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我国甘肃省最西端的县级市，在1987年改为市之前它仅仅是一个小县。可是这个边远小县的知名度却远远超出中州大郡，不但国内海外皆知，更令全国全世界钦仰。究其原因，诚然是因为它拥有以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艺术，及在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了数万件古代文书。但是，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化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说乐僔在鸣沙山麓首开第一个佛窟是肇源于三危山顶佛光的启示，有些偶然，那么此后1000多年间敦煌石窟艺术的蓬勃发展却是古代敦煌社会、宗教不断演进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藏经洞文书历时千年而不毁是得益于西北气候干燥、水分稀少的自然地理条件，那么如此庞博的文献产生并封存于此处却是敦煌经济、文化繁荣发达所致，同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在“敦煌热”勃兴全球的今日，探讨敦煌艺术与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即敦煌的历史就不是多余，而是必需的了。
探究敦煌的历史虽然也像研习其他地区史那样要借助史籍与方志，但是我国传世史书中对敦煌的记载却远较其他地区简略，有时甚至出现了大段的空白。这并不是因为敦煌不够发达、不够重要，而是由于敦煌偏处西陲，曾长期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或沦为异族领地，或自建了独立半独立王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状况，中原无以闻其详，史官无以书其状。故而传世史书能提供给我们的材料也就很有限了，我们必须更多依靠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来补其不足。
敦煌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又是当地人书当时事的真实记录，未经后人改篡，足资证史，也最可凭信，是不可或缺的难得史料。敦煌文书流散后，近百年来各收藏国，特别是我国学者就这些文书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借此勾勒出了敦煌地域史的基本脉络，使敦煌成为了我国，乃至世界上存留历史真相最真切最丰富的地区而熠熠生辉。试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地区保存有数量如此巨大，内容如此繁复，跨越时间如此长久的地方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揭示的全方位的敦煌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可以更形象生动地认知我们伟大民族成长演进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
但是，敦煌文书并不是系统的历史档案，其内容的分布很不均衡。这与文书的来源和当初封闭藏经洞的原因密切相关。关于这两点学界历来争论不休，一说主张洞之封闭系沙州人为避战乱，将实用文书封存留用；一说则主张系当地人出于敬惜字纸的传统习俗，将不适用的故纸废弃封消。无论支持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到：藏经洞中的文物并非有系统有条理的档案文卷，而是仓促或随意堆积而成的集合体。这样，这些文献所供给后世的史料必然不够全面均衡，换言之，我们在介绍敦煌历史时自然要受史料局限而详略不一。
所幸的是，敦煌文书数量至巨，涵括至广，目前已被研究剖析的主要是一些汉文卷子，大量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有些卷册甚至还未编目公布，敦煌文书潜在的研究价值非常大。相信随着研究工作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对敦煌历史和敦煌学本身都会有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1、 “敦煌”一名的涵义与来源
史籍中关于敦煌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该传所引张骞的出使报告中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即是“敦煌”一名的首次出现，此后这一地名历代相传，沿用至今，但关于它的语源与原意，早在东汉时就无法确知了，学者们遂各抒己见，争论不已，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目前对“敦煌”一名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汉语之字面意义进行解释，认为“敦”意为“大”，“煌”意为“盛”。东汉应劭首倡此说，唐代的李吉甫又作了进一步发挥，后来的学者也乐于将它作为一个佐证，用以说明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在古代中西交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查考当时字书并无此意，陈、郑之间虽然有将“敦”解作“大”的方言，可其地与敦煌相距遥远，未必能同语同俗。况且如按这种说法，“敦煌”当是汉武帝建郡时的汉语命名，而事实上这一地名很可能在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就出现了，只是被后来的郡县所沿用而已。因而此说大约是敦煌成为丝路重镇之后人们对它的一种理解，不一定是它的原义。
