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一天，一位70多岁的湖南老农，急匆匆地从乡下来到了省城长沙。经过一番打听，老农这才找到了长沙市军管会的办公地点。可是，站在军管会大门口，神情紧张的老农望着负责警卫的战士，无论如何也迈不开腿走进去。
在徘徊许久之后，老农终于鼓足了勇气，慢慢走到了负责警卫的战士面前。那名战士看了老农一下，立即询问道：“老大爷，您有什么事情吗？”老农呆呆地望着战士，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眼见于此，战士又问道：“老大爷，您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嘛，不要太紧张了！”
老农回过神来，急忙开口道：“同志，我有事，我来是想找我儿子'五伢子’的！”“五伢子”，听到这个名字，战士不禁一笑，他知道老农所说的“五伢子”是乳名。于是，战士耐心地问道：“老大爷，您儿子的大名叫什么呀？”
“徐德华”，老农脱口而出。战士一脸疑惑，他极力在脑海中搜索“徐德华”这个名字，然而并没有结果。老农见此情景，急忙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报纸，并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道：“这个人好像就是'五伢子’！”战士接过报纸一看，脸上随即浮现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很快，“老农找儿子”的事被层层上报，竟然惊动了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当时，肖劲光同时兼任长沙市军管会主任一职，他在接到报告之后也难以置信。不久之后，老农就被带进了军管会里面，来到了肖劲光的面前。
肖劲光热情地招呼老农，并询问道：“老大爷，您说报纸照片上的那个人是您的儿子？”老农点了点头，紧接着又从怀里掏出了那份报纸，又给肖劲光指了指那张照片，说道：“这人像是我儿子，他离家已经20多年了！小名叫'五伢子’，大名叫'徐德华’……”
见老农如此肯定，肖劲光立即让人安排老农休息，并告诉老农先核实一下再说。此后，肖劲光立即让人发电报到了中央军委，请中央军委核实许光达的信息。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老农拿的那份报纸上面，刊登着一则兰州解放的消息，而老农所指的那张照片，则是许光达（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正在给兰州军民讲话的场景。
这样说来，我军高级将领许光达是老农的儿子“五伢子”？肖劲光最初心里并没有底，不过中央军委在核实之后很快发来了电报，上面明明白白地说——许光达就是“五伢子”、“徐德华”，那位70多岁老农正是许光达的父亲徐子贵。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在肖劲光和老农欢喜不已的同时，远在兰州的许光达也很快得知此事，他心中顿时升起无限感慨以及愧疚之情。那么，许光达和父亲徐子贵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父子情深呢？这就要从许光达的早年经历说起了。
许光达，原名“徐德华”，1908年1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在家里的孩子们中排行第五，所以乳名叫作“五伢子”。许光达的祖辈是从江西迁居到湖南的，祖祖辈辈都是耕田种地的老实农民。由于家境贫苦，再加上兄弟姐妹多，所以许光达的幼年生活非常窘迫。
许光达从小就经常饿肚子，吃不饱饭！面对家徒四壁般的光景，父亲徐子贵整日唉声叹气，虽然他的年纪并不算大，但是脸庞上一道又一道的皱纹，使得他看上去非常苍老。许光达5岁的时候，萝卜冲的浏阳河岸边出现了很多逃难的人，他们衣不蔽体，扶老携手，到处乞讨流浪。
可是，萝卜冲也是一个穷苦村庄，这些难民们根本讨不到任何粮食。有一天，许光达正在浏阳河畔和小伙伴们玩耍，正好碰见一个母亲带着幼小的女儿逃难到此。许光达亲耳听到那个幼小的小孩子有气无力地说：“妈妈，饿，我饿……”许光达亲眼看到那位母亲悲伤地望着女儿，在思考片刻之后抱着女儿跳进了浏阳河。
其他难民们见此，急忙下河救人。这一幕，着实吓坏了许光达，他和小伙伴们急忙跑回了家。一进门，许光达就哭着抱住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哭喊道：“妈妈，我不饿，我肚子再也不饿了！”原来，许光达担心自己的母亲，会和那位逃难的母亲一样，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抱着他投河自尽。
父亲徐子贵看到这一幕，急忙问：“五伢子，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光达将自己看到的那一幕，如实告诉了父亲和母亲。父亲徐子贵哀叹道：“唉，都是命苦的人啊！”母亲则泪流不止。这件事，深深地刻在了许光达的脑海里，并成为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光达6岁的时候，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小伙伴，纷纷被父母送到小学堂读书，这让许光达羡慕不已。每当看到放学回家的小伙伴们，许光达就会呆呆地望着，他太想和小伙伴们一样去小学堂读书了。父亲徐子贵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常常为此而伤心，可是家里实在付不起那“昂贵”的学费。
那时候，许光达经常会悄悄跑到小学堂，在窗户外面津津有味地偷听老师的讲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许光达认识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此人名叫邹希鲁，当时是小学堂里的教师。那是冬季里的一天，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许光达在帮助父母干完农活之后，照例来到了小学堂听老师们讲课。
由于天气异常寒冷，躲在窗外的许光达很快就被冻僵了，全身麻木，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许光达才慢慢苏醒了。此时，许光达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板上，等看清楚周围的人，许光达惊讶地喊道：“邹先生，你，我……”原来，是邹希鲁老师及时发现了被冻僵的许光达，并将他抱回了自己的宿舍。
