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成杰 董婕
中国何以称谓“中国”？这个问题始终是所有中国人、海外华人所关心大问题，尤其是当今的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国家影响力受到全世界瞩目，如何让世界在关注一个经济崛起的中国之同时，还能了解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国，读懂“中国”的含义与由来，也就具有了特别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不断有中国考古界学者，试图结合最新考古成果对这个问题给出尽可能准确的答案。
笔者依牛河梁遗址最新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认为最早的中国脱胎于红山古国。
一、二里头遗址与方位之中国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先生分别于2009年、2014年先后出版《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两部专著，结合二里头考古成果全面论述了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
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时代的青铜重器——何尊，最早的“中国”二字就出现在这件国宝之上。上面有122字的铭文，其内容是说周武王打算在灭商之后营建东都，其中有一句是他对上天的祭告：“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就是打算在天下的中心营建都城，并在这里统治人民。何尊上的这篇铭文把最早的“中国”所在的地理位置，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周本纪》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引用了周公的话，认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记载“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献，是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古籍。《在尚书·梓材》中，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其中有一句“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这里提到的“中国”应该是指关中至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在《诗·大雅·民劳》中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说法，这里的“中国”一词则同义于“京师”。殷墟甲骨文中的“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词语是对商朝王都的称谓，这些带有文化本位色彩的自称，其含义应与西周时代的“中国”含义相当[1]。
许宏的《何以中国》一书，其实也是对最早的中国何以产生的追问。该书讲述了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通过陶寺遗址的兴衰、新砦遗址的崛起，嵩山地区古文化的繁盛等等，最后汇集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问世，进而解构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2]。
许宏先生将二里头遗址与最早出现的夏王朝对接，进而将地理中心的中原地区作为解读早期中国之依据。
二、陶寺遗址与理念方位结合之中国
2011年，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山西第二工作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何驽先生在《三代考古》上曾发表《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一文。介绍了在陶寺遗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新出土的漆杆——圭尺的功能，为破解“中国”概念的由来、揭示“何以中国”的疑问，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何驽团队结合陶寺出土的圭尺及其成套组件，认为甲骨文的“中”字本意就是圭表观测仪器系统中的圭尺，而“立中”之“立”当为“定位”解。“立中”可以理解为“定位中点”的仪式。刚开始建国建都时，“立中”活动是为了确定“王者居中”的地中，即中心位置。日后定期进行的“立中”活动,则是观测日影在圭尺“中”上的“位置”。两种行为都离不开圭尺“中”。圭尺（中）与立杆（表）组合使用，在正午时分测量圭表日影，即可判定节气、制定立法，还可以进行大地测量、确立“地中”。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中国”概念的最初含义。
圭尺（漆杆）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180厘米。先整体髹黑漆,再间断髹石绿色漆段,绿色漆段两端分别髹以粉红色漆条段与黑底漆相间隔，使漆杆体呈现出黑绿色段相间的醒目纹样。第1～11号色段总长39.9厘米，约合1.6尺，即《周髀算经》记载的“地中”夏至影长。何驽团队通过实测研究发现，陶寺圭尺上代表夏至影长标志的第1～11号刻度彩段，与陶寺当地夏至影长的实测数据并不是准确相符。何驽解释为：No.11刻度彩段接近1.6尺的夏至影长标志是从陶寺文化的源头垣曲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继承来的“夏至传统标准数据点”，在陶寺遗址虽不具有实用功能，但表示对祖先传统夏至数据的尊重。其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则是垣曲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便自命当地夏至影长1.6尺为地中，陶寺城址的选址则是在附会这一传统理论夏至“地中”晷影标准，尽管陶寺夏至晷影并非准确的1.6尺（1.69尺），但是大致接近，对外政治宣传时可号称“1.6尺”,故而陶寺圭尺一定要标出在本地没有实际测量功能的No.11色段1.6尺影长标志点，以标榜陶寺当地夏至晷影的正统性与合理性[3]。
