了声音动力非常充沛的语流，是非常优美的语言。
汉语在声音方面的音乐性是非常明显的，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宝贵文化资源。此外，在通讯方面，汉语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每个音节开头和结尾的花样不多，是简单的；汉语既靠语调又靠声调来传递信息，非常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在相对嘈杂的语言环境里，声调还要优于元音和辅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言、诗、情、音、乐、歌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毛诗大序》记载: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声与音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从声符号到音符号，情贯穿其中。二者的结合点是“文”，也就是所有的文字。所以，汉语在声音方面的特征是具有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从汉语符号的语义来看，汉字符号语义形成的途径是联想。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正是由于对象物的存在，符号才成其为“符号”。在汉语的语境下，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符号学有很大的不同，赵元任认为，符号和对象相关的途径是“联想”，而且“这联想的程度愈深，这符号就愈有效”，他以音乐符号来举例论证。符号联想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唤起情感，而美的符号在唤起情感时尤为重要。可以说赵元任对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的界定，具有明显的心理学倾向。汉字由于其字音字形渗透了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字音抑扬顿挫，字形则包含了大量的象征与象形体系，意义生成的过程必然需要更多的联想，甚至可以说这种艺术的特质构成了我国民族文化深层次的艺术与美学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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