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三命通會》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但題曰育吾山人。
《明史‧藝文志》有萬民育《三命會通》十二卷，與此本卷數相合，惟以通會作會通，為稍異，考世所傳《星學大成》一書，為萬民英所撰。英字育吾，與此本所題合，當亦出民英之手。
《藝文志》蓋誤以民英為民育，又通會二字傳寫互倒耳。自明以來談星命者，皆以此本為總彙，幾於家有其書。」由此可見，本書在星命界擁有崇高地位，是傳統命理學習者必讀之書。
撰者萬民英，生於明嘉靖元年壬午西元一五二二年，卒於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西元一六○三年，字汝豪，號育吾，其先祖為江夏人。永樂年間，祖父萬義由御史貶為戍大寧都司衛，居易州，明嘉靖二十八年中舉，二十九年中進士，先後任河南道監察御史、福建兵備參議等職。民英性耿直，因直言得罪權貴，由此遭誣，借扶母靈柩回故里，從此遠離仕途，隱居三十多年。期間建鄉學，收弟子，熱衷慈善與教育。萬民英一生編著甚丰，刊行於世的命理典籍有《易經會解》《三命通會》《星學大成》《相字心經》《蘭臺妙選評註》《陰符經》。
《三命通會》成書初刻於明萬曆六年戊寅，該版本傳世稀少，目前僅知大陸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和台灣中央圖書館有藏。後世重刻本甚多，但肆意刪減且多有謬誤，因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曰:「中間所載仕宦八字，往往及明季之人，蓋後來坊刻所攙入，已非其舊。」從內容上看，要數《古今圖書集成》本和民國十三年甲子刊刻本《增廣校正三命通會》較為齊全。民國秦慎安有云:「卷一《總論納音》小註刪節太多，致難解釋。墨漏名氏，卷八卷九所列各命，名姓事實遺漏甚多。」，而《古今圖書集成》本和民國甲子秦慎安刻本與明萬曆戊寅刻本相比，最大的區別是將萬曆戊寅刻本中涉及星宿論命的第十二卷全卷刪減，再將原卷十、卷十一共二卷重編為三卷。由此可發現在歷代重刊《三命通會》過程中，刪減的內容多涉及納音和星宿，這與明代之前星命術論命體系的發展變化休戚相關。星命術的雛形產生於自中華先民因相信天地感應而人有不同的命運開始，古人之命運觀有二，一是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命觀，出土的甲骨卜辭、彝器銘文多次出現「爰命於天」的刻辭，說明早在春秋之前天命觀就已流行;一是思想家王充為代表的「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資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因此當時的星命術雛形與星象密不可分，嚴格的說可將其納入占星術範疇。信命觀念的流傳為星命術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時，陰陽五行學說的產生與發展以及占卜、相學、堪輿等術數的盛行也為星命術的產生準備了條件。
早期星命術的由來，眾說紛紜，難以確考，一說肇始於戰國時期的珞琭子，又說出於同時代的鬼谷子，兩說都無史料佐證。《漢書‧藝文志》亦云:「星命之說，漢有《太乙星子》等書推數，引以論兇吉。」可見推筭個人命祿的星命之術在漢代已經產生。從現有資料來看，兩漢及魏晉六朝時期人們主要根據《易》理布卦和生日所值星象來推人命祿，方法比較簡單。
至此，星命術還未成為一門系統的學說。漢代星命術多與卜筮、占星、相學等術數交相混雜，故早期命士一般同時兼有星官、筮者或相人等雙重身份。如被後世奉為命學之祖的司馬季主，《史記‧日者傳》即稱之為卜者，可見當時其即以筮者的身份為人推命。唐之前，兼有雙重身份的命士星工，主要從事替人推命的實踐活動，很少有命學理論上的建樹。