看着许光达衣着单薄，邹希鲁老师心生怜悯，说道：“伢子，你醒啦！你既然这么想读书，为什么不进学堂来呢？”许光达怯生生地回答道：“邹先生，我家没有钱……”说着，许光达“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此时，邹希鲁老师也流下了泪水，他安慰许光达说：“伢子，你别哭，如果你想读书，我可以教你，我不收学费！”
后来，许光达的父亲徐子贵听过了这件事，他喜出望外，拉着许光达就去邹希鲁老师的家中拜谢。许光达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父亲认为我家数代都没有读书的，他希望我多读些书，将来也许可以谋得一官半职，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欺负了！”可以说，这是老实巴交的徐子贵，对儿子最朴实的期望——当官，然后光耀门楣。
从这个时候起，许光达开始读书识字，他时刻牢记父亲徐子贵的殷切嘱咐，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也十分优异。冬去春来，转眼就到了1921年秋季，13岁的许光达顺利考入了位于长沙的师范学校。也就是在这一年，邹希鲁老师也应聘到长沙师范学校教书，担任许光达的国文老师。
然而，不久之后，邹希鲁老师突遭家庭变故，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将不满周岁的三女儿委托给已经出嫁的大女儿帮忙照看，可是还有一个9岁的二女儿（邹靖华，乳名桃妹儿）无法安顿。怎么办？邹希鲁老师前思后想，最终想出来一个办法——他亲自带着礼物来到许光达家，与许光达的父亲徐子贵商量，希望能给二女儿（桃妹儿）和许光达（五伢子）订一门亲事。
徐子贵听了之后非常开心，这是因为一方面邹希鲁老师曾经帮助过儿子许光达，自己应当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以自己家里的条件，能够与邹希鲁老师结成儿女亲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就这样，在双方长辈的安排下，许光达与邹靖华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许光达和邹靖华于1927年秋季正式拜堂成亲。
话说回来，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许光达最初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按照父亲徐子贵的殷切期望，通过自己在学习上的努力，改变家庭贫苦的现状。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许光达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改变了“光耀门楣”的志向，并最终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那是1923年6月1日，停靠在湘江口岸的一艘日本军舰上的士兵，悍然开枪行凶，并打死两名市民，制造了“六一惨案”。消息传开之后，许光达和同学们义愤填膺，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并请愿湖南当局严惩凶手。然而，让许光达和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军阀政府不仅对学生们的请愿视若无睹，而且还对正义的学子们实施残酷镇压。
当时，许光达被军警用棍子打得头破血流。经历过这次流血，许光达深深地体会到，要想拯救当时的中国，只靠教育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军事斗争打倒列强，推翻军阀政府。从此之后，许光达开始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并如愿加入了党组织。1925年，许光达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受党组织的派遣，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
对于儿子许光达的选择，父亲徐子贵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曾多次写信命令或请求儿子回家，可是没有任何作用。到了北伐战争时期，许光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见习排长，一路北上到了江西九江。后来，按照组织的指示，许光达由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当许光达赶到南昌之时，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了。
不过还好，许光达在江西宁都赶上了起义部队，先后担任排长、代连长。到了1927年10月，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被炮弹炸伤，结果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系。怎么办？这时候，许光达接到了父亲徐子贵和老师邹希鲁的来信，让他赶快回家和桃妹儿（邹靖华）完婚。许光达拗不过父亲徐子贵，只好先暂时回家拜堂成亲。
结婚之后，许光达仍不忘革命事业，他辗转来到安徽寿县，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从事兵运工作。然而，不久之后，许光达的身份就暴露了，为了躲避追捕，他无奈之下又回到了长沙，与家人团聚。可是，让许光达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回到长沙之后不久，湖南军阀何键就下达命令，到处缉拿许光达。
没有办法，许光达只好离家出走，而他这一走，再回来就是二十多年了。自从许光达走后，桃妹儿（邹靖华）茶不思饭不想，整日为许光达而担忧。邹希鲁担心女儿想不开，所以便将女儿接回到了自己家里。此后，由于无法联系到许光达，父亲徐子贵误听了谣言，还以为儿子已经杀害了，顿时老泪纵横。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十年转眼过去了。到了1937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桃妹儿（邹靖华）通过父亲邹希鲁得知丈夫并没有死，所以她千里奔赴延安寻找丈夫许光达，最终夫妻二人在延安团聚。而许光达的父亲徐子贵，自始至终都没有许光达的消息，还以为儿子早就死了。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许光达进步非常快。在全面抗战时期，许光达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光达又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系列重要战役，立下了非常突出战功。
