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与魏征,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前者甚至将后者视为自己的镜子。但在公元643年,李世民曾愤怒的让人把魏征墓碑推倒,而且这个墓碑还是自己亲手题的墓文。
但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即使如李世民这样杰出的帝王。他之所以让人推倒自己亲手撰写的魏征墓碑,直接原因是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但同时也有更深用意。
魏征的疑似罪状一:说一套做一套,结党营私
魏征之所以被李世民视为镜子,不仅因为对方敢仗义执言、忤旨进谏,在理政、用人等方面,魏征也被李世民视为知己。公元632年,君臣双方就用人的标准上,曾有过一次深入的意见交流:
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李世民这番话,可谓掌握了整顿吏治的真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君对每一个人才的任用,都会体现对风气的引导;若重用一位君子,则其他人才见到这样的榜样,都会积极展现自己的才能;但若任用一个阿谀奉承的小人,同类趋炎附势之徒定会跟风而上,“劣币驱逐良币”,政治风气就会因此败坏。
而魏征的反应也深合上意:
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正值用人之际,可以用人以才,当作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但当大势稳定后,选人一定要才德兼备。
然而到了公元643年七月,魏征去世半年后,连续两个由他举荐的人都出了问题:
李世民让杜正伦盯好李承乾,若其不听教诲,则立即向自己报告;但杜正伦却把原话告诉了李承乾,让李世民非常尴尬。
身居凌烟阁功臣录中的侯君集犯的事更大:与李承乾勾结谋反。
而这俩人,当初被魏征视为可担任宰相的人才而大力举荐:“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射”。尤其侯君集,魏征认为应该放心地将兵权交给他专管:
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
如果李世民真听了他的,那大唐政权可能会出现大问题。连续出现如此严重的用人失误,在李世民看来,魏征并不是看走了眼,而是触犯了所有帝王最警惕的大忌:结党。在这样的嫌疑下,他平时的义正辞严,更像是装腔作势,比真小人还要可恶。
魏征的疑似罪状二:以皇帝为筹码,沽名钓誉
这个罪名颇有些“莫须有”的意味:
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
有人反映,魏征多次向褚遂良出示自己写给李世民的谏书。褚是起居郎,也就是负责记录的帝王平日言行举止的史官,正式史书的编纂,都要参照其记录的内容。而魏征此举,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功劳、揭露李世民不为外界所知的短处,像在以皇帝的名声为代价,实现自己沽名钓誉的私欲。
加上侯君集谋反事件在前,得知此信息的李世民更加出离愤怒,他没有加以确认,当即就让人去推倒自己亲自编纂、亲手书写的魏征墓碑。
但笔者揣测,李世民的这一举动,不单单是出于激愤,也是他驭臣之道的一次体现,有些借题发挥的感觉。
更深层的原因:明尊卑、定赏罚,杀鸡儆猴、警诫群臣
魏征身前身后享受的尊重与殊荣,可谓位极人臣;为了不被他数落,李世民将喜爱的鸟儿捂死,这一活灵活现的故事,被视为千古佳话。
李世民看似“畏惧”魏征,但并不能改变君臣关系的尊卑:接受你的直言犯谏,一方面是为了自家的江山,另一方面则体现出自己的虚怀若谷与英明神武;在他死后给予树碑立传、陪葬帝陵的殊荣,是为了表彰忠臣、鼓励后来人。说到底,李世民优待魏征,是由于其做的事,而不是由于他这个人。
因此,当察觉魏征有结党营私、沽名钓誉之嫌时,李世民果断毁坏了象征着对方荣誉的御笔亲题墓碑。这无疑是在向朝野传递这样一个信号:朕这里没有特权者,即使视为镜子的魏征,若对我不忠、对大唐不利,也会被拉下神坛。
李世民的这一做法虽然看似无情,但在人治的封建社会,对维持政治清明、严防任人以私有着积极意义。甚至救过他性命、在玄武门之变立下首功的尉迟敬德,李世民也没有给予特殊的法外开恩。公元632年,尉迟敬德因争抢座位殴打李道宗,李世民以刘邦诛杀功臣为例,对其严重警告:
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
如今看来,刘邦诛杀功臣,不单是他自己的问题;韩信、彭越等人恃功放旷,可谓咎由自取。我这里只有国家法规,赏罚皆有因,切忌指望再次法外开恩,你最好老实点~而大老粗尉迟敬德从此“由是始惧而自戢”,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公元645年,在远征高句丽失败后,李世民想起了魏征的好:“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其后让人再次把当年推倒的墓碑立起来,并对魏征妻儿厚加抚慰赏赐。这前后的两次举动,一抑一扬之间,既给群臣再次明确了规矩,又调整了对魏征适当评价,帝王之术可谓高明。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