另一类是从字音方面进行解释，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的译音，或曰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随着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进展，现在人们对这一问题已有了更深理解，这种观点也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对于它究竟源出于哪种少数民族语言，又存在着众多异说。其中较常见的说法有：源于吐火罗语，是族名“吐火罗”的简译，与《山海经》中的“敦薨”一样，均为“吐火罗”一词的第一音节的汉语对音；源于其地所居戎狄语言，属突厥语族，意为绵亘的大山，西汉因山而命名当地郡县以后，“敦煌”才由山名转变为地名；源于羌语，为“朵航”对音，意指“诵经地”、“诵经处”，等等。
2、敦煌地区的地理与气候
我国黄河以西的地区自古称为“河西”，因它夹在祁连山与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百余公里不等的狭长地带，犹如一条天然长廊，所以又被称为“河西走廊”。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现在的敦煌市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级市，东临安西县，南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西与新疆若羌县毗邻，北与新疆哈密市接壤。古时敦煌周边邻地的名称变化无定，其西部的广袤地区则总称西域，西行者必须经敦煌才能入西域而更至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敦煌乃是古代使团商队东来西往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敦煌地区内部的地理环境是南为三危山、鸣沙山，北为戈壁，中部则是党河下游冲积而成的一块平原，从古至今的敦煌人民便主要活动在这块平原上。
敦煌位居亚洲内陆，当地属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年降水量不到50毫米，远远低于蒸发量，但其他水源较为充沛，敦煌南倚祁连山，山上丰富的雪水为它带来了勃勃生机。祁连山海拔达4000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人称“冰源水库”，其冰川的大部分又都分布于北坡，春夏时节冰雪消融，雪水流入走廊，汇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并缘河形成了几片绿洲。敦煌就位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上。这块绿洲面积较大，土地肥沃，宜耕宜牧，是沙漠、戈壁包围着的一方难得的“生命之洲”。
3、敦煌地区的早期居民
敦煌地区早在上古时期就已有人类活动。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现了几十处新石器遗址，敦煌正位于这些古文化分布区内。
我们现今所知道的敦煌地区最早的居民是在约公元前1600多年以前，相当于中原夏代的玉门市火烧沟文化类型的主人。考古发掘表明火烧沟人和中原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即已进入了早期的奴隶社会，他们的社会生活以牧羊业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与外界也已有了一定的交换关系。
继火烧沟人而起的是玉门市骟马文化类型的主人。1956年甘肃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骟马城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夹沙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陶器，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已相当进步。
但总体来说，目前我们对战国以前敦煌历史的了解还不够充分，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作进一步补充。
战国至秦汉时期，河西敦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间相互角逐，迁徙频繁，先后在这里居住的有过着游牧生活的乌孙人、月氏人和匈奴人等。
初时最为强大的是月氏人，早在战国时代他们就已是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到秦朝时更有可执弓攻战之士10余万人，已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在河西，月氏先合并了瓜州之戎，后又将世居敦煌的塞种胡人赶到了帕米尔一带，大约在秦朝末年，月氏更对原来或为敦煌地区主人的乌孙发起了进攻，乌孙王难兜靡战死，部众亡走匈奴，难兜靡的幼子昆莫也被带到了匈奴，被冒顿单于收养，月氏遂占领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疏勒河流域。
但是，月氏控制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当时中国北方的另一个强大民族——匈奴击败而大举西迁。
匈奴是一个强悍的古老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当月氏强盛时，匈奴头曼单于曾将太子冒顿送交月氏为人质。秦汉之际，冒顿逃归，杀父自立，逐渐统一了匈奴各部，并发兵征服了月氏，至中原西汉文帝时，其子老上单于更杀掉了月氏王，迫使月氏部众远遁西去，留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少数月氏遗民只得寄身于南山的羌族，被称为小月氏，以后逐渐融合于当地其他民族之中。
当冒顿征战月氏时，他收留的乌孙王难兜靡的儿子昆莫也已长大，并为匈奴屡建战功，深受冒顿喜爱，于是冒顿便将大批乌孙部众交还昆莫，让他们继续生活于敦煌地区，直至公元前174年冒顿死后，昆莫才率领乌孙部众远徙至伊犁河流域，摆脱了匈奴的控制，河西之地终为匈奴所尽有，成为匈奴右贤王部下的休屠王、浑邪王的辖地。那时休屠王在东，辖今武威地，浑邪王在西，辖今张掖地，敦煌即处于他们的统治范围之内。
来源：敦煌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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