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社会生活中,或是明星,或是政要,或是平民百姓,或是这种那种公众人物;在家庭生活中,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或为人夫(妻),或为人兄(弟),又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把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当作娱乐八卦津津乐道,大多出于好奇好玩,没有多大的意思。《宋史.王旦传》有不少文字,记载宋真宗时宰相王旦居家过日子的私事及家庭琐事,却能使人见其“修身齐家”之一斑,别有一番感受。对于立体认识王旦,不无补益;对于今之治国理政,也堪为镜鉴。
堂堂一国之相,家有绫罗绸缎珍奇古玩不足为奇,王旦不然。他用的被褥穿的衣服布料都很一般,家人想用“缯锦”(有彩色花纹之丝绸)为其镶绣“毡席”,未曾得到他的许可。他的弟弟看中了一条玉带,感到很漂亮,专门买了送给他,他让他弟弟繫在自己身上,问道:“还漂亮吗?”弟弟回答说:“我自己怎么看得见呢?”王旦说:“只是使别人见了称好,徒然加重自己身上的负担,戴了干吗呢!”他没有接受弟弟的好意,依然佩朝廷所赐之带。王旦也“不置田宅”,住的只是先人留下的旧庐。如此这般,亦可见其“荐贤而不市恩”之真实性。王旦去世之后,人们方知“朝士多旦所荐”,倘若他“荐贤市恩”以至于卖官鬻爵,以官衔大小论价,还能清贫如此吗?
宰相之家可谓名门大族,并非“三口之家”可比,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得理顺。朝夕相处,天长日久,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事令人不快。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但将家庭作为避风港,憋屈之事,回家发泄,也情由可原。王旦能做到“家人未尝见其怒”,即使“饮食不精洁,但不食而已”,实为不易。家里的人测试过他“制怒”的底线:“尝试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饭,问何不啜羹,则曰:‘我偶不喜肉。’后又墨其饭,则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别具粥’。”如此克己待人,连一般的人都很难做到。至于“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婚姻不求门阀”,也是在宗亲关系中待人宽厚的一种表现。他的这种格调,与他在朝堂之上同僚之间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大度包容正相一致。
王旦家风纯正,没有瞒上欺下口是心非贪图安逸挥金如土的陋习。他之所以“不置田宅”,乃是为了使子孙自立自强而不因财忘义,所谓“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他在临终之时仍不忘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尤其是他一生的言行,更是让子孙信服的家教以及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他的三个儿子王雍,王沖,王素个个成才,与他的言传身教不无关联。尤其是季子王素,在“西边”当地方官“多惠政”,日后“再为渭州,边民老幼,至相率称贺”;在朝堂为台谏,刚正不阿,以至直言谏“色”,让宋仁宗忍痛割“爱”,“立命遣二女出”,与蔡襄、余靖被史官并称为“昭陵贤御史”。
如果在三十年前,我或许会对史书所载的这些事心有疑窦,以为这种“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不足为据。如今却以为史书所载虽然不可全信却也不可不信。就以《宋史》的“列传”而言,同为“帝王将相”的,该鞭笞的照样鞭笞。同是王旦,也不忌讳或掩饰其过,例如他的“不谏‘天书’之失”。
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以往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只把它当作儒家的一种教条。因为有太多的事实使人感到,这句常被官场中人挂在嘴边的话,只是他们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混迹于官场的附身符。然而,王旦的私事与家庭琐事,却能让人看到修身齐家与治国理政之关系的清晰脉络。
首先是“修身”: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仅治国理政,想树立一种好的家风,也用得上这句话。
其次是“齐家”: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以为“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的,未免有些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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