何驽在后世的古籍记载中也发现了与上述类似的现象，在《周髀算经》当中，夏至影长和冬至影长古老的标准数据，与其余22个节气的影长数据并非同一套实测系统数据。针对这种独特现象，天文学家黎耕、孙小淳指出：“自东汉至唐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尽管历法一再改革，然而正史中的冬夏至的影长数值却一直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现象不是由单纯的技术原因所致，而是受到当时人们的宇宙观的限制而发生的。[4]”何驽的研究将这一做法的传统上溯到陶寺文化，并指出其思想基础便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意识形态。因为冬至和夏至是历法中两个最重要的节令，是最能表现太阳在一个太阳年中视运动变化的两个南北极点，最能反映一年中季节、气候、昼夜长短的轮回变化，是将一年分为阴阳两个半年的节点，也就最能代表一阴一阳的“天道”。于是，“天道”的永恒,就可以用“冬夏至影长数据”的不变来体现。这说明对冬至、夏至的重视是古人一直传承不变的古老观念。
由于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王权的一部分。所以何驽团队认为，陶寺圭尺的功能反映了陶寺文化的国家政权性质。夏至影长与“地中”的关系是“寻中”建都的关键之所在。但是，夏至影长作为地中标准确立的地中，并非地理位置上严格意义上的中心，最初是由政治霸权中的话语霸权决定的。也就是最初的政治霸权中心可以将自己所在地的夏至影长规定、宣称为“地中标准”。一旦地中就是“王者居中、以绍上帝的唯一通道”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后，后世的王者又试图寻找夏至影长符合“地中理论标准”的地点来作为都城的选址，以附会“地中标准”，这又称为“寻中”或“求中”。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地中标准可以继承，也可以变更。继承者标榜自己是先贤之继大统者，变更者则表明自己顺行天意革故鼎新[5]。
陶寺城址就是按照政治意识形态里传统的理论地中标准夏至影长来选定的，故而在观念中被视为“地中”，尽管与科学测定的实际夏至影长数据不符。但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中国”。这应该是“中国”这个称谓最初的概念。虽然垣曲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有可能已经有了夏至影长1.6尺为“地中”的标准，并标榜本地是地中或中土，但是其中心聚落尚不具备都城性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社会组织也不构成国家社会，因此当时的地中概念还与“中国”尚未建立关联。只有当陶寺城址依照地中标准选址，具有都城性质，陶寺文化社会组织进入到国家社会，“地中”与“中国”的概念才被结合在一起，陶寺才可视为最初的“中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就是地中,也称为中土。地中的确定必须通过圭表的夏至影长来判定，也就是用圭表“中”来确定[6]。因此笔者说，陶寺中国是理念与方位结合的中国。
那么，王者为何热衷于追逐“地中”呢？何驽认为武家璧先生的观点极具启发性：上古盛行盖天说，以为大地是平坦的，故认为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即“天之中极”只有一个。对应“天之中极”的“极下”地区,就是“土中”或“地中”。《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所谓“自时中乂”就是躬自践行“土中”致治之法，密近“天室”以“绍上帝”。于“土中”建国(都)，称为“中国”[7]。也就是说，大地与北天极对应的地方就是“土中”。《说文》：“中,内也,从口丨,下上通也”,说的就是这个引申的意义。王者热衷于逐中，就是因为在古人的认知里，地中与天极是对应的，唯有这里才是人间与皇天上帝交通的孔道。王者独占地中,实质上就是绝了他人通天地的权利即“绝地天通”，垄断与天帝沟通的宗教特权，从而到达到“君权神授”、“独授天命”的合法化和正统化的政治目的，将宗教意识形态转化成王权政治意识形态，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的“中道”。王者只有逐中、求中、得中、(独)居中,在地中建都立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受天命、固国统[8]。所以，地中或中土就成为群雄逐鹿、八方向往的中心。
至此，何驽团队进一步解读了“何以中国”？这个疑问。“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们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最大特征[9]。
2014年何驽先生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一文，对陶寺与”中国”的关系又做了高度的概括：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IIM22漆圭尺构成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仪器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政治话语霸权层面上的“地中”，陶寺观象台如同距今4100年前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10]。
回顾何驽的研究我们有如下启示：
（一）对冬至、夏至的重视是古人一直传承不变的传统观念。即使随着天文时间的推移，一些与冬夏二至相关的，如圭表测影影长、日出日落方位等天文观测数据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古人为了强调二至这一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往往在制造器物或其他外在表现形式上在很长的时间段恪守这个相对不变的传统，意在传承一种形而上的重要理念。