1949年9月，随着湖南全境的解放，长沙市军管会宣布成立，由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兼任长沙市军管会主任。几乎同一时间，兰州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落下帷幕，许光达率领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进入兰州。而身在湖南长沙县乡下的徐子贵，通过报纸看到了兰州解放的消息。
原本，不识字的徐子贵对这些新闻并不在意，可是当他仔细看了看报纸上的照片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五伢子，这不是我的五伢子嘛！”虽然距离儿子许光达离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可是徐子贵仍然能一眼辨认出儿子的模样。“五伢子没有死！”徐子贵内心激动不已，顿时流下了热泪。
怎么联系到儿子许光达呢？徐子贵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去省城长沙试一试。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一个湖南老农怀揣着报纸来到长沙，在见到肖劲光之后，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道：“这人像是我儿子！”后来经过核实，徐子贵说的没有错，照片上的人就是离家二十多年的儿子许光达。
父子二人终于联系上了，身在兰州的许光达急忙写信寄回家，向二十多年未见的亲人们问好。当徐子贵接到儿子的来信，他让人替他念了一遍又一遍，脸上的表情是笑的，可是眼眶中却噙着泪水。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光达从大西北调到北京工作，担任装甲兵司令员。那时候，许光达的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家里写信，表达对父亲及兄弟姐妹的思念之情。
1950年，许光达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欢迎。许光达回家之后，亲朋好友们都来了，他们知道许光达当了大官，纷纷要求许光达照顾一下，有的要求跟着许光达去北京，有的要求许光达为自己安排工作。
对此，许光达非常震惊，他连夜召开家庭会议，并对着父亲徐子贵及兄弟们说道：“你们谁都去不了北京，我是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的官，办事只能为国家和人民，我绝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你们办私事！”许光达的这一番话，父亲徐子贵是非常理解的，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唯有从内心里默默支持儿子许光达。
由于工作繁忙，许光达这次在家里住了十多天就回北京了。在此后的六年内，徐子贵一直生活在农村，从来不给儿子许光达添麻烦。1957年，徐子贵老人因病在家中去世。在父亲徐子贵去世之后，许光达的哥哥发电报，催促许光达回家乡主持父亲的丧礼，并要求许光达带几十匹白布回来制作孝服。
在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之后，许光达失声痛哭，对于父亲，他深怀愧疚之情，自己常年在外，几乎没有尽过孝道。可是，许光达心中也非常矛盾，他非常想回去送父亲徐子贵一程，看父亲徐子贵最后一眼，然而他要是回去的话，兄弟姐妹们肯定要自己把父亲的丧礼办得隆重一些。这从让许光达带几十匹白布回去，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中央正在提倡移风易俗，推崇节俭，如果自己为父亲徐子贵隆重办理丧事，那就违反了纪律。怎么办？许光达思前想后，最终找来了一个熟悉湖南乡土人情的干部，委托他替自己回去一趟，并交代了三条意见：一是不准搞迷信活动；二是取得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做好亲属的工作；三是带200块钱，作为父亲丧礼费用。
这名干部按照许光达的嘱托，很快就来到了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在说明缘由之后，许光达的哥哥不乐意了，他质问道：“许光达为什么不回来？他还是不是这一家的人？”许光达的哥哥甚至扬言，许光达什么时候回来，父亲徐子贵的丧礼就什么时候办。
那名干部没有办法，只好打长途电话给许光达汇报情况。许光达听了之后，气愤地说道：“父亲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况且，我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干部，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员，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我不回去，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
就这样，许光达交代那名干部说：“你继续做工作，按我原来说的办！”后来，许光达的哥哥和亲属没有办法，只好从简办理了丧礼。那名干部从湖南回到北京，一报账发现，许光达父亲的丧礼一共才花费了150元。父亲的徐子贵的丧礼虽然办完了，可是许光达的心情依然沉重，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愧疚之情。
或许，在亲人们的眼里，许光达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甚至在儿子许延滨看来，许光达是一个“冷漠”的父亲，因为他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在人民群众的心里，许光达却是一个清正廉洁、公而忘私，视名利淡如水的领导人。1969年6月，许光达将军在北京去世，年仅61岁。让我们向许光达将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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