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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之路:以现代服务业引领现代农业发展(一)
   耕地、水资源稀缺及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北京市需要走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功能多样性和产业融合性的特征要求都市型现代农业必须以科学发展理念为指导,发挥首都科技、人才、信息、市场和资本方面的优势,整合资源,扬长避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服务业是北京市的主导产业,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应当充分发挥服务业的主导作用。在此背景下,以现代服务业引领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营运而生,而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以下简称“农科城”)建设为这一理念的践行创造了条件。
    一、困境:受资源禀赋制约
    建设世界城市为北京市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北京市的农业面临资源禀赋状况的制约。一是水资源匮乏。全市年降水偏少,2009年降水量仅为480.6毫米。与此同时,农业用水量却在不断下降。2010年,水资源总量23.9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仅有11.6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44.6%降至2010年32.5%。
    二是耕地资源日趋紧张。全市山区面积约占62%,耕地资源并不宽裕,而且,由于城镇化速度较快,耕地呈逐年锐减态势。2009年,北京市耕地面积为23.1万公顷,比1999年的33.8万公顷相比已减少10.7万公顷。
    三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2009年,北京乡村就业人数为339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为66万人,仅占总数的19.5%。同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668.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7326.2元,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仅有1540.0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5倍。农业就业比重不高,同时农业经营比较收益低下,自然会抬高劳动力成本。
    四是农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过小。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进入1.0%。随之产生的是“轻农”的思想,甚至有人主张应放弃农业,这显然会对支农、惠农的政策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二、探索:用科技服务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农业抓农业。受到多方面条件制约的北京农业,也必须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
    与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同步的是服务业比重的持续上升。2010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75.1%。北京要想扬长避短,要想跳出农业而发展农业,那就只能借助于服务业。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思路对整个中国同样适用。对此,学者们已经展开了探讨。
    刘立仁认为,当前农业发展最突出的矛盾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迫切需要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而农业现代服务业不仅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周启红、谢少安和陈万卷指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创新农业发展的观念和模式,而大力扶植和发展农业服务业,包括农业技术服务、营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旅游服务等方面,形成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不仅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增加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潘锦云、李晏墅则强调,农业现代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它既拓展现代服务业所涉及的产业领域,也能够有效地通过产业路径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
    中央也明确了服务业对现代农业的服务作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中提出,“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服务业,不断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作为主管全市科技工作的政府部门,北京市科委重点推进农技推广、农民教育培训、农村信息化等工作,用科技服务来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一是以种业为重点,搭建了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成立了农业生物技术联盟和籽种产业科技创新服务联盟,建成了国内首个农业生物技术孵化器,并连续举办“生物技术与农业峰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搭建了公益性科技服务平台——农村科技服务港,从科技咨询、成果推广、技术服务、科技培训、项目设计等方面服务“三农”。三是着力建设了一支由“出身农民又服务农民”乡土专家组成的约8100人的农村科技协调员队伍,在科研机构和农民之间搭配上了“科技二传手”,提高农技推广服务的效率。四是部署建设了“爱农信息驿站”和“农民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了覆盖乡村的信息站点网络,显著提升了农村信息化水平。五是根据各区县产业的发展情况,建设科技资源站24个,建设基层工作站400多个,实现了各类专业资源站与基层工作站的对接,形成了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长期专家服务机制。六是联合市农业局、市农委和市财政局,创新基层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大力发展了农民田间学校,提高了农民素质。
    然而,这种政府主导的科技服务存在两大缺陷。一方面,由于缺少利益引导,与农民个性化的需求结合不紧密,导致农民被动接受,缺少积极性。另一方面,服务多以项目形式开展,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可持续性得不到保证,因而难以产生累积效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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