（二）建都所确定的地理方位之“中”，所依据的夏至影长作为地中标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中心,最初始为政治霸权中的话语霸权。政治霸权遵循一种意识形态传统，在哪里建都，那里就是“中土”。关键是将“中土”赋予什么理念。
（三）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政治霸权所遵守的传统理念，也是话语霸权赋予“中土”位置的指导思想。其核心要旨就是“中土”要与北天极对应。其实在北半球只有北极圈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极下之地”、“中土”或“地中”。但当时的政治霸权只能是在其所占有的土地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地方作为“极下之地”，以对应天上北辰，认为其所都之地就是地中。主要是能够规定出此地即是与皇天上帝交通的专有通道,而且要突出体现王者独占，绝地天通。只要符合这个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在话语霸权中，极下中土的位置是可以根据霸权的需求人为确定的。而于这个“土中”建都，就可称为“中国”。
那么，陶寺遗址所遵循的“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是从那里继承的呢？根据何驽团队的研究启示，我们可以此追溯更古老的中国。
三、牛河梁遗址与理念之中国
笔者在研究辽河文明的专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辽宁科技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中，运用美国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的虚拟天文软件Stellarium 0.13.2，对辽河流域古文化遗址（包括查海-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中的建筑遗迹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辽河流域有着古老的北斗观测传统，甚至已经形成一种信仰层面的意识形态——基于北辰崇拜的盖天宇宙观。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是因为辽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纬度和原始农业的发生而形成的。在北纬40度以北的辽河流域，北斗星可以长年观测，在距今8000年前的查海-兴隆洼文化到距今6000年前牛河梁红山文化早期，北斗处于南中天时的最大高度角大约在80°～70°。这时北斗几乎就是在人的头顶正上方，如果将北辰圈视为天区，那么牛河梁地区就更接近于地理意义的极下“中土”，仅从视觉观测的感受来说，北辰天区在头顶上方的感觉，在辽河流域比黄河流域更直观、更真实。
经软件Stellarium 0.13.2显示，牛河梁遗址从整体建筑布局到局部地点设计都与北斗在四时八节的方位或北斗绕极运行的轨道有关。尤其是牛河梁第13地点的祭天法坛，完全是按着当时北斗绕极运转的轨道所设计建造的。
图1
祭坛是一个外形呈截锥状的以土石混筑的圆台形建筑（如图1）。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可大致复原该建筑的俯视平面图（如图2右）。最外大圈是直径约100米的锥体底边，底边到第二圈砌石台阶之间是20米的普通护坡石；第二圈外直径60米，它到内圈之间是宽10米的石砌台阶，所用石料讲究，体积大且砌石规整，一丝不苟；中间内圆是用多种颜色的土分层夯筑的圆丘。
图2
北辰天区是北斗绕极轨迹规划的，图2左是公元前3600年（该遗址规划建造的大致年代）冬至日的北斗天象，将北斗绕极运行的轨迹分成三部分，即外环为斗魁四星运行区域，中环为斗柄三星运转区域，内圈为北天极所在区域。将北斗相对北天极的位置图放在按实际比例制作的第十三地点平面图上，发现北斗运转轨迹基本与之吻合。这个巨型建筑整体设计理念就是仿造了北辰天区的穹顶璇玑。外圈（包括20米宽的环形包石带）象征北斗斗魁四星运行轨道环带；中圈（包括10米宽的环状砌石台阶）象征着北斗斗柄运行轨道带，而内圈直径40米的土丘就是北天极中心区域，也就是锥形璇玑的内顶。而60米直径的石砌台阶就是步入璇玑通往天极太一的“天”梯。所以它是红山文化信仰联盟在牛河梁祭祀圣地为整个红山文化共同体——红山古国而营建的祭天法坛。这里就是古国的政治精英们与上天沟通的极下“中土”。因为它就是地上的“天”，将二者上下贯通，就是一个标准的圆柱形通道，也就是与太极帝星交通的专有通道。
除了十三地点以外，我们发现，女神庙的设计也与北斗相关联。而第五地点一号冢和第二地点四号冢上层早期的两个圆冢，其三重冢界墙都是北斗斗魁的天璇、天枢、天玑三星绕极运行的轨道[11]。这种设计理念说明，牛河梁红山文化的政治精英们，已经把极星和北辰圈作为了自己灵魂的归宿。他们在盖天宇宙观指导下，把牛河梁作为极下之地，而修建的祭坛、祖庙、茔冢就是他们与帝星、祖灵沟通独享的场所。这些场所在设计理念上，就被信仰观念支配的政治话语权规定为是与天上的北辰圈对应的“极下地中”，所以，牛河梁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山文化共同体，即信仰联盟共同选定的“中土”。这个中土，并不是他们的都城，而是比都城还要重要的灵魂家园，这里承载的是红山文化先民的信仰。这种信仰更加强调的是阴阳和谐、天地交泰的“尚中”理念。所以，依据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以牛河梁坛庙冢为标志的红山古国可以说就是一个“尚中之国”，这个“中”更强调的是“天中”，是基于盖天宇宙观的理念之“中国”。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陶寺遗址所遵循的“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传统，就源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也是辽河流域盖天宇宙观亦或北辰信仰对黄河流域后世王权产生的强烈影响。
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根据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彩陶纹样的比较，精辟地论述到：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的红山后类型，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是多种经济形势互补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12]。
