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避讳，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是：唐朝的诗鬼李贺因为要避父亲名字中「晋」的讳，而终身无法成为「进」士。气得韩愈为他撰文辩解：假如有个人父亲名「仁」，那他岂不是不能当人？
可怜李贺仕途不济，又病障缠身，灰头土脸，一脸沮丧地离开长安，不到二十岁就念着“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可能已经秃了。
如果李贺早出生几个时代，可能命运会有所不同。因为关于避讳的原则，本来没有那么严格。
从最早讲究避讳的周朝开始，人们只在祭祀或提到死去的人时，才会避而不说他们的名字。因为死去的灵魂是鬼神，对待鬼神的礼和对待人的礼是不一样的。
即使是避讳已逝者的名字，也常常有宽容的方法。举孔子的母亲为例，她叫「徵在」，孔子既不需要对同音的「争、蒸、再、载」这些字特别敏感，也不需要在书写文字时有所顾忌，他唯一需要注意的，只是不要把「徵」和「在」两个字一起使用。那样才是犯了讳的。
这个规矩叫做「二名不偏讳」，就是说如果是双名，就没有必要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字避讳。后来南燕国的国王慕容德就因此改名叫慕容备德，这样老百姓就不用单独避讳「备」字和「德」字，这成为南燕王的一桩美事。
避讳的环境从秦汉开始就逐渐恶化了，如你所知，这或多或少和君主集权，需要尊崇君王的地位以及进一步提倡「孝道」是有关联的。「孝道」的提倡，在旧的帝国时代实际上也是为了培养顺民，尊崇君权。
所以因为始皇名叫「正」，当时的「正月」全部被改成「端月」。不仅如此，始皇还废除了谥号制度，他认为臣子和儿子来评价死去的天子和老子，也是犯了讳的。
汉朝基本是秦朝的延续，很多制度上则变本加厉。比如在《汉书》里，是没有「邦」字的，因为要避汉高祖的名讳。而「恒山」这个地名，为了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被改做「常山」，后来便有「常山赵子龙」。
在汉朝的时候，不仅你的名字不能犯讳，有时姓也不得不改掉。比如当时的「庄」姓曾因避讳改成「严」，「庆」姓则改作「贺」。避讳的常见方法之一就是换用词义相近的字。
除了尊者的姓名，有时尊者的一些缺陷也要避讳。比如前秦主苻生瞎了一只眼，因此他忌讳听到残、缺、只、少、无等字眼。
而一些不太吉利的词汇也是避讳的重点，比如「白」字总是和丧事相关。南朝时南京的宣扬城门俗称白门，宋明帝非常忌讳这个叫法，有次尚书右丞江谧不小心说了「白门」两字，明帝勃然大怒说：白你家的门（白汝家门）！
有刻意避讳的，就有刻意不避讳的。东晋的韩延之为了表示反对刘裕，特地把自己的字改成了刘裕父亲的字，把自己儿子的名改成了刘裕父亲的名，表示绝对不尊敬你、臣服你，和你站在同一边。
唐朝尽管很多风俗都较为开明开放，避讳一事却很讲究。前述的李贺是一例，连「观世音」都因为要避「李世民」，变成了「观音」。
《酉阳杂俎》里说：唐朝时抓到红鲤鱼必须放生，更不能叫它鲤鱼，要叫「赤鯶公」。都是因为「鲤」字和国姓「李」同音。
宋代理学将对人性的桎梏推上新的高度。宋高宗的避讳名多达 55 个。不仅帝王的名讳要避，还有皇亲、圣人、考官、长辈的名讳需避，考试时常常有几百字都不能用，稍一犯忌，就名落孙山。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即来自宋朝，是为了避讳州官「田登」之名。
元明反而是相对最不讲究避讳的朝代，尤其是元朝。
清朝的康雍乾时期，避讳制度一度又登峰造极，而且往往和「蚊子欲」结合在一起。
和过去相比，康雍乾时期的避讳，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避讳「胡」、「虏」、「夷」这些字眼，总觉得是在暗指满人的出身。二是避讳「明」字，总怕你是在偷偷摸摸思念前朝。如果「明」字前面还加什么「复」、「兴」之类的字样，更是大逆不道。比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不管本意如何，在乾隆眼里几乎等于是赤裸裸的挑衅。至于「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冠于国号之前，自然也是非死不可的了。
直到清朝中后期，这种文化才逐渐地淡下去，却始终没有彻底根除。
避讳制度就是如此，从只避讳死者、不避讳同音、不避讳文章进化到活人也避、同音也避、诗书也避、各种牵强附会都需要避一避，仿佛这样才不会触尊者的霉头。而究其原因，总离不开权力的傲慢、内心的自卑和媚者的奉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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