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谈到了日本人的边境人意识，他认为世界文明如果是一台弹珠机的话，那么日本就是这个弹珠机弹珠最后落到的那个接盘，所以日本人是一个接盘侠。这种意识使得日本文明成为全球那么多文明体中一个非常开放，也非常具有独特特征的一个文明体。
法国有一个东方学家叫做伯希和，他是20世纪初期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亚洲文明的一个欧洲人。他把日本的学术定义了一个词，叫做三余堂，一二三四的三，多余的余，三余堂。他说，日本的东西，文学是偷中国的，“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他的宗教是偷谁的呢？偷印度的佛学，“佛学窃印度之绪余”；那么它的科学是偷谁的呢？偷欧洲人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有的时候，我们在中国人的学术作品中，经常会引用伯希和同学的这个词，很看不起日本人，说：你看伯希和说的，你们日本的学术就是三余堂，没有东西是你自己的，你就是个边境人，你就是个接盘侠。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有人洗把脸会想一想，为什么日本的文学偷中国的，宗教偷印度的，科学偷欧洲的，但是那么小的一个岛国，一亿多人口居然能够成为全世界一个那么重要的经济体。
在80年代的时候，日本曾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个日本人写的本书叫做《日本第一》。如果没有信息化革命互联网的到来的话，很可能日本的经济在工业文明领域里面，它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即便到了今天，日本仍然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三余之国能够成为全球那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呢？这就跟他的敢于吸纳全球最好文明的这种开放意识有关系。
我给大家讲两个非常极端的故事。1893年的时候，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文部省想要仿效西方各国编一首国歌，能够在重大的节庆时候大家都可以唱。日本人就要找歌词，歌词请谁写呢？觉得自己写不出，就从老祖宗那里弄。日本古代有一本书，叫做《古今和歌集》，从《古今和歌集》里面找了一首歌叫《贺哥》，他把这《贺哥》做了一些改造就成为新的日本国歌的歌词。歌曲谁来写？日本人居然认为说我整个一个大的日本帝国找不出一个人可以写国歌的。结果，日本的国歌，也就是现在在唱的日本的国歌，它的作曲者是英国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叫约翰芬顿，是一个英国人。日本人把约翰芬顿做的这个曲子不进行改编，然后就请了德国人来编，这个德国人叫弗兰赛特。所以今天你听的那个日本的国歌，他的歌词是从古老的《古今和歌集》里面弄出来；他那个曲，初创是一个英国人，这个曲子的编成者是一个德国人。你说哪个国家敢干这样的事？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居然找不出一个人可以把国歌的曲子给编出来，日本人敢。
到了1945年的时候，日本战败，驻日的盟军司令部要为日本拟定一部新的宪法。当时盟军司令部的司令官叫做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就找了一帮人，参照了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魏玛宪法，苏联宪法。也就是说，它参照了英法人的东西，美国人的东西，德国人的东西，苏联人的东西，把这些行不郎当的东西全部加在一起，拟定了一部新的宪法，这就是今天还在使用的日本的宪法。今天的日本宪法不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集中了国民的智慧，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统一的国家意志，他是什么呢？它只是一个战败的结果。但是到今天，你看它已经成为全球那么重要的经济体了，我从来没有听他说，我要把麦克阿瑟搞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推翻掉，重新建一个日本宪法。日本人到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弹珠机下面那个接盘侠，这些东西，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魏玛宪法，甚至包括苏联宪法都有它优质的东西，既然有人把它们集成起来给了我，我干嘛还要改呢？这就是有趣的日本。
因为有这种边境人的全民意识，使得日本产生了两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他敢于吸取一切强者的智慧，在不断求变中寻求生存的空间，敢于变。他当年脱亚入欧那么坚决，很简单，他认为说我本来在亚洲就是一个边缘人，我大不了到欧洲去再当一个边缘人的。中国要脱亚入那就太困难了，对不对？那怎么可能？我本来是亚洲的主体国家，你让我干什么？所以任何东西都是中体西用，体仍然是以中国华夏文明为主，所有的东西都能为我所用而已。这是日本和中国作为两个亚洲国家在国民意志上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边境人的第二个能力是什么呢？他会因为自卑而变得自恋，因为自恋，然后变得非常的自傲，最终构成了一种识别性极其强烈的民族秉性。所以日本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又非常孤独的民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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