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时期，有一次，毛主席带部队离开茨坪，到了五丰江。部队原地休息，毛泽东巡视了一番，见部队情绪高涨，便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翻开书，全神贯注地读起来。有一段时间没有书刊报纸看，毛泽东便率部队攻打土豪劣绅、县城，并指导部队战士多多搜集书刊资料。1931年，红军打漳州时，得到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毛泽东分外珍惜，一直带在自己的身边。行军休息期间，哪怕只有半天时间，处理完工作，他也要拿出来读上三、五页。
 
延安时期，在沙家店战役之前的一次非常艰难的行军中，毛泽东和指战员们一样，迈步行军在烈日酷暑之中。当部队来到几棵树下休息时，同志们刚坐下，毛泽东就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背诵辛弃疾的“山路风来草木香”的词句。他还结合战争年代金戈铁马的生活经历给同志们讲述辛弃疾的故事，然后挥挥手中的书对同志们说：“光学打仗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的道理。学了文化，懂得革命道理，人就聪明了。”
 
在中央机关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读的书大部分都送到黄河东去了。后来由于转移途中还要学习，他就又亲自开列了书单，把一部分马列的书和一些哲学、军事著作从河东运回延安。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平常十分爱读的，其中有的书上还写了不少的批注文字。从这以后，部队转移到哪里，他就把这些书带到哪里，只要有一些空隙时间，他就拿起书来学习。

在这些书中，普列汉诺夫所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利用一些零散的时间断断续续读完这本厚达318页的书的。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读书精神之一斑。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有充足的书源。为此，毛泽东经常请同志们帮他购书、寄书，以解知识的饥荒；不仅如此，在战争年代，他还注意经常搜集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书籍。
 
例如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延安时，他给当时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他们购置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求对这些书要慎重挑选，真正通俗而又有价值，用作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可见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学习，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学习，通过组织流动图书馆、读书会、研讨会的方式，提倡党的干部来读书。
 
美国记者斯诺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记》中为我们披露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他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由此可见，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也是矢志苦读的，这几则故事可以说是毛泽东整个读书生活的缩影。
 
书，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是他忠实的朋友。在繁忙的革命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毛泽东从未中断过学习。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能够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但对“缺书少报”的日子却难以忍受。他一方面向中央写信，希望能够从中央那里得到一批书刊，缓解书荒的处境，另一方面又积极想办法“虎口抢书”，“向土豪借书”。他规定红军每打下一个城镇，一定要把所有的报刊、书籍尽可能片纸不留地带回来。他告诉红军战士：土豪坏，但土豪家的藏书是好东西，即使是坏书，也可供我们参考，不能糟蹋。因此，红军每打下一个城镇后，总是先去敌人的县（镇）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邮局，设法搞报纸杂志，往往是空手而去，满载而归。毛泽东往往利用这些“战利品”，了解敌情，了解国内外大事，同时也从中获取大量的知识。

1937年以后，毛泽东生活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有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毛泽东读书的劲头倍增，他托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托老朋友到处买书；和董必武、谢觉哉等同志互通有无交换书看；赞助彭德怀、李富春等成立流动图书馆；倡议成立新哲学会，讨论、学习哲学问题；组织力量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这一时期，他不仅大量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历史和文学书籍，还大量阅读了蒋管区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国际动态方面的报刊；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他也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当时延安的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毛泽东却在这种生活条件下通宵达旦地看书、学习、写作，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