約在六朝後期，形成了一種根據星象、曆法來推人命祿的五星推命術。此術奉「生堯之丙丁，至唐猶存」的張果老為先師，故又稱果老術。其所言五星，並非僅指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而代指與星象推命相涉的整個天文系統。主要根據日月星辰的生尅制化之理，賦予不同星象以種種神煞命局的意義，按人出生時星辰所在位置推筭人的命運休咎。後世星命家奉張果為鼻祖，此術於隋唐時頗為盛行，至今民間亦有流傳，代表性典籍有《果老星宗》。本世紀初，吾一友參加全國易學學術會議，曾遇一陳姓女士，來自於湖北，其就用此法推筭人祿命。同時期，又有一種以中國傳統的陰陽五行學說為根據的時辰推命術發展起來，始稱三命術。主要依據不同時辰裡所生之人稟受陰陽之氣的情況來測斷人的貴賤禍福，代表性典籍有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著錄《珞琭子三命賦》一卷、六朝陶弘景《三命抄畧》，然均不見傳世。
中國古代星象天文學到唐代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質變:之前一直單純的占星術與筭命術相結合，形成了一種新的星象學——星命術，即用星象與生辰八字及干支神煞等因素相結合，來分析判斷一個人的人生命運。由於星命術的問世，所以星象學至此發生了質變。至此，中國古代星象天文學的兩大組成部分即占星術和星命術，便全部形成，使星象學的發展達到了頂點。占星術業已空前繁雜詳備，到了無所不至其極的程度，其集中表現為占星巨著《開元占經》的問世。但是，盛極則衰，占星術在《開元占經》問世之後，已與社會現實脫離了緊密聯係，其社會作用及對思想學術的影響也絕對比不上漢代星象學，這表明占星術已經走向衰落，其地位逐漸讓給了新興的星命術。另外還要提到，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的星象學就已經譯介到中國，到了唐代，開始與中国星象學的交融，比如《開元占經》便是由祖孫四代在中國皇家天文機構任職的印度人瞿曇悉達寫成的，至此，中国星命術命採用了印度佛教星象學二十八星宿體系，而根據目前江湖秘法，當用二十七星宿，即分別在論男命和女命時去除其中一個星宿。至此，五星術已發展完備。
而三命術，至唐時由命理學家李虛中將其系統化、理論化，使之成為一門「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時辰天干，相生盛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的命學術數。後世多以李虛中為三命術的真正開創者，以他的命學理論為星命術正式誕生的標誌。然而李虛中雖有著述，卻未見傳世。後人考證舊題其注《李虛中命書》三卷亦為宋人假託今人考證應為《鬼谷子遺文》。宋初，徐子平著《珞琭子三命消息賦註》，將李虛中的方法發展為以年、月、日、時配合干支，按:以目前發現的命理史料來看，唐代已經出現四柱論命法，且有比較完整的典籍流傳下來，此說似又不確。合為八字來推衍吉兇禍福，其所創八字推命術較前更重於五行推筭，方法亦更精密，對後世影響十分深遠。故後世多稱八字推命之術為子平術，並以八字推命的行世為星命術走向成熟的標誌。
自此，五星術和子平術便成為中國星命術的兩大主要流派。唐安史之亂之後，由盛轉衰，朝廷規定禁習天文星象，至宋，仍遵循此規。在這個時期，術士們開始把《易》學、河洛之學、佛道之理等結合五星術與子平術，創造出五花八門的新推命術，如皇極先天數、範圍數、成數大定、紫微斗數、八卦推命、九宮八卦遁法、功過格、撲地虎、兩會鉗......凡此種種，難以盡述。根據宋代野史記載，支中藏干之法，最早每支中均藏十干，後經過不斷實踐，才形成目前所用的支中藏干之法。此例可體現星命術在唐中末期後由於禁習天文星象，其論命體系發展變化的一個側影。今人莊圓點校出版之宋籍《應天歌》，其所涉及的論命體系也是一個例證。
宋之后，蒙古佔據中原達百年，中華文化遭到毀滅性破坏，而星命術也難迯此劫，大量術士被殺或迯離中土，許多典籍毀於戰火。至明代建立後，星命術才開始漸漸復蘇。民國秦慎安曰:「大抵古人學說，分著書口述二種。術家傳受，尤多口述，因流溯源，文殊理貫，有自來已。宋元術士，談命踵起，或謂四季十二時，各變部位;或取生人干支，配合八卦;或專用神煞;或別尚演禽。」，由此，又衍生出「以星、禽推測人的祿命吉兇」的演禽術。同期，隨著西方傳教士的來華，西方星象學也開始被介紹到中國，其突出表現為穆尼閣所作的《天步真原‧人命部》，但中國星命術並未完全吸收西方的方法，而僅是有選擇地選用了黃道十二宮的佈局方式，使之與中國固有的十二次及十二宮配合起來而已，由此產生了清代七政四餘論命術，而清代重刊《三命通會》刪減初刻本第十二卷，或許是該術興起之故。經過唐李虛中、宋徐子平等人的努力，星命術作為一門系統的學說正式確立，此後便開始沿著「書房派」和「江湖派」兩條平行的路線發展演進。「書房派」注重理論建樹，其成員多為文人學士，李虛中可謂此派的早期代表。韓愈為其所作墓誌銘言「其說汪洋奧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江湖派」側重於推命的實踐活動，早期該命士雖不重視理論著述，然多為讀書之人，且主要服務於上層社會。而星命術經長期發展變得日益複雜繁瑣，易學難精，因此歷代真正精通其學術的專家莫過如唐張果、元鄭希誠、遼耶律純、明萬民英和杜全數人而已。清以後，隨著星命術在民間的傳播，逐漸淪為江湖術士斂財手段，自此便為文人學士所不屑。
