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
在敦煌，大致相当于中唐的是吐蕃占领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后，早已觊觎唐土的吐蕃趁机大举东进。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已攻陷了除沙州以外的整个走廊地区，沙州敦煌便成为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唯一据点，至贞元二年（786年）才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提出“勿徙他境”的条件与吐蕃议和。
吐蕃占有敦煌60余年（786～848年），他们在这里强制推行吐蕃化政策，逼迫沙州人民接受吐蕃落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汉族民众饱受外族侵凌的苦难，敦煌社会的正常发展也受到了阻碍。但在这股逆流中，敦煌地区的佛教事业却得到吐蕃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僧侣地位提高，寺院经济发达，莫高窟的开凿也久盛不衰。
在敦煌，大致相当于中唐的是吐蕃占领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后，早已觊觎唐土的吐蕃趁机大举东进。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已攻陷了除沙州以外的整个走廊地区，沙州敦煌便成为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唯一据点，至贞元二年（786年）才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提出“勿徙他境”的条件与吐蕃议和。
吐蕃占有敦煌60余年（786～848年），他们在这里强制推行吐蕃化政策，逼迫沙州人民接受吐蕃落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汉族民众饱受外族侵凌的苦难，敦煌社会的正常发展也受到了阻碍。但在这股逆流中，敦煌地区的佛教事业却得到吐蕃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僧侣地位提高，寺院经济发达，莫高窟的开凿也久盛不衰。
1、吐蕃对陇右河西的进攻及沙州城的陷落
吐蕃是7世纪初在西藏地区形成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吐蕃民族粗犷剽悍，能征善战，吐蕃奴隶主贵族很早就怀有吞并唐朝长安以西大片疆土，甚至消灭唐朝的野心。但是唐朝前期国势强盛，边界上精兵数十万，良将千余员，军事实力十分雄厚。仅敦煌附近就有武德年间设置的玉门军、神龙元年设置的豆卢军（驻沙州城内）和开元末期设置的墨离军等，玉门、敦煌、安西三地共屯驻着边兵14500人，蓄养战马1400匹。至景云元年（710年）唐朝设立了全国第一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统领凉、甘、肃、瓜、沙、伊、西7州，使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得以统一指挥，令外族无懈可击。面对强盛的大唐，吐蕃贵族只得一面继续维持立国之初与唐朝确立的甥舅关系，一面不时伺机在唐蕃边界制造一些武装冲突。
天宝十四载（755年），中原地区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它不仅使“开天盛世”就此结束，唐朝从此走向衰落，同时对中亚史也有巨大影响。为迎击叛军，唐朝四处调兵，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的多支唐军劲旅都被调往中原奔赴国难，西北边备顿显空虚，早已觊觎唐土的吐蕃趁机跃马东进，很快攻陷了陇右的十几个州郡，并于763年十月攻进唐朝京师长安，大肆掠夺施暴，十几日后又退回陇右，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对黄河以西唐朝疆土的大举进攻。
陇右的失陷使河西与中原的联系中断，尽管河西汉唐军民与吐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但终因势单力薄而无法阻挡吐蕃的百万铁骑，河西诸州渐次落入吐蕃之手。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亲自指挥的这次进攻是由东向西推进，764年攻克了凉州，此后凉州遂成了吐蕃在河西地区行使统治的最为重要的根据地。两年后的766年，吐蕃又占领了甘州和肃州，迫使河西节度使西奔。776年吐蕃更攻陷了瓜州，再向西就是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绿洲城市沙州敦煌了，此时沙州已成了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
