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庄协同庆始末记

撰文 古陶市隐  校注 黄鉴晖

　　西商票庄，创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钞法，于今之中西银行，尢能抉其秘奥。故咸（丰）同（治）以来，六十余年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称极盛矣。

　　其以区区数万金，崛起于咸丰末叶，得人独盛者，厥惟协同庆一业执事孟子元明达士也。年仅不惑，知人善任，虽老成亦有所不及，一时识拔人才，除刘君肃斋为契友外，如陈君子弼、雷君文山、梁君廷诒、温君仲献、张君星斋、雷君润堂等，皆于立谈①之顷，引为同调②。而于赵君厚田尢能一见倾折，拔之寒素③，畀④以重任，而不疑其后，冒险姑苏⑤，急难皋兰⑥，回翔于成都、重庆之间二十余年，能使全局营业恒操胜算，皆赖赵君之力。

　　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惜孟君于军务倥偬之际，经营缔造，大局甫定，即积劳病故。不克坐观其成，继之者为刘君肃斋，其人工⑦心计，善运筹，凡孟所拔置一仍其旧，营业发达，与年俱进，独以四川为最。盖温君驻成（都），梁君驻渝，各树一帜；赵君则往来于成、渝，兼综条贯⑧，酌盈济虚，能使温与梁各尽所长，信用特著，蜀中富豪几以该号为储蓄府库，国家遇有缓急，虽百万饷需不崇朝⑨而立集。

　　是以同治丙寅⑩，刘之初执事也，颇嫌赵之刚直，具阴病其不可阿附   ，已未免稍有芥蒂。然于蜀中大事，卒不能推心置腹，倚若长城。殆所谓取诸人以为善者欤，独是持盈保泰守成极难。刘之晚年用人，不免稍有瞻徇，薰莸   同器，识者早心焉忧之，以视孟之知人善任相去远矣。

　　光绪庚寅  ，刘君谢世，资望相当者颇不乏人，该东等独电赵君，畀以全权。盖素悉赵之守正不阿，宅心宽而驭下严，欲藉之以涤除积弊也，赵视事后，裁节浮糜，滥竽充数者悉罢之，知孟之子材举而用之，不徇情，不藏贤，不遗旧，敦古道也。平时好读史鉴，每论古今兴亡之得失，辄串窍要。尝谓国家粉饰承平，海疆不久恐有事，决意举闽、粤各庄先行撤回。连号之不能自立者，亦拟分期裁撤，以免唇亡齿寒，统筹全局，不遗余力。乃天不假年，竟于癸巳冬月一病不起，不数月而甲午战已作，忧深远虑，非偶然也。

　　厥后继者，大率按部就班，绝非应变之材。故不逾十稔，一误于连号之牵制，再误于庚子之铺张。轰轰烈烈之事业，竟一落千丈矣！履霜坚冰，其来者渐，岂待辛亥革命全体糜烂，而始一蹶不振哉！

　　统观始末，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票庄其小焉者也，因感而为之记。

(古陶  市隐志）

　　注释：①“立谈”，喻极短的时间。《文选》汉扬子云（雄）《解嘲》：“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而封喉。”

　　②“同调”，声调相同，比喻志趣相合。《文选》南朝宋谢灵运《七里濑诗》：“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注》：“调犹运也，调音声之和也。”

　　③“寒素”，门第卑微又无官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身寒门素，无世祚之资。’”后泛称家境贫寒的人。

　　④“畀”，给予。

　　⑤“姑苏”，山西，在江苏吴县（今苏州市）西南。《史记·河渠书》太史公：“上姑苏望五湖”，即此。后来所称吴县治曰姑苏。

　　⑥“皋兰”。山名，在甘肃兰州市。兰州，即以皋兰山取名，故兰州亦称皋兰。

　　⑦“工”这里当“擅长”讲。《韩非子·五蠹》：“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⑧“条贯”，条理；系统《史记》八四《屈原传》：“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⑨“崇朝”，从天亮到早饭之间，喻时间短促。《诗经·卫·河广》：“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⑩“丙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

　　■“阿附”，阿，近，亲近；附，归附，顺从。

　　■“薰莸”，薰，香草；莸，臭草。

　　■“庚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

　　■“古陶”，山西平遥县古称。汉为京陵县，后魏徙置平陶县，因有“古陶”之说。

写在后面

　　以上是《票庄协同庆始末记》一文，作者署名古陶市隐，不知真实姓名。但以他对该票庄的了解，甚至细微处的描述来看，应是一个非常了解该号历史和经营状况的人，很有可能在其中任过职，参与过若干活动。该文最早见于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中的附录，后被多种晋商、票号研究书刊中收录。

