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本:中国古籍的海外遗珠

日本人所作《徐福渡海来日图》

“和刻本”是日本刊刻的中国古籍， 主要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6年)大批翻刻的中国汉文书籍。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在中国刊刻传钞的古籍通过贸易、朝贡等途径流传到日本,为书院、寺庙、天皇或幕府将军们收藏。有些古籍在中国早已亡佚,却在日本保存下来。因此和刻本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也为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籍有很多散佚海外，北宋司马光（或谓欧阳修）所作的《日本刀歌》中写道：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据说秦始皇时御医徐福带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带去很多古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籍被毁，在日本却得以保留。

日本宽文时期（1661﹣1672）刻印《孔圣全书》卷首，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

和刻本是汉籍在域外传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和刻本的特征之一是江户时代的和刻本多数已经附加了日式读法的“训点”，特征之二是多附有日本学者之序跋。和刻本品种多、刻印美，在内容方面，也往往涉及中国旧学问，有些著名的汉学家如赖襄、冈千仞、内藤湖南等都属造诣很深者。

日本宽文时期（1661﹣1672）刻印《孔圣全书》卷尾。

此外，一些由日本汉学家在明治维新前后（即中国的清末民初）所刊印的汉籍，以现代的视角分析当时的中国，这类书的代表是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此书用汉文编纂，是近代最早的中国通史著作，此书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均有很大的影响。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602年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东亚部份）

有学者提出“海上书籍之路”的说法，而刻本是中日之间存在“海上书籍之路”的直接物质证据。从南朝到近代之间的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中日“海上书籍之路”从未间断过。仅1840﹣1855的十六年时间里，通过“海上书籍之路”运往日本的书籍就达3407种。宁波港是中国书籍向日本、朝鲜及其他东亚国家输出的主要始发港口,客商从中国各地搜罗来的书籍都集中宁波港后,起航运往日本长崎、大阪等地。如1856年由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地球说略》一书传到日本后,在明治初年一度成为日本学校的世界地理教科书。

《地球说略》中的地球图， 作者为美国传教士祎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 ，出版于清末咸丰或同治年间（1850前后)。

在宋代以前至日本江户前期，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从中国输向日本，很多古籍在日本迅速翻刻流传。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近代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交流，中日间文化传播的流向发生了逆转。

《古逸丛书》，清黎庶昌编，光绪十年（1884）日本东京使署刻本。

千百年来，中国学人访书海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清光绪间担黎庶昌任驻日公使，在此期间，他与日本朝野士大夫中精于汉学者相结纳。得知中国散逸日本的经籍，决意不惜重金搜求。于是以钦差大臣身份在日本披沙拣金，获得珍本古籍26种，200卷，请日本最著名的刻工刊刻，名为《古逸丛书》。黎庶昌将自己三年来积攒的俸银一万八千两都捐出来，用于刊刻100部《古逸丛书》，全部运送回国。

近年中国学者继续这样的努力，出版了《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等和刻本古籍，接续了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