綜前所述，星命術當涉及易理八卦、河洛、干支、十二宮、星宿、納音、音律、神煞、演禽等內容，又可分為果老術、子平術和演禽術，而《三命通會》的和萬民英另一著作《星學大成》成為傳述星命術的佼佼者。
觀歷代《三命通會》版本，大致經歷過三次脩訂：
第一次脩訂為清雍正四年陳夢雷編撰《古今圖書集成》時，刪減了初刻本第十二卷及部分涉及納音的內容，在「六十花甲日時辰斷」中增補的少量明人命造，同時沒有大量刪減官階不高的命造的姓氏，在前七卷刪減的內容也較少，更接近初刻本，但存在明顯的脫漏竄文現象，如《元理賦》脫漏三句賦文及註解，竄入《明通賦》四句賦文及註解，《真寶賦》脫漏篇名和首句賦文，全書仍編為十二卷;
第二次應為雍正十三年蔣國祥重脩詳見附錄蔣國祥序，在《古今圖書集成》本基礎上，在「六十花甲日時辰斷」中增補了大量明萬曆之後命造，如增加了明崇禎帝御命等，但又對官階不高的命造刪減了具體姓氏，同時對部分歌賦依據流傳到清代時的版本作了少量脩改，全書仍編為十二卷，康熙年間編撰《四庫全書》採用了蔣國祥重脩本，在前七卷又刪減了部分格局;
第三次脩訂為民國十三年文明書局請秦慎安在前述三個版本的基礎上重訂，內容基本與蔣國祥重脩本類同，只以勘誤為主。
今以萬曆戊寅本為底本重訂《三命通會》一書參考本有大陸國圖藏本、浙江省圖書館藏本和臺灣央圖藏本，另有清內廷和民間鈔本各一種，對原本所引他書之處及明顯脫漏予以增補，主要參校本有《五行精紀》版本為三十四卷宋刻本再刊本和三十三卷明鈔本、清雍正十三年蔣國祥《三命通會》重脩本、《古今圖書集成》本《三命通會》、《四庫全書》本《三命通會》、民國文明書局本《三命通會》，另有明代或之前版本的十九種星命典籍及一種六壬典籍，以及《容齋隨筆》等類書三種，另在考證所列古人命造時參閲了《二十四史》和万斯同《明史稿》。從校訂過程中發現，萬民英雖大量抄錄《五行精紀》內容，因其所用底本係三十三卷明鈔本，如卷三引《金書命訣》論丙丁寅丑為聾啞字，多「若還曲腳多多帶，父子須教兩姓生」一句，而此句《五行精紀》刻本無，鈔本有，顯係明人抄錄時補入，因該鈔本非全本且抄錄過程中的增刪遺漏，故萬曆本《三命通會》亦存在大量錯漏之處，如《愛憎賦》，總共找了七種明代命書校對，反而是萬氏所輯訛誤脫漏最多。在比對萬民英輯錄的命理歌賦過程中發現，萬氏遺漏了較多當時流行的歌賦，如萬祺尚書所撰三篇歌賦，萬民英在文中有引用，但全文未輯錄，現全文補入。同時還發現萬民英輯錄的歌賦註解在明代並不是唯一的，此次增訂過程中在其他明代命書中收錄的不同註解，擇其精要亦補入本書。
二○一九年冬香港心一堂出版《三車一覽》，對萬氏所引該書部分進行比對。《古今圖書集成》本《三命通會》不含標點約為四十六萬五千餘字，萬曆本《三命通會》約為五十三萬七千餘字，經與諸種參校本比對後約增補十五万一千餘字，增訂後全書約為六十八万五千餘字，如計入標點幾達八十二萬六千餘字，故名之曰《增訂萬曆初刻三命通會》。對本書所引部分，明確出處的均加以所引書名，引文加以引號。對原書有大段明顯訛誤脫漏或比對後有差異無以確認的，均加以校按，而大量的單字或詞的錯漏，原書多達千處以上，故不再一一加以標註。第三次修訂時對於最近幾年新發現的古籍中所引歌賦再加校訂，同時增加了人物考證。因學術水準有限，文本錄入和校對過程中難免存在錯漏之處，還請方家指正，同時感謝莊圓、丁鑫華、王相山、李玥璇諸君在審校過程中給予的幫助。初版出版後，承蒙上海陸致極、戴澤潤、王化斌、金玉章、莊圓，鄭州李常勝，磐安陳勝，潍坊于伟，深圳周深誼、尤武偉、丁鑫華諸君協助，對初版存在的錯漏再次進行校對出版二版。計畫出版三版時，承蒙李常勝、曲先勝提供其修訂建議，在此對所有提供本書修訂意見諸君特致感謝!
歲次甲午仲夏東海寧波李鏘濤初書於璇璣居
歲次丁酉仲夏東海寧波李鏘濤修訂於璇璣居
歲次辛丑仲秋東海寧波李鏘濤再訂於璇璣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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