　　查《山西票商成败记》初刊于民国六年（1917），而协同庆票号最终歇业的时间是民国二年（1913），在商业失败后追忆前情、总结教训而写成此文也在情理之中。那么该文的写作时间我们大体可以推定在民国三年到六年之间。此时正值辛亥革命以后，外国金融机构拥入，国人兴办银行也如雨后春笋，原有的山西票号处在全面的衰退期。试想一个经营五十多年的大号，四年账期每股红利可动万的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跌，当事人的悲凉心情可想而知。

　　据早年晋商研究学者卫聚贤先生著《山西票号史》一书中写道：

　　协同庆、咸丰六年成立，民国二年歇业。资本三十六万两，四年一账，最多开过一万四千两，普通以开八九千两为多（公积金约四十万两，至张治德时，将公积金开为股份，故开了一万四千两，而此票庄从此空虚）。

　　股东 王栋榆次聂店村人（后人已无）

　　米秉义 平遥王智村人

       李葆桂  榆次长凝人

　　经理 刘庆和（领本，光绪十六年卒）平遥侯冀村人

　　赵德蒲（约一年）平遥城内人

　　张治德（五年）平遥城内人

　　雷其湗（四年）平遥城内人

　　温子翰（三年）平遥城内人

　　另外在1996年出版，由张巩德主编的《山西票号博览》一书中对协同庆票号也有专节介绍，文字量不小，其中平遥财东，名东秉文，是否属校对失误？不得而知。资本最高额为十二万两，仅为前引文的三分之一。历届经理人名单加上之前的陈平远、孟子元较为完整。但雷其澍名，与前引有一字之差。

　　该书对协同庆的资料汇集较多，有很多数据和史事，举措如该号在全省、全国开设分号有三十一处。再如1913年歇业之际，其十九处分号尚有存款额2651055两，对外放款3284089两。以下详列有各分号的具体数字，计算是无误的，但又给人产生了一个疑问，该号当时的债权债务相抵还应有资金603014两，即令有四成的死账难以追回，也应有三十六万以上，那么“歇业时有银二十四万”又是从何说起呢？

　　书中谈到数据很多，如以厦门分号十一年获利14万两来推算，三十一处分号五十七年中全号获利应为两千多万，以十二个银股分派，每股累计获利应为一百六十多万两。首先票号的分号设立要有一个过程，先后不一，有的又因故撤回也不鲜见。再则每处分号会因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经营水平不同，赢利状况会有很大不同。仅以一处为例，乘以五十七，再乘三十一，这种计算法不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同样，票号赢利后其分派应是银股、身股共享，这已是当年山西商业中普遍的模式，协同庆当时员工数量是相当大的，这些人中有多少身股，未能说明，仅以十二家银股分享，恐怕也有不确。

　　该书还将《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的作者李宏龄和《票庄协同庆始末记》一文的作者古陶市隐混为一人，似乎未注意到该文在出书时前面有一“附”字，即附录，可能是别人的文章，类型相似，附录于后供参阅，表达一个意思，可见并非李宏龄作。再则李宏龄虽然在票行混迹多年，可算一位有识之士，但他从未就席于协同庆，以一店外人能了解诸多细节恐怕很难吧，因此将二者相混也有待商榷。《山西票号综览》一书在书后详列有其写作中的参考文献、书籍、论文达二百多种，但行文间却不加一注，令读者不知其资料的具体来源，引用起来不够踏实。

　　让我再回到《票庄协同庆始末记》本文，这位古陶市隐先生不仅是一位熟练的票商，文笔也相当流利，在不足千字的文章中，不仅回顾了票商的历史，也对本号的曲折经历作了较系统的记录，其中还特别着重于两个人，首先是第二任经理孟子元先生，被他称为明达之士。主要写其知人善用，不拘一格拔识人才，不论原来熟识与否“皆于立谈之顷，引为同调”。对于赵厚田（德蒲）“尤能田一见倾折，拔之寒素，畀以重任。”孟君因材施用，用人不疑为商号开创、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被破格任用的赵君以其聪明的头脑，过人的判断，高度的敬业精神，长年扎在协同庆票庄的重点分号四川成、渝一线，发展为赢利最多的分庄。曾一度受人猜忌，仍不以为意，专心号事，晚年荣升经理锐意改革，惜天不假年，难以续志。以后“后继起者，大率按部就班，绝非应变之材。”其实还不仅才干有限，决策也大多失误。据《山西票号史》记，后任经理张治德任期内将原有公积金四十万两开为股份，参加分配。以往每四年账期单股分红多为八九千两，相对稳重，此年因公积金加入其单股分红数高达一万四千两。为显示个人政绩，将票庄抽空，没有准备金的金融业是难以抵挡任何风险的，故而散伙歇业早在意料中了。

　　当然票号最终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就人事方面论述，有感而发，文情并茂，可算一篇既有资料性，又不乏文采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