早在永泰二年（766年）五月甘、肃二州相继陷落后，河西节度使杨休明便已移镇沙州，指挥这里及其邻近地区的抗蕃斗争。杨休明阵亡后，副将周鼎便派人赴安西四镇（一说回鹘）搬请救兵。一年多后仍无结果，吐蕃却已徙帐南山，大将尚绮心儿率雄兵开始强攻沙州城，周鼎遂打算焚烧城郭，引领众人逃往他处。但部下中多有主张抗战到底的将士，兵马使阎朝缢杀了周鼎，自领州事，率众又固守了多年。
迨至786年（又有777、781、787年诸说）时，沙州已被吐蕃围困了10余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无法再撑持下去了，阎朝等便提出了沙州百姓不迁徙他境的条件，登上城墙与吐蕃议和，得到吐蕃统治者的明确承诺后才放弃武装，接受了吐蕃王朝的管辖。后来吐蕃统治下的沙州民众，将阎朝经过谈判出降，吐蕃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历史事件简称为“番和”。今天我们在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番和”一词。这个“番和”是敦煌人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苦战10余年换来的，它使敦煌民众能够留居故土，沙州地方得以保全免毁。敦煌人民为桑里所进行的这番艰苦斗争是可歌可泣的。
2、敦煌人民的反抗与吐蕃的统治措施
吐蕃占领沙州后不久就密谋杀害了阎朝，但是沙州人民的反抗并未因此而停止。据敦煌文书载录，沙州民众曾多次起义反抗吐蕃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其中较著名的是驿户氾国忠与张清领导的起义。仅氾国忠领导的那次发生在一昼夜间，只有十来个人参加的规模很小的起义就给了吐蕃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迫使吐蕃在沙州的最高统治者节儿蕃使等自焚于火中，说明驿户们的反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暗中支持。
面对沙州人民接连不断的反抗，吐蕃统治集团大为恐慌，他们在直接派兵镇压的同时，还尽收民间铁器，以严加防范。但人民的反抗仍然此伏彼起，迫使吐蕃不得不放弃最初的残暴镇压政策，与百姓多次盟誓，并利用降蕃唐官维持统治。
吐蕃对沙州的有效统治大约始于788年。这一年吐蕃在沙州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清查活动，以后又彻底废除了唐朝的乡里制，强制推行吐蕃本土行用的部落制，将普通民众全部编入部落。现在已知吐蕃在沙州至少编制过两次部落。第一次是在790年前后，编制了僧尼、行人、丝棉、道门亲表等部落。第二次是在吐蕃统治中期的820年左右，编创了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3个汉人军部落，以后还编制过通颊军部落。吐蕃这一次编创军事部落实际是要将沙州地区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臣民纳入自己的军事组织中，以适应对这一地区进行长期统治的需要。
吐蕃在河西统治的军政中心是凉州和瓜州。在瓜州设有乞利本（意为万户长，相当于唐之节度使），沙州在他的辖区之内。沙州的军政长官名为节儿，属千户长，一手掌管着军防、征税、判案等一州之全权。节儿的下属官员有小千户长、将头等。将头统管部落的下级组织“将”，将的规模约与唐朝的乡相仿，是沙州百姓申报户口，造作手实，交纳赋税，承担杂役的基本单位。
吐蕃在统治沙州敦煌初期曾推行过计口授田制度，并改行新的赋税制，按地亩征收地子（地租），按户征收突税。这两项赋税大大超过了以前唐政府对百姓的征收数额，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在加重百姓经济负担的同时，吐蕃还在沙州实行了森严的民族统治，推行了一系列吐蕃化的管理措施，以尽可能消弭汉唐影响。这种情况在吐蕃统治初期尤其严重，他们于占有敦煌不久即规定当地居民不得继续使用唐朝的纪年历，而要改用吐蕃的五行地支历，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种纪年法相当粗略，循环周期很短，根本不便使用，敦煌文书S.3287中的《甲子五行歌诀》即反映了其部分内容。除废除唐历外，吐蕃奴隶主贵族还惧怕使用汉语会引起沙州人民民族感情的激发，而强制推行吐蕃的语言文字，今日敦煌文书中还保留有大量藏文文献。在生活习俗上，吐蕃奴隶主强迫沙州人民吐蕃化，逼迫汉人辫发易服，仅准他们在每年正月穿着汉装祀祷恸哭，之后又须立即收藏，恢复吐蕃服饰。在经济生活中，吐蕃也推行他们的交易方式，禁用唐朝的货币，使商品交换又倒退回了实物交易的阶段。
吐蕃虽凭借武力和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了这些措施，但是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相对于高度文明的沙州敦煌来讲毕竟是太落后了，仅靠他们自己根本无法行使统治，因而不得不拉拢当地的世家豪族，利用他们和降蕃唐官稳定政治局面。吐蕃曾将大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委以重任，到后来甚至将沙州地方的部分政权、军权和税收管理权也交给了他们。敦煌文书《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功德记》中所载的阴嘉政、阴嘉义、阴嘉珍一门就是其中的代表。在任用汉人的同时，吐蕃也调整了其他一些统治策略，保存沿用了某些唐朝旧制甚至北朝时的制度，如呈报手实的格式即续用唐制，北齐的驿户旧制也被重新启用，而源于北朝的寺户制度更是随着佛教的大发展再度盛行。