苏先生指出，与北方古文化碰撞融合的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一期)。而垣曲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就是承袭仰韶文化一期发展起来的，也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度期的文化。据何驽团队研究，其中心聚落很可能已经首创出夏至影长1.6尺为“地中”的标准,标榜本地是地中或中土。笔者认为，这种测量夏至影长，并以“冬夏至影长数据”的不变来体现天道的传统观念，定是继承了当地自庙底沟一期文化时代的古老传统。仰韶文化的天文观测体系以观测太阳视运动的黄道坐标系最为发达，其渊源甚久，可以上溯到仰韶早期的大地湾文化。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就是庙底沟一期对辽河流域的影响。除了彩陶纹样，在天文观测的成就与观念方面，也自然会与辽河流域发生交流与融汇。笔者在专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中论述了这种交汇的体现：牛河梁的建筑设计思想蕴含了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分别以黄道坐标体系和赤道坐标体系为主的两种天文学成就。其中对冬夏二至的重视就是融合了两河（黄河、辽河）流域的传统天文成就与观念，辽河流域对分至的认识与观测自查海-兴隆洼文化就开始了。
在查海遗址先民按冬至这天的北斗方位，并依岩脉的走向用石块创作出一条十几米长的龙形堆塑，从而确立了“东北—西南”向的“龙脉”，这个龙脉传统一直延续到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的主体布局就是标准的“东北—西南”维45°天文准线，代表夏至日出和冬至日落的方位（图3）。虽然与实际观测的牛河梁地区日出日落方位角（33°）有出入，但这种理想模式应该是一种观念上的东西，是对重视冬夏二至这个传统理念的传承。
图3
学界研究证明，庙底沟类型的早期，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多，到了后期，周围地区开始反弹，对中原地区又形成包抄之势。韩建业先生认为，以辽宁凌源牛河梁主体遗存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已经开始反向对仰韶文化产生较大影响[13]。所以，牛河梁这种基于盖天宇宙观的北辰信仰以及“尚中”理念必然影响到像垣曲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事实上，从出土文物（玉器）方面，已经有红山玉文化对垣曲庙底沟二期文化产生影响的表征。庙底沟二期文化以1.6尺夏至影长对应“地中”的观念，应该是既有对当地黄河流域天文观测传统及观念的继承，又有来自牛河梁红山文化信仰观念的强烈影响。等到了龙山文化陶寺遗址时代，除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对其影响外，还有来自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玉文化（玉璧）的影响。在观念上继承了来自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和红山文化地域的“中土”观念，并在另一个话语霸权指导下，在传统的“中土”观念影响下，寻找接近1.6尺夏至影长标准的“中土”方位——陶寺，并在此建立了国之都城。这样就有了何驽先生研究的理念与方位结合的“中国”。
四、结语
综上，许宏先生以二里头遗址为依据从地理方位上回答了“何以中国？”，这时已经是完整概念的中国；何驽从方位与理念结合的典型案例，向更早的时段推求了“何以中国”？的答案；而笔者则在观念及信仰层面上找到了更为古老的“中国”。如果按何驽团队的结论而言，陶寺可以称作最早的中国，那么这个最早的中国就源于红山古国。中国的由来，首先是辽河流域史前先民，开创了基于赤道坐标天文观测体系的北辰信仰，最迟于5000年前红山文化晚期时代，在“天中”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牛河梁“地中”为标志的信仰联盟——红山古国。也可称为“尚中之国”，是信仰层面的理念“中国”；庙底沟二期时代部分继承了红山时期的信仰理念，结合当地夏至影长，自命当地为地中标准；陶寺时代，继承垣曲地区的夏至影长标准及传统的天中信仰观念，又通过政治话语权确定以陶寺为“土中”建造都城。此时，是观念与方位结合的中国；二里头及西周时代，传统认同的“地中”也被从晋南地区移到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后来被周公所继承确定了东都洛邑的选址，故国宝何尊上的铭文称“宅兹中国”。至此，以中原地理位置为主要标志的中国正式亮相。
参考文献：
[1]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
[2]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5][6][8][9]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三代考古》（专题探索），2011年00期.
[4]黎耕、孙小淳：《汉唐之际的表影测量与浑盖转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1期。
[7]武家璧：《读清华简〈宝训〉(续)》,《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42期)，2009年9月，22～34页。
[10]何驽：《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5.
[11]董婕，朱成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辽宁科技出版社，2016.
[1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
[13]韩建业：《晚期红山文化南向影响的三个层次》，见《文物研究》第16辑，黄山书社，2009.
作者简介：朱成杰，男，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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