3、吐蕃占领时期迅猛发展的敦煌佛教
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在他们的提倡和扶植下，敦煌的佛教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取得了独尊地位，同时还躲过了唐会昌灭佛的法难。
佛教的大发展首先表现在敦煌佛教理论水平的提高。吐蕃统治者经常请内陆高僧来敦煌讲经，又在沙州地区组建了译场和经坊，延请高僧于此译经，并不断派人赴中原求经，以补充和丰富敦煌经籍的内容。这些举措使得敦煌地区的译经和著述活动十分活跃，高僧迭出。如著名僧人摩诃衍就在番和后将许多汉藏文佛经互译，并奉吐蕃赞普诏命赴逻娑（今拉萨）传授汉地顿悟禅法。另一位高僧昙旷也著有《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大乘二十二问本》等书，其中的《大乘二十二问本》系应吐蕃赞普所请而写，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那时赤松德赞对拉萨教学论争中的一些问题十分困惑，遍访当地僧侣仍得不到解答，遂特意致函敦煌大德昙旷，请他为自己解惑。昙旷便撰写了这本书，一一回答了有关佛教渐顿之争的疑难问题，对西藏佛教界影响很大。
进入9世纪以后，西藏佛教获得了很大发展，敦煌此时也开始吸收西藏佛教的一些内容来提高本地区佛教的理论水平。833年西藏高僧法成就曾来到河西，在沙州、甘州等地居留了20多年，翻译了大量佛经，成为河西高僧之首，对西藏佛教在河西敦煌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高僧辈出相应，普通僧尼的人数也急剧增多。当时仅3万人的沙州就拥有上千僧尼，僧尼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其他地区，吐蕃统治者遂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进行管理：将僧人相对集中，在编创部落时将僧尼划并入一个僧尼部落，同时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区分不同僧职：在占领敦煌初期先是暂时延用唐朝旧制，至810年以后更用吐蕃新制，出现了三学教授、都教授、都法律、法律、尼法律、都判官、判官等僧官名称。教团内部组织则以都教授司（简称都司）为最高机构。都司下面再设立许多直属分支机构，分别掌管具体宗教活动或日常事务，如儭司负责由布施所得财物的保管和分配，佛帐所掌管佛物，常住处掌管僧物。各机构由专门僧官具体负责，定期更换。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活动的宗教色彩减弱，世俗化倾向愈益强烈。在政治上既依附于世俗政权，附和官府意志，又参与政事，辅助官府统治百姓。在经济上这种世俗化倾向则表现为寺院经济的空前繁荣。吐蕃统治者积极给敦煌各寺配备土地和寺户，这些寺户是寺院的依附者，地位相当于唐朝的部曲，他们为佛寺耕种土地并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使寺院财富遽增，进而发放高利贷营利。为执掌寺院的经济活动，当时的佛寺中除“三纲”而外，普遍增置了“寺卿”一职，由俗人担任，参与寺院中寺户、僧籍、财务等寺务的具体管理和监察。
随着佛教势力的膨胀，敦煌地区的建寺开窟活动十分活跃，新增建了永康寺、兴善寺、永寿寺、三界寺、显德寺、净土寺、安国寺、圣光寺等10来所寺院。其中圣光寺是攻陷沙州，并任驻守沙州第一位吐蕃长官的吐蕃大相尚绮心儿在沙州城内兴建的。与建寺同时，吐蕃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也很频繁，莫高窟和榆林窟中都新修了许多洞窟。
4、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莫高窟今存吐蕃时期开凿的洞窟40多个。这一时期的莫高窟石窟艺术与唐前期，特别是盛唐的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在洞窟形制、窟内彩塑和壁画艺术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吐蕃时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有3种，最常见的为继承盛唐遗制的殿堂式；另一种为涅槃窟，平面呈横长方形，盝形顶，正壁下为通壁宽的佛床，佛床上塑卧佛，第158窟是吐蕃时期最大的涅槃窟；还有一种为隧道窟，平面也大体呈横长方形，圆券顶，正壁下修佛床，佛床后凿通与人等高的隧道，供善男信女们右旋念经礼佛，这也是一种大型洞窟。吐蕃时期洞窟的修造十分考究，窟顶华丽，四壁方整，盝顶帐形龛以及佛床、壶门等无不严整精巧。
来